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就先锋队理论百年的回首与黄纪苏老师磋商

　　激流按

　　2017年12月3日下午，激流网邀请黄纪苏老师和阳和平老师对谈“先锋党理论百年回首”话题。黄纪苏老师从苏联先锋队及党国体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角度阐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历程，阳和平老师对黄老师的发言作了回应。活动现场网友与两位老师积极互动，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激流网已于2017年12月5日刊发黄纪苏老师《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点击阅读）一文， 今日特刊发阳和平老师《就先锋队理论百年的回首与黄纪苏老师磋商》一文，以飨读者。

　　我与黄纪苏老师接触的越多就越敬佩，我们也有过几次各自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的交流，我们的心是相印的。

　　黄老师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不平等的压迫痛恨恶绝，体现在以《切•格瓦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笔高超的文学作品上。他的文字幽默、辛辣、犀利，就像一把把掷向压迫者及其走狗的匕首。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让我拍案叫绝，回味无穷。比如是“反抗"还是"消灭"压迫的革命之别就直接涉及到事物的本质。

　　最近我又看了几遍黄老师的《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点击阅读）一文，收益匪浅的不光是史料，我也认同其中很多的观点。只恨自己笨，不会用黄老师那样的文笔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就以下我自以为看懂了的那部分与黄老师冒昧地磋商。

平等和正义

　　黄老师认为“迄今的‘人性’既患均，也患不均”，希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无非是能让平等与不平等间的秋千摆幅小点儿。”且不说“人性”是什么，光平等和正义的本身是否就已经缺乏客观的标准了呢?

　　受压迫者明显的会感觉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但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平等概念。

　　我们要的是起跑线上的平等，还是结局的平等?即便是地位的平等，人的能力还有大小。黄老师的文笔我是望尘莫及，我们两个的地位如何平等?

　　男女平等不是要男的也生孩子，但是孩子越多的负担越重，同工同酬是否平等?

　　劳动者的多劳多得是一种平等观，资本家的风险回报是另一种平等观。最近的一例就是关于南街村打工者待遇的争论。有位坐牢多年的老造反派称：“你初来乍到，创造一分，要走一分，没有贡献一点，还有什么资格享受高福利!只看见了南街人的高福利，看不到南街人长期的低工资，高积累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公平的。”这位老先生不光是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连外来打工者与村民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平等观都不要了，不自觉的站在雇主的一边，认同了资本回报的逻辑。

　　何为“正义”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狼吃羊是否正义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吗?黄老师所认同的土改正义性也必须是从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方能确定。

　　如果我们连一个有关平等和正义的客观标准都无法获得，那么我们如何判断“秋千”是否“摆幅小点儿”了呢?

文化传统

　　黄老师作为一个文人，拿文化传统来解释社会现象可以理解。我呢比较枯燥，反而觉得文化解释比较空。

　　党国体制的文化根源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总觉得拿文化传统来解释等于没有解释，因为我们接着就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比如欧洲的不一样。区别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和其他比如欧洲历史上的诸多分散小王国的根本，总不能归结于中国人的基因喜欢大一统而欧洲人喜欢小王国吧?

　　明显地，语言是人类交流和相互认同的主要工具。比如，美国的中国移民还是喜欢和中国人做邻居，波兰人喜欢和波兰人扎堆，否则交流起来太费劲。欧盟目前还是由于文化交流的障碍很难获得统一。

　　因此，我这里有一个不成熟的判断。大一统的根源可能还是要从中文是基于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来解释。历史上，部落之间，地域之间的交流有了书写的文字才方便。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的选择历史上很可能是非常偶然的。世界文明的大潮流像是表音文字，但是表意文字一旦成型，它对往后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交流的工具是个物质的东西，是硬件，它虽然制约着交流的内容，但是和内容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思想或软件。表意文字受发音变化的影响较小，而表音文字随着发音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今天的美国人已经很难读懂莎士比亚。因此表意文字的传播和应用有利于大一统，而表音的文化不利于大一统。这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

　　但是生活在没有大一统的欧洲中世纪下的农奴比生活在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农民可能更可怜，更黑暗。因此，是否大一统与社会的黑暗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都表明，用文化传统来解释社会现象是比较无力的。

