安生：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的路径选择

　　后发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过程不是顺理成章，而是极其困难的。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除了拥有足够的资源，路线选择也极其重要。

　　先发国家具有科技、军事、资源、经济优势，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竭尽全力打击后发国家。

　　自古以来，后发国家挑战发达国家，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拿破仑法国挑战英国，德国两次挑战英法，苏联挑战美国，都没有成功。

　　近现代以来，成功取而代之，只有美、苏取代英法。

　　如果广义来看，汉朝击溃匈奴，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攻守形势转换，也可以认为是汉朝夺得亚洲霸主地位。再向前看，秦国作为落后国家，最终兼并相对发达的其他六雄，统一天下，也可以认为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

　　后发国家能成功挑战发达国家，往往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军事实力压倒对方、长期经济发展积累实力、社会矛盾平缓可以耐心等待时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不住的外援。

　　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么后发国家是没有可能取代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从来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使用一切手段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如果发达国家具有军事优势，必然会采用军事手段维护现有地位和利益。在军事实力没有绝对有势以前，主动挑战对方，把冲突摆到桌面，是不明智的。

　　法国挑战英国失败、德国挑战英法失败、苏联挑战美国失败，在军事上都没有取得成功。

　　美苏取代英法，靠的不是二战英雄的虚名，而是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美苏没有诉诸武力，是因为悬殊的实力差距，让英法无力诉诸武力。汉朝取代匈奴，不是靠和亲，而是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彻底毁灭对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军事实力取决于经济基础，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独立于发达国家。否则，与对方高度融合，经济发展亦步亦趋，经济实力很难超越对方。对方经济出现问题，本国经济也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比对方困难更大，自然没有实力取而代之。

　　拿破仑法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在经济上，都没有取得优势。

　　二战前的美国和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尤其是美国，19世纪末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上，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在战争期间，才能显示出惊人的产能——工业时代的战争，高科技产能决定胜负。汉朝农耕文化对匈奴的游牧文化本来就有经济优势，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大汉的具装骑兵收割匈奴的弓骑兵。

　　社会矛盾缓和，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激烈的社会矛盾，必然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政治、经济动荡，甚至爆发内战。生产力发展停滞，内斗不已，这样的后发国家自保都难，是不可能取代发达国家的。

　　调节社会分配，厚积薄发，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反之，希望向境外转移矛盾的方式，缓和国内危机，往往选择冒险、盲动、机会主义路线。

　　拿破仑法国、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德国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都不愿意对国内大资产阶级(高级官僚)开刀，而是希望向外转移矛盾，走上军事冒险的路线，在不断的战争中，或是被毁灭，或是陷入更严重的危机。

　　当年，美国和苏联，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一方面，美苏都有广阔的处女地，社会矛盾较弱，一方面，推行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政策，主动缓和社会矛盾。

　　与美苏类似，汉朝经过秦朝灭亡、楚汉争霸之后，地广人稀，社会矛盾缓和。刘邦、惠帝、吕后、文景两帝的接力，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时代，为了获得军费，垄断盐铁、推出算缗令和告缗令，施行人口向关中迁移。武帝的政策，客观上都起到了打击富豪，抑制阶级对立的作用。

　　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是后发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后发国家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实力较弱的时候，取而代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效果。反之，在本国经济危机，对方实力强盛时发生冲突，则可能彻底失败。

　　不愿打击国内豪强，缓和社会矛盾的后发国家，无法耐心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这些国家把缓和国内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成功的军事冒险上，希望获得境外资源，缓和国内矛盾。这些国家发动军事冒险的时机，往往是自己最困难的时期，却未必是力量对比对自己有利的时期。这样的军事冒险，往往诱发发达国家的全面打击，形势对比不利时，全面反水。

　　还有些国家，连军事优势都不具备，盲目扩张，必定面临更严重的失败。

　　拿破仑挑战英国，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机都不理想，但是在国内高压的前提下，已经不得不动手。

　　美苏接受二战的时机是被动的。但是，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国内矛盾没有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他们既可以被动接受战争，也可以主动采取孤立主义继续耐心等下去——随着时间的发展，力量对比的发展方向是对自己有利的。

　　发展经济、缓和矛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都需要摸清基本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力量，比如买办，显然不能作为后发国家崛起的基本盘。还有一些境内势力，拥有强大的资源，向上富可敌国，向下压榨苍生。这些势力控制的资源不为国家所用，只能为私人或小团体攫取更大利益激化社会矛盾。历史上，这样的势力往往勾结境外敌对势力作为外援，比如申侯勾结犬戎杀死周幽王，比如韩王信勾结匈奴。这样的势力与卖国者只有一线之隔，没有成为卖国者无非是暂时风险太高收益不足而已。这样的势力显然也不能作为基本盘。

　　拿破仑把大资产阶级作为支柱，德国保护垄断资本的利益，苏联维护高级官僚的利益，这些国家，都没有把基层群众作为基本盘。这些利益集团都拥有强大的资源，但是都没有和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

　　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美国就抑制大资产阶级;苏联把工农作为基础;汉代初期沿袭秦朝的制度，重本抑末，限制富豪，汉武帝打击豪强。放弃极少数人，把绝大多数劳动者作为基本盘，维护他们的利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国家才能有效刺激生产、集中资源、缓和社会矛盾、奖励耕战。

　　当然，国家的基本盘是辛勤的劳动者，而不是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一面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一面推行“人在家中坐，馅饼天上来”的政策，与扶住劳动者的政策，差值秋毫，谬之千里。这样的政策并不能鼓励生产、集中资源，只能加重劳动者的负担，败坏社会风气，加速社会秩序的土崩瓦解。

　　外力可以锦上添花，可以助长声威，但是不能共克时艰。第三方力量，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见利忘义，顺风依靠，左右摇摆、骑墙，见利忘义，朝苏暮美，插标卖首，抱大腿。顺风时，攀亲认友，板荡时，落井下石，顺手牵羊。

　　不能把第三方的力量作为基本盘纳入双方力量对比，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必须立足本国国力。否则一旦板荡，第三方力量立即反水，全局力量对比瞬间逆转。

　　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普鲁士立即反水。德国战场失利，德国的盟友，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先后投靠盟国——许多国家还是在德国在当地有驻军的情况下。苏联遭遇困难，东欧剧变，北约东扩。

　　美国本国的国力可以直接碾压轴心国，苏联的国力可以直接战胜纳粹德国。天助自助之人，自己的力量足以战胜对方，外力才会坚定地支持，而不是临阵反水或者加入瓜分者的行列。

　　西域各国，可以助力汉朝攻打匈奴，但是很难坚定地和汉朝站在一起。一旦汉军遭遇军事挫折，西域各国很容易从各自利益出发，退出联盟，甚至公开采取对汉朝敌对的政策。

　　后发国家拼资源是拼不过发达国家的，如果没有制度优势，那么不可能取而代之。正确认识并坚持制度优势，是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

　　秦国是推行军爵制最彻底的国家：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名田制，打破旧贵族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经济基础;奖励耕种，调动民间积极性;无功不爵，无爵不官，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秦军成为虎狼之师，所向披靡，不是侥幸而是有内在原因的。

　　其他六雄的君主，不是不知道秦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彻底割舍与既得利益集团(旧贵族、大商人)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知道自己最终将被秦国吞并，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不断割地贿秦，换一夕之安寝。

　　说到底，其他六雄的君主没有解决好孰重孰轻的问题。

　　认清基本盘，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经济，加强经济独立性，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成功的国家基本都选择了这条道，失败的国家基本都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