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您对政府的情绪过于怨恨，容不得一点错误。这么严重的疫情，期待少犯错，但真有了错，也得集思广益帮助政府改正，决不能带着情绪批评并传染情绪给整个社会，这不是您作为一个大作家和曾经的正厅级作协主席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您不应该把反对您的人封为极左，也不应该把反对的声音视为文革重来。您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主的代表，您的粉丝也都视您为敢讲真话的人。但是，您为何就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呢?说错了，您解释一下，实在不想解释，您不理也就罢了，为何非要扯到极左和文革呢?批评您，不也是民主的体现吗?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的公众号文章推送了方方作家对《日记》出版的解释，“采访人”署名为“李梅，孙绪谦，黎振宇”，文章简称他们为“学人”。
本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几位“学人”的来历，不关心“二湘”的国籍与职业，权当着方方作家的圈内相关者吧。
解释，是一种态度，但改变不了立场。
根据文章的采访记录，本人还是想说几句闲话，不对之处，还请方方作家原谅。当然，您硬是要给我再安个“极左”，那我也认了，极右也是极，极左也是极，多了就不急。
您对“约稿”误解的解释应该分两层看：
第一层是国内《收获》杂志，因“心情不好”，起初未同意，本没有打算天天写，是极左刺激了你，所以，记下去了。现在，正努力出版。照您这么说，《日记》发行的这口锅，您是要让极左来背了?没有极左的刺激，就没有被人唾骂的《日记》。
第二层是国外授权，您自己承认了授权是真。二月底就有打算了，三月初就已经把事务全交给代理人了，说是图方便。您当时打算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书的初衷和动力又是什么?难道也是因极左的刺激所致?驱动您写文章的动力是极左，到国外出书的动力也是极左?
您说：“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您的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中国的学者在国外出书的多着，各类书籍都有，我没有看到网友们骂谁卖国。您自己又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单独很反感您?
二湘，白先生，阿克曼，等。他们是中国人吗?他们为什么会对您的《日记》变成书那么有兴趣?您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图什么?就图您的“真实”?就图个“历史记录”?
如果真只图这两样，中国网络上到处有资料，天天有资料，他们为何不直接摘录成集而出书?为何非要借您的大名出书?难道您确保您的资料真实性远胜过记者的第一手资料?外国人难道看中的也是您的“文采”?
您卖的是书，当然卖不了国，因为您的力量终究抵不过14亿中国人。
不过，请您不要简单把骂人者说成幼稚者。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是有心理动机的，旁观者都有阅读作者动机的能力，未必多数人都很幼稚。
您又讲：“不乏有人故意要把大家带到阴沟里去，说给外国人起诉中国送弹药之类，这样弱智的说法，居然这么多人相信。”
方方大作家，“居然这么多人相信”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么多人都是您所讲的很弱智?是不是弹药，在国际斗争的现实大环境中，谁也不敢肯定，但谁也否定不了，您的《日记》基调给人的感觉本就与反华国家的基调相对吻合，即使排除您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成为美、印、欧等反华国家的弹药是成立的。如果您否认这一点，那您可能太低估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严峻形势了。
您又提到：“极左人士是少数，其他的人都是自己往自己身上套。”
您讲的这一点，我真的不太认同，您自己不妨回头看看，您多少次提到过极左?你长期把“极左”挂在嘴上，谁不烦呢?“极左”是个筐，您不喜欢谁，就把谁往里装。
实事求是地讲，起初的时候，我曾在公众号文章中呼吁过要宽容您的日记，因为您是坐在家里，即使信息有些失误，也不必特别看重，毕竟您不敢去现场落实，大家都怕。
但后来，我发现空气的味道不对，有两个现象让我转变了态度。
其一，您对政府的情绪过于怨恨，容不得一点错误。这么严重的疫情，期待少犯错，但真有了错，也得集思广益帮助政府改正，决不能带着情绪批评并传染情绪给整个社会，这不是您作为一个大作家和曾经的正厅级作协主席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您不应该把反对您的人封为极左，也不应该把反对的声音视为文革重来。您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主的代表，您的粉丝也都视您为敢讲真话的人。但是，您为何就听不得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呢?说错了，您解释一下，实在不想解释，您不理也就罢了，为何非要扯到极左和文革呢?批评您，不也是民主的体现吗?
实话实说啊，您有几篇日记，就是借着疫情反历史的。有必要吗?文革这事，中央早有定论，谁敢怎么样?您有必要挑吗?您刻意去挑，恰恰证明您在借着疫情搞政治纷争，您能否认?比如说，您在回复那个少年的文章中，用了“那时的我们，正如今天的你们。”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您说：“当时的我中毒了，八十年代用来排毒，今天的年轻人也中毒了，需要排毒。”有必要这样挑事吗?