　　进一步地讲，相比美国，中国看起来是大一统，一级压一级，其实往往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保护主义比较顽强。美国看起来是联邦制，总统管不了州长，州长管不了市长，地方的财政、教育等等都是地方负责，在经济上却是高度的统一。比如地方政府可以规定出租车的标配，却不能指定出租车的生产厂家，不得歧视外地的生产商，人力和财力的流动也没有户籍或地域的限制，基本上是畅通无阻，市场是统一的。联邦和地方在各方面的权限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地方的法规不得与联邦的相冲突。不像在中国那样山西的警察可以到河南去抓人、执法，美国地方的警察不能越域执法。

　　在影响全局的和无关大局的事件上，两国的对策是截然相反的。大一统要的是面子上的，而非本质上的统一，比如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再比如，中央可以不顾地方的实际需要统一要求全国使用北京时间，但是西部乌鲁木齐中午的太阳比北京要晚两个多小时，当地人的作息时间就并不能按照北京的时间走。相比大一统的一刀切，美国是各州按照自己的方便确定标准时间，全国的作息时间反而有可能统一。再有，2008年4月国务院一声令下，全国统一取消“五一黄金周”。广东不甘心，自己凑合了一个小“黄金周”，结果被中央明令禁止。按照美国人的观点，地方的假期安排与中央有屁关系?相反地，美国禁止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它妨碍了大垄断资本的有效经营。美国是各个资本集团相互独立的，而在中国，央企、地方国企和私企是三雄鼎力，各霸一方，经济上往往是不统一的。

　　其实较好地处理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依我看才是毛泽东对西方民主制度有所欣赏的原因。

经济基础

　　像黄老师这样的文人富有感情，对社会的黑暗可以尽情的揭露。但是除了控诉以外，我们还需要探讨如何改变社会，而不是仅仅从愿望出发看问题。要进行黄老师主张的“消灭”压迫的GE命，我们就必须懂得压迫产生的基础或机制。

　　黄老师主张GE命不要走极端，希望GE命是个比较温和的事情，并举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对和缓”，却忽略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一员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网上还多有人拿大陆的暴力土改和台湾的赎买土改之别说事，却回避蒋介石当政时并无法在大陆推动赎买土改这一事实。没有大革命的压力，哪有台湾和韩国赎买土改的可能?这些都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实际意义。台DU的起步也恰恰是因为蒋介石慷了台湾本土地主的慨所致。即便如此，我觉得土改中的偏激和后来的“政治上拿人家当沙袋，隔三差五一顿老拳”性质是不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违反政策的事态常有发生，故有“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那些拿“地富反坏右”出气者反而是走ZI派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致。

　　我们不能因为有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否定红旗，也不能因为走ZI派打着阶JI斗争的口号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否定阶JI斗争是阶JI社会所有社会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动因。不是说黄老师否定阶JI斗争，而是说黄老师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就像刚才那样首先并不是从阶JI斗争客观规律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比如，离开了各个阶级相差甚远的不同诉求抽象地谈论什么“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就确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即便是从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视角，也不能回避阶级的立场。所有的统治者，从慈禧太后、蒋介石到当今的中国，都希望自己统治的疆域越来越富强，但是"发展"必须是在天朝的统治下才"是硬道理"。因此，离开了阶JI斗争客观规律的视角我们免不了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错误，进行的就只能是“反抗”压迫的GE命，而不是“消灭”压迫的GE命。

　　因此，我看还是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方法比较好。

　　平等的追求也好，正义的呼唤也好，民主的愿望也好，文化的根源也好，到底还是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问题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历史和现实。

　　因为满足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是衣食住行等等的生产活动，因此，生产是如何组织的制约着社会是如何组织的。凡是社会上的现象，我们追根到底还是要从物质条件和生产的组织形态上去找原因，而不是从人性、文化传统或思想意识出发。比如古人少有交通规则的探讨，因为交通工具的速度慢，没有需要。在物质匮乏的时候，私心强烈者的生存和繁衍概率高，因此活下来的人私有观念强。即便如此私有观念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一家人不会争夺做饭的锅、吃饭的桌，因为那是生存的条件。再比如，白人来到美洲大陆以前，美洲土著人就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打猎所获可以归个人，但是猎场归部落。这也是生存条件所致。人们的私有观念也确实是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二、三十年前，北京人挤公交是一景儿，根本就没有老弱病残者的份儿。今天人们都很自觉的排队上车，因为物质条件变了，而非“素质”高了。

