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我军气势如虹！”——与历史虚无主义短兵相接的再回顾

　　2013年，旧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借历史研究之名，侮辱狼牙山五壮士，遭到反击之后，以所谓“名誉权”问题起诉我和梅新育，实际上拉开了全国人大制订并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序幕，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反动派为什么总是碰壁，总是失败？这是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不明白事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

　　这次起诉行动，是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到了巅峰时刻的孤军冒进之举，这也是他们走向失败的开始。

　　从那时起，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凝结成的法律成果，即《英雄烈士保护法》！

　　毛主席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觉醒感谢过日本侵略者，也曾为两弹一星的成功感谢过赫鲁晓夫，甚至要给他发一枚一吨重的超级勋章。

今天，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出台与生效，我们也应该感谢一下旧炎黄春秋和洪振快！

　　这场官司并不遥远，可许多朋友却已经不太清楚了，在后台问那场官司我们是否胜诉了?

当然，我们胜了！

　　我们的官司可谓前哨战。

　　之后，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刘宏泉、宋福保委托赵小鲁律师、王立华大校（作为代理人）乘胜追击，以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为由起诉洪振快，胜诉！邱少云烈士的弟弟起诉无良企业加多宝和网络大V作业本，再次胜诉！

　　连续的胜诉为英烈保护法的出台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氛围。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赵小鲁律师，王立华大校，许多老首长、老战友，以及无数的爱国网友都为推动英烈保护法的出台做了大量工作。

　　我那场官司，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有些“花絮”非常有趣。

　　——2015年5月12日第一次庭审时，我作为“被告”，坐在最里侧，旁边是我的代理人王立华大校，最外侧是我的律师赵明。对方两名原告两名律师，共四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多了一个，但似乎心理非常弱势，一名原告眼睛始终紧盯桌面，从不和我有视线交集;

　　——赵明律师和我的辩护发言结束后，王立华大校火力全开，义正词严，声震屋瓦。就是在那一刻，我发出了一条直播微博：“我军气势如虹!”令在法庭外焦急等待庭审结果的朋友们十分雀跃;

　　——海淀法院第51法庭非常小，原、被告都只能带三个人旁听。我的最后陈述结束后，旁听席上突然响起热烈掌声(这是违反法庭纪律的)，目测鼓掌的也包括原告的“亲友团”和疑似有关方面用来填充座位的人员，可见爱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情感；

　　——2015年9月3日，官司还处于胶着状态。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当时也在一家网站做直播，蓦然发现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

　　当时的心情，有点像老电影里的情节：阻击正打的艰苦，敌人已经突击到阵地前沿，忽然有人大喊：“我们的主力部队上来了!”

　　眼睛湿润了……

　　——2015年12月21日上午九点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宣判，黄钟、洪振快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依法驳回。

　　这一天，已经准备在刘宏泉、宋福保起诉洪振快一案中担任代理律师的赵小鲁律师也来到庭审现场。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同时意识到已经胜诉了，我和旁听席上的赵小鲁律师交换了一下眼神，会心一笑。

　　这一幕，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海淀区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中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构成“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不允许被改写和肆意歪曲评价;

　　第二，如果有人改写或肆意歪曲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的伤害，属于侵权行为。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司法审判的方式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贯穿于这份判决书了。

　　——庭审结束后，一名“原告”当庭失控，竟歇斯底里地质问审判长：“你们这是共和国的法庭还是共产党的法庭，为什么要在判决书中讲共产党的历史?”

　　审判长答道：“我身后的国徽，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漂亮!　　

整个案件虽然和政治密切相关，但胜诉却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对方的起诉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赵明律师专业水平相当高的辩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年1月4日，洪振快、黄钟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开启了二审程序。

　　二审期间，洪振快、黄钟纠缠王立华大校的所谓代理人资格问题，我方决定不在枝节问题上恋战，由赵明律师一人担任我的代理人。

　　2016年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开庭进行二审。

　　法庭上出现戏剧性的场面!