从您写文章引起争论的整个过程看，真不是极左或者其他什么人在挑事，无风不起浪，是您自己太缺乏包容心所致，尤其是动不动就要跟谁谁谁“法庭上见!”。您这不是官威和权威的习惯性张扬吗?您要大众如何接受您的不可一世?
您说自己的书不存在阴谋论，关于这一点，我基本是认同的，您主观上应该没有阴谋，但您肯定有“想法”，没有自己的想法，出书仅仅是“经不住朋友的劝说”恐怕站不住脚。
您讲《日记》里记录了“无数的中国抗疫经验”，“无数”两个字，我本人是不太认同的，偶尔看到，但不是您日记想要记的，不妨请网友们把原始日记再看一遍，看有没有体现“无数”的经验?出版的书里面有没有“无数”尚难定论，如果未做修改，我看不可能有，您自己说会做“细微的修改”，不知道如何个细微法?
后面的采访，您还提到了网友暴露您的家庭住址。我估计就是有关“别墅小产权转正”的那件事。这事真有那么可怕吗?一般人恐怕是不在乎的，也许明星有点怕，怕狗崽队去盯着。您是作家，您怕啥呢?网友们还会盯着您?小产权转正的事，有，就承认，没有，就否认，做个公开澄清也就完事了，这应该不算网络暴力吧?这应该不算极左的事吧?从根本上讲，您把自己变成了公众人物，某些有关您个人事情法律疑点问题的出现，您是有责任回应公众的，不能简单把网友的关切视为网络暴力。人家质疑您的事，号子被封了，到底谁暴力了谁?
还有一事，陕西作协某年轻作家曾质疑某女作家，并且说的都是作家圈公开谈的事，当晚就被警方找上门。不知道说的是哪位大作家?这是网络暴力还是现实暴力?
最后阶段，您还讲：“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害怕。”
这句话也太那个了吧?您是谁啊?几个人不怕您?您真的会怕?
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出面否定您，也没有任何官方媒体公开批评您，更别说“法庭上见”的威胁。让您害怕的是普通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有人民群众的独立认知，不需要官方指点，更不需要“极左”指点。
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这一点，您必须清楚。
人民群众，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不孤立，希望国际环境能越来越好，而不是敌人越来越多，每一个公民，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要被敌人所利用。历史记录，在作者的眼里，永远是简单的。但在外国的阅读者眼里，则充满着复杂而又扭曲的解读，哪怕您不含有一点恶意，也能从中找出杀人的大刀。这就是国际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本逻辑。
到了采访收尾的时刻，您还是不忘记要打“极左”几记耳光，这是首尾相应的“解释基调”，一切的错误，都不是方方作家您的错，全是极左的错。网友们，你们要怪，就怪极左去吧!
世事纷争，莫不终于名利。方方大作家的新表态是：“全部捐出。”
我不想考究她从前的想法，作家说全捐，我也相信她能做到。不过，无论她怎么捐，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她仍然是名利双收。大家以为呢?
中国，抗疫初期，经验不足，犯了些错误，给人民群众确实也带来了重大损失，甚至还包含一些执法不当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抗疫过程中，因为病人极速地增加，武汉市和湖北省在管理上也犯了些错误，耽误了部分抗疫安排，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这些问题，需要检讨，需要追责，需要向人民群众做好说明，也需要表达真心的歉意。
眼望世界，我们也不必太过自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抗疫的安排，抗疫情的成绩，遭受的损失，我们都看在了眼里，全世界都记录在案。要提醒大家的是，它们的失败还是在中国已经提供抗疫经验的前提之下。反过来看，如果外国先暴发疫情，中国如此被动，方方的《日记》又会是何样的面貌?
有关《方方日记》的争论，迟早都会过去。
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歇。对内，我们希望十四亿中国人能和谐、稳定、安康地生活。对外，我们希望十四亿人能团结一致，不惧外敌，不拒友邦。病毒，没有国界，公民，却是有国家的。
有关方方的《日记》，我最终的看法是：从法律上讲，方方有权出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但是，这本构建在灾难尸骨上的《日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记录，最多就是疫区家庭的印象记录及灾情传递，因为作者的文学形象，因为社会化的情绪，因为大众的撕裂，因为国内外同类者的需要，它被赋予了变形的历史价值。
方方，您是大作家，您思想上的历史跨度仍然处于《软埋》的极差社会区段，您与很多人可能永远无法会合。您说自己的书与国家之间没有张力，但这不是您个人能认定的，它取决于亿万人民的共同判断。
写于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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