　　这些都说明是经济基础而非“人性”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的结构，而所谓的“人性”也不过是生存条件的反映而已，并不是永恒的。

民主

　　黄老师不愿多谈文GE，认为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其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两个我都不大认同。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就必然是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FAN派”的方式进行继续GE命的，因此文GE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最大当QUAN派”的支持，工人阶级就丧失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那时候，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不再是“无产阶JI专ZHENG下的继续GE命”了，而是推翻资产阶级的GE命了。

　　我猜黄老师，以及一切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托派都会异口同声地质疑：对各级领导的监督为什么要有个“最大当权派”的支持呢?民主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资产阶级不需要“最大当QUAN派”的支持，仅仅通过民主制度的确立便可以监督各级政府的官员，而无产阶级却不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资产阶级民主的起因和实质，以及它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区别。我们必须明确民主的所有制前提，必须明确民主的目的是离不开对所有制的认同。

　　所有那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我看都忽视了所有制的确立从来不是依靠民主来实现的这个最根本的事实，忽视了财产的属性从来是不允许任何人通过民主的方法改变的，忽视了私有还是共有的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进而没有看到此乃阶JI专ZHENG的本质。其实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必须首先用军队、警察等国家BAO力而非民主的制度来捍卫符合自己利益的所有制。

　　相比台湾、印度、菲律宾、拉丁美洲或欧美等地的老百姓，由于大陆的百姓除了文GE的大民主以外，没有经历过正经儿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因此每当大家议论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在片面地、想当然地、纸上谈兵式地论述着民主的优劣，就像仅仅是通过色情文化了解到一些性关系的青年男女热烈地探讨性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儿一样，大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充满了憧憬和渴望。反对西方民主的就像反对青年人谈恋爱似的，不断地灌输它会分散青年人的注意力，它会驱使青年人走向道德败坏的道路，它会给青年人带来各种疾病的危险，等等。尤其是那些患有民主恐惧症的护国派拿着阿拉伯之春国家"民主"后的"悲惨遭遇"说事，与那些假正经的拿着艾滋病和其它性病吓唬青年人一样。支持西方民主的就把它说的天花乱坠，和初恋一样的美好。

　　民主的愿望其实就像食欲、性欲一样是本能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试图主宰自身所处环境的欲望，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的推进，这种追求会越来越强。反对民主就像禁欲主义一样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渴望。但是在中国，谈论民主的双方往往并没有很好地区分私有制和共有制下民主的区别，就像在性关系上没有区分热恋和强暴一样。

　　私有制下的民主有点儿像是卖淫，谁给的好处多就投谁的票。卖淫的国民比那些任钱势者宰割的性奴当然要进步，起码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也不过仅此而已。卖淫的自由不能改变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同样的，私有制下的民主也改变不了人民大众受资本奴役的现实。工人阶级要想充分地享受到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就必须像英国的工党那样死心塌地地捍卫私有制。小事上老百姓可以说了算，但是大事上必须是资本的逻辑占主导，而不是百姓的利益优先，民主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前提。否则除了政变、暗杀等极端手段以外，资本用撤资相威胁，老百姓就不得不就范。希腊前几年就主权债务的公投后果就是一例。

　　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是协调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冲突的工具和平台。否则要么是像西班牙内战后的独裁统治，要么是像美国的内战。历史的事实一再地证明，私有制下的民主制度，最终依靠的还是有钱有势者的认同和维护，而不是制度的设计有多么的“健全”。

　　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不打内战的条件是各方遵守一元一票的“财主”制。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这是资本、市场以及股份制的基本原则。违背此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政权不会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在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相当尖锐的时期资产阶级才会允许独CAI者上台。

　　一旦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违背了大财团的利益，国家BAO力捍卫私有制的功能立刻启动。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和60年代被推翻的智利阿联德政权都是例子。