　　两名上诉人洪振快、黄钟各带了两名律师，共六个人，原告席总共只有五个座位，所以黄钟只能挤在原告席背后的小椅子上。四名律师中包括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与著名“死磕派”律师周泽，堪称豪华阵容。

　　相反，”被告“席只有我和赵明律师两个人，看起来“势单力薄”。

　　尽管力量悬殊，但我们深信胜券在握。

　　三天后，即2月29日，法庭进行了二审宣判。由于判断必然败诉，洪、黄二人居然拒不出庭，原告席上空空荡荡——显然，如果司法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尊重司法，如果司法对他们不利，司法的尊严也就不在他们眼里了。

　　审判长宣布驳回原告黄钟、洪振快的上诉，维持原判。　　

附录：

郭松民 | 历史研究不能成为系统化的忘恩负义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二审)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最后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今天，在最后陈述的时刻，我不想再谈法律，只想借此机会谈一点感想。

　　为了保卫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两次坐上了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一方面，我为自己作为一个老兵能够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继续战斗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我的心情则悲愤而沉重，这种悲愤沉重与我个人境遇无关，而是源于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享受着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无数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生活中，在他们出生入死建立的在共和国里，这些英烈的荣誉，居然不能得到不言而喻的尊重，反而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法律诉讼来解决。

历史研究，在以《炎黄春秋》为大本营的历史虚无主义阵营的操控下，已经成了一种政治阴谋的工具，成为一种系统化的忘恩负义！

　　在没有被洪振快和黄钟两位先生拖入这场诉讼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英烈身后的名誉如果被侵害了，而他们又没有直系亲属在世，居然无人有权通过法律为他们讨回公道。这对成千上万年纪轻轻就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和残忍?!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人民空军第三航空学校的一名飞行学员。在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和同学们来到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东山烈士陵园的杨子荣墓前，为他扫墓、献花，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他坟茔和墓碑，像是在保护着他，也像是在温暖着他。

　　在烈士纪念馆里，我发现和小说、戏剧中艺术化的“杨子荣”相比，真实的杨子荣甚至更加神勇，但这样一位盖世英雄的牺牲，却让人唏嘘不已——杨子荣在剿匪过程中找到了一个窝棚，发现一个戴狗皮帽子的人背对门坐着，因为怕误伤百姓，杨子荣问了一句：是老乡吗?那人回头一枪，杨子荣就这样倒下了……　　

　　可以想见，如果杨子荣像美国大兵那样，二话不说就开枪，绝不会这样轻易牺牲。当年把杨子荣遗体抬下山的郑大爷谈起往事仍不停叹息：“如果当时杨子荣不是怕伤着猎户或百姓，绝不会死在一个散匪之手!”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他们总是把人民的安全放在自己的安全之前。

　　杨子荣没有留下后人。在近年来以《炎黄春秋》为中心诋毁英雄的浪潮中，杨子荣没有幸免，有人借土匪之口造谣说，他用猪油擦枪，导致枪栓被冻住，结果被土匪打死。言外之意杨子荣之所以牺牲，是因为他太外行，或者太笨。

　　制造这种谣言，是一种怎样的冷血?又是一种怎样的仇恨?

　　感谢英雄们的牺牲，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

英雄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下，承受着所谓“历史学者”们的爬罗剔抉，深文周纳，用放大镜探究烈士们牺牲前的每一个“细节”，证明他们犯了错误，证明他们死的窝囊和狼狈，而不用担心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没有留下后人的烈士就没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而拍案而起，怒斥他们的“他人”，则会被这些“学者”以侵犯名誉权的理由告上法庭，似乎英雄是没有名誉权的，只有抹黑英雄的人才有“名誉权“。

　　我们的法律，难道不保护殉国的英雄，反而要保护这种系统化的忘恩负义?!

　　2011年11月，也是在一个雨雪霏霏的早晨，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我惊讶地发现，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竟然在这里杀害了近十万爱国革命志士！

晶莹剔透的雨花石上，撒满了烈士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