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朝鲜战争与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抗美援朝，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1]，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历史表明：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概括说来，中国抗美援朝实现了“双赢”，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一、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 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2]。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毛泽东“体面”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第二，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有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屯兵近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被变成了“死棋”。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如来合掌”之中。失去大海，蒙古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的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相反，外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外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并必将产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

　　最后，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火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被邀参加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确定的。

　　由此，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3]，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则是直言不讳，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明白：

　　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188bet体育网址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188bet体育网址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4]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

　　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将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5]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6]

二、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遑论美国)帝国的松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也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05年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工业，尤其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始，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一直到1955年。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得到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1945年的谷物产量比1940年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此后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被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产品数量约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7]，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8]显示，1952年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之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月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议”是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苏南冲突五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它具体表现为苏联在1945年通过促成外蒙古独立已形成了控制中国关外的有利地缘政治态势，在朝鲜战争后反转为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原来在苏联手中的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在战争结束后则转到中国手中。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南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叶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做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正因为失败，笔者才称之为“松动”，不然就是解体——正如我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看到的东欧发生的那样。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9]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转入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三、中国抗美援朝，毛泽东告诉基辛格：“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事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关于这场战争的必要性的争论还在持续，甚至还有人撰文说“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10]。

　　事实并不是这样。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基辛格，据基辛格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提起朝鲜战争，据基辛格记录：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问：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11]

　　这段在毛泽东同志临逝世前一年发表、直到2011年才由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披露的珍贵文献，可视作毛泽东本人对这场战争必要性的最终态度，毛泽东说：“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由上可见朝鲜战争对于新中国的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如果认识和理解了这些意义，我们就对中国入朝参战会有更深的理解，就对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两次——1949年打过长江统一全中国、1953年在金日成的同意下决定停战于三八线——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历史性和极为杰出的贡献表现极大的敬意。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会轻率地将中国抗美援朝的决定看作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更不会轻率得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由于“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等想当然的因而是极轻浮的结论[12]。

　　注释：

　　[1]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2] 引自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3] “美国在承担起一个世代的世界领袖责任之始，虽然挺费力，却通过了第一道考验。美国人的天真，另一面也就是他们格外的使命感，竟然在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导致了自己子弟将近十五万人的伤亡。韩国的危机导致欧洲方面增强实力，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能够有更大耐力进行冷战竞赛。但是，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发现一种战术，既可避免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能力消耗一个超级大国的决心。”[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43页。

　　[4] [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刘榜离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9页。

　　[5]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Naurice Issermen)，陈昱澍译：《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6] [美]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7]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给米高扬的报告(摘录)”(1953年9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4~695页。

　　[8] 该报告特别说明，这些数据是通过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个边疆区、州及自治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7个州比较得出的。被列入此项调查的农户家庭1923~1924年为5364户，1940年为10116户，1952~1953年有11883户集体农庄家庭。

　　[9]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0] “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 ‘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第12页。注：原文中的这些引语均无出处。

　　[11]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307页。

　　[12] 关于这些结论，可参阅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