　　由于军队和警察等强大的国家BAO力机器需要充足的人力和经费支持，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什么最终必须是一元一票“财主”制的根本原因。谁纳的税多，谁的话语权就大，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国家的BAO力机器就必须为谁服务。因此，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民主最多是通过国有化，把原来属于私有的财产变成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制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它绝不会把私有的变成属于人民的共同财产。

　　在私有制下，虽然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有钱有势者的统治就有可能不那么残忍、野蛮、粗暴或不讲理，对底层人民的统治就可能会温柔一些，对那些反抗私有制者的处罚更有可能是安乐死而非五马分尸。这些不是微不足道的目标，但是它改变不了底层人民的根本处境，它也不会赋予底层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只要人民不能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他在政治上就必然受资本的奴役。

　　所有那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托派实际上都是在回避人民如何监督社会化，甚至全球化大生产的组织者这一话题。比如，人民应该如何监督谷歌?苹果如何向人民负责?

　　社会民主党人的答案仅仅是政治上的民主，是“外圆内方”的“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只要资本的逻辑统治着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归根到底还是“财主”。

　　托派的药方是“自治”，是缩小劳动时间。但是任何试图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上实行“自治”的主张都只能是激进小资产阶级试图恢复田园式小生产的妄想。文GE期间，在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参政，打派仗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妨碍的事实也证明了在8小时工作制以外进一步缩小劳动时间并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

　　实质上，这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要么是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开历史倒车，要么是天真的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不需要专职的组织者，要么是认同资本的逻辑，认为这些组织者应该听由市场的摆布，要么是认为这些组织者可以直接的接受民主的监督。如果是后者，如何防备这些组织者利用职权抵制民主的监督还是没有回答。

　　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就首先必须是共有制。也只有在共有制下，人民群众才能当家作主，工人才有可能批评干部，下级才有可能批评上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所有方面保有发言权、参与权，乃至决策权。没有共有制(而非属性不明的“公有制”)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

　　只有在共有制的条件下，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如同是地位平等下的热恋一样的美好，就像我父母初到延安所经历的那种人人平等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民主气氛能够使得他们留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但是，即便是在共有制下也避免不了有些人自以为革命了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通过强暴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一样，那些试图通过GE命来实现人上人奋斗目标的打着GE命的旗号镇YA人民的也是历历在目。

共有制与先锋队

　　由于十月革命后先锋队领导的国家，人民最后都又失去了当家做主的权力，因此历史也证明了先锋队的领导并不能保障共有制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并不是充分条件。黄老师精辟地指出：“从实践上看，打天下之前的先锋队，打下天下之后拿当年的资历作原始股，变现国家GUAN僚系统内高高低低职和位，党、国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一架GUAN僚行政机器、利益分配机制。” 进而人们普遍地像黄老师那样把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社会的黑暗归结于先锋队的领导，即“党GUO体制”所致。

　　如何通过制度的设定来保障共有制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就像试图保障一个球队能够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一样。阶JI斗争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阶级之间的博弈。只要阶级存在的条件不消失，这个斗争就不会完结，哪个阶级获胜都是无法保障的，都是暂时的。

　　我们能够探讨的而且有必要在这里探讨的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探讨没有先锋队的领导，人民群众是否能当家做主的问题。

　　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多党制的形式民主来捍卫共有制的根本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最直接的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原因，更深一个层次的是经济基础。

　　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旧有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地方大谈形式民主，而不是考虑如何首先巩固共有制，回避私有观念在人民群众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基本现实，那么我们就有意无意地实质上是在为旧有的统治阶级服务。

　　假如土改后就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走集体化道路，那么在私有观念的影响下，农民的大多数我猜是不会自觉地赞成合作化。他们既有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又有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的愿望，因此必须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以便防止新的两极分化恢复“耕者无其田”的结局。同样的，虽然过后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土改，如果30年代就让他们对土改进行公投的话，即便是没有地主和富农的阻拦，农民的大多数我看也不会认同无偿剥夺“东家”的土改。按照他们当时的理念，“借钱还债天经地义，无偿剥夺不讲天理。”由于土改和合作化都违背了私有观念的“理”，没有先锋队的领导，两者都不可能实现。

