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一些媒体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论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片子播出后，笔者不断接到熟悉的同志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短信，认为这部片子播出得非常及时，用事实有针对性地澄清了有的同志的模糊认识特别是一些人的无端指责。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一定的文化不仅是特定的人的灵魂的写照，更是这些人的信念的凝聚与流淌。
这部文献片，我看了两遍，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浑雄。
一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有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因为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笔者在这里想要问的是，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正气干云，十分必要。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寻找借口对小国弱国滥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保障。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以“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由，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已经爆发内战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既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则，又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却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中朝军民粉碎了美国的图谋。
有的学者在研究后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还有学者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对60多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有误解的同志或学者，一定要先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出兵侵占我台湾海峡，而我在其出兵三个多月，准确说是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美国侵略者违背人性、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激起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有数万名驻军。那么，究竟谁在捍卫、又是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这本来就是是非分明的事。另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也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一字一句对照《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军无论侵入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以上结论，已经并将继续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维护还是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是非分野。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的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只讲形式，鲜讲内容，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就往往操纵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干出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准则的事。
二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迫切和正确。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正确性。
60多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点上讲，60多年前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8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论述。60多年过去了，从片子中再次认真聆听这段谈话，我们更加认识到：正因当年打得“抗美援朝”这一拳开，才避免了冲着新中国60多年来和平建设与和平生活这百拳来。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细想来，当年毛泽东关于这“三把刀”威胁的论述，至今仍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并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抗美援朝战争无疑是正义和必要的，这是应然。但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这是正义与邪恶力量悬殊太大的必然结果。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能不能打赢，这是实然。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当时所作出的出兵朝鲜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片子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片子中列举：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 ，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国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还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美国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仍然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文献片第一集《抉择》中毛泽东分析归纳的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 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实现已经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这一群体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所以通观全剧，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始终贯穿该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三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直接间接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集《复兴》、第六集《和平》则讲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是回答了60多年前所进行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现代化的作战能力，提高了我军的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推动了军队的现代化，进而为我国此后60余年来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至今都对保障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部分国人中的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民生产总收入几乎是成倍地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展，还赢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
抗美援朝战争使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并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其实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铺平了道路。而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环境，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
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明确指出：“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的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打响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牺牲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伟大的抗美援朝》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四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现在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现在，反映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是艺术大家，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立独行，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很好的资源。我们决不能用政府代替市场，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并播放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在电影电视这一特殊的文化产业中，政府甚至党本身必须起到引领的作用。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就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并大力繁荣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中也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完全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有可能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式。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还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共赢共利的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仗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当然，笔者也绝不是主张反过来要“一窝蜂”地都去表现，使这一题材呈泛滥之势;毕竟我们是要努力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的。适当反映60多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又不是泛滥之势，很有必要。
其四，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借鉴一下中美关系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美关系史，可能会有好处;对我们珍惜战略机遇期，构建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也会有所帮助。美国的战略家很多，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仔细揣度基辛格博士的字里行间，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由衷的感叹：他为维护良好的美中外交关系出了不少好主意;在世界新的变局面前，他是想通过充分展示其“软实力”即运用和平的办法来进一步维护美国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他不愧是美国不可多得的大战略家。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这是考验中美两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并关涉中美两国乃至相关国家人民能否享用和平生活之福祉的天大的事。笔者还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决不搞制度输出，但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这话说得既温文尔雅，又威严雄壮。在这里，笔者建议基辛格博士应着重提醒美国的政治家不要误判形势，因为他们有着误判形势的先例。当年对中国毅然出兵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误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笔者深信，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政府中，也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战略家。能否将像《伟大的抗美援朝》这样的片子翻译成英文，做好工作，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观众。我们中国播放了美国多少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其中包括借鉴苏联发展经验，出现了罗斯福新政，这就是他们不断改良的成果。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都有自己的改革。美国也不会僵化守旧、永远不变。我们讲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孔子要走出去，老子要走出去，烹饪要走出去，太极、少林要走出去，中医药要走出去，也应该“夹杂点”新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作者：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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