　　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私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能够参与的恰恰是“反抗”压迫的GE命，而不是“消灭”压迫的GE命，因而形式上的民主最终是必然捍卫私有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形式民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共有制的捍卫就不能简单的依靠形式民主来决定。

　　只有在共有制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有权探讨什么是自己的全局利益。为了保障这个前提，不认同全局利益的就不能表决何为全局利益。只有那些把共有制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群体才有权决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个群体就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当然不能是自封的，而必须是在阶JI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被实践证明的先锋队。

　　只要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还不是自觉的捍卫所有人当家做主的权力，不是自觉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看问题，那么一个自觉的捍卫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权力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看问题的团体，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否则，人民群众就会被自己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私有观念所左右，被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向资本主义。文GE的夭折就是一例。

　　先锋队的原则和相信群众的原则其实是对立的统一。相信群众不是相信群众的自发性，而是相信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因为只有组织能力最强的阶级才能是统治阶级，因此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力量。

　　但是，武装起来的工人不打内战的必要条件就必须是有一个把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的领导。文GE中的武斗证明了这一点。

　　文GE是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历史时期。任何民主的制度都会面临少数不服从怎么办的问题。比如民主的巴西前不久为了筹建奥运体育馆动用坦克对付那些盘踞在贫民窟拒不清空的“低D人口”。同样的，夺QUAN不到半年的上海工总司调动上万工人围剿盘踞在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克服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性和派仗显然不能用“多党制”来解决。经历过文GE武斗的都知道拿枪杆子的捍卫谁的利益是最核心的问题。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的原因并非“一党制”的“党国体制”所致，而首先是先锋队的变质，其次是人民群众还不善于当家做主。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关系探析》一文中，我试图论证官LIAO特权的确立和群众监督的欠缺导致了先锋队的变质。而人民群众还不善于当家做主表现在文GE中久经不息的派仗和武斗中。

　　文GE中武斗的双方都有着高度的正义感。他们多是自告奋勇、义愤填膺的老百姓。打派仗的各方，哪个追求的不是平等?面对这些严峻的历史事实，黄老师所依赖的那些以平等和正义为基础的标准来看待社会现象，试图寻找出路的努力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尽人意。相比之下，我们如果按照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框架看问题，那么明显的只要人民群众不会正确的区分和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就不可能有效的当家做主。

　　没有一个先锋队的领导，如何保障武装起来的人民不打内战才是所有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托派都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凡不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唯心主义的顶层设计都无济于事。

　　在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为了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掌握实权的必须是自觉认同本阶JI专政的、自觉从全局利益出发那个群体。这个群体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像当人们不是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交警的强制措施就是必须的一样，无产阶JI专政就是要强制人们考虑和服从全局利益。一旦自觉认同本阶JI专政的、自觉从全局利益出发的群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先锋队的领导就像交警一样也就成为多余的，随着国家的消亡一起消亡。

　　文化大GE命恰恰是一个在共有制的条件下探讨如何防备先锋队变质，如何实行大民主的实践。不去探索阶JI斗争的客观规律，不去研究文GE的历史，回避它的现实就只能陷入空想的构思和唯心主义的顶层设计，只能抱怨社会的不公，抱怨人性固有的缺陷，抱怨各路人马的极端倾向。

计划经济与先锋队

　　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要“当”的不是自己进门的家，而是一国之家。但是，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因此，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的话，他必须在生产领域当家做主方能保障自己在政治上的当家做主。要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的话，人民群众所掌控的经济就必须是一个统筹兼顾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的经济体系。

　　但是，就像除了单人出行的自行车以外，凡是多人一起出行的汽车、大巴、轮船、火车或飞机，都必须有一个驾驶员、舵手或飞行员一样，有了社会化，乃至全球化的大生产就必须有专职协调生产的所谓“官LIAO”。除非我们还原到田园式的小生产，社会化大生产必然造就协调生产的管理者。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的核心难题是如何监督这些管理者，迫使他们向人民负责。

　　因为市场认钱不认人，买卖的双方都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决策的，因此只要掌控生产和经济的“官LIAO”不需要向人民负责，任何所谓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无论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与否)都不可能赋予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

　　只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从人民的全局利益出发掌控全球化的(至少是一国内的)、高度相互依赖的、需要高度协调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因此，从全局利益出发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就不会允许任何企业、行业、地区绑架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也不会允许各个生产单位的那些专职协调生产的 “官LIAO”各自为政，依靠市场来协调人民群众的全局利益，因为用市场来调节就必然造成局部利益绑架全局利益。

　　因此，要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服从人民的总体利益，除了统筹兼顾的计划经济以外是不可能通过其他的方法获得满足，计划经济因而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必要条件。

　　与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以下基于官方提供的数据计算的平均增长率反而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除了轻工业的布匹，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以及毛泽东时代不存在的官方后来编造的GDP指标以外，其他的指标都是计划经济时期(从1952年经济恢复，汽车从1955年算起)的平均增长率高。

　　虽然由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完全主权和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得了相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其发展的潜力却远远地没有发挥出来。

　　国际上，二战前，苏联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欧洲落后的工业国一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虽然70年代末中国的钢铁和发电量都已经是苏联20年代的5倍以上(人均几乎持平)，但是直到40年后的今天中国才刚刚崛起，还算不上一个超级大国。另外，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已经制造出大飞机，而40年后的今天才又开始制造大飞机。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如果“发展是硬道理”的话，国内外的历史都验证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而改革开放却严重地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的是少数人确实暴富起来了，但是至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远不如倒退了二十多年的俄罗斯(见下表)，只配和巴西、南非搭伴。

　　*注：来自美国CIA网站，拥车量来自维基百科。

　　由此可见，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实行计划经济，而是大局和局部的灵活性，全局、局部和个体的辩证关系。比如抗日战争即有正规的八路军也有游击队，是两条腿走路。影响大局的是正规军，局部的是游击队，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人民战争。计划经济也应该是同样的。如果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有缺陷的话，也仅仅表现在没有完全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上，表现在一放就乱的无政府主义到一抓就死的一刀切两者之间不断的摇摆上。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是个影响全局的举动，但是要求农作物的密植也要按照计划来执行就没有道理。同时，城市理发、修车等的服务行业也学着农村搞集体化就比较勉强。这些都是没有很好的权衡和区别全局和局部的利益所致，而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可能更好地权衡两者的关系。人们往往必须通过吃一堑长一智才知道如何权衡全局、局部和个人的利益，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但是，计划经济的实施同样的离不开一个统筹兼顾，从全局利益出发看问题的领导核心。要使掌控计划经济的“官僚”从全局利益出发，那么他们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的一部分，必须是在先锋队领导下，是从对全局利益的分析和认识来相互协调计划经济的。这就是先锋队在社会主义时期必不可免的经济基础。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在政治上要协调全局利益就必须有个类似驾驶员、舵手或飞行员的领袖人物，故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说。只要有阶级的存在就有阶JI斗争中涌现出的政治领袖。虽然没有任何人地球都照样转，但是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世界的工人阶级就需要在黑暗中多摸索一段时间。

　　防备舵手式的人物带领我们走向资本主义歧途的条件至少是两个。一是会掌舵者大有人在，因而这个职能不会被少数人所垄断。二是大多数“船员”知道如何识别大方向，因此知道何时罢免不称职的掌舵人。一旦人民的大多数能够自觉的维护全局利益，个别掌舵人就不容易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借口"摸着石头过河"，葬送无产阶级的GE命事业。

　　因此，如何防备掌握全局经济命脉的“官LIAO”和政治领袖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才是所有献身于“消灭”压迫者所面临的最艰巨，最复杂的任务。

结论

　　由于计划经济剥夺了多党制的经济基础，而计划经济又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就不可能通过多党制的形式民主来捍卫共有制，因此黄老师把社会的黑暗归结于“党GUO体制”我看是误诊。如何防备先锋队变质才是关键。其实现代的"党GUO体制"不过是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的反映而已。相反地，政治上的先锋队领导和经济上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两个必要条件。虽然历史也同时证明，这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否定先锋队的领导和计划经济其实都是因噎废食。

　　2018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