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性讨论如火如荼。原因很简单，技术层面的讨论只要“大开脑洞”就成。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轮技术革命势必导致社会性质的变革。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大资本家马云。2016年11月，在由浙商总会和上海市浙江商会联合举办的“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马云说：
【“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那个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马云：未来30年 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2016年11月20日 第一财经日报)】
2017年5月，在贵阳数博会上马云再谈计划经济：
【“未来的三十年会把很多今天看来很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会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又谈计划经济了，但这次谈的有些不一样》2017年05月30日 第一财经网)】
注意，马云的判断基于“数据的获取”。当年批判计划经济时，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经济活动广泛分布于社会各角落，计划部门不可能获取及时而真实数据。而今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从技术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马云强调：他讲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他的逻辑是：掌握了大数据就能“摸到”那只“无形的手”，就能“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就能“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
至于由谁来掌握大数据，马云避而不谈。其实看看现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质而言之，马云心目中的计划经济，就是用大数据武装起来的市场经济，这数据和计划、预判能力当然是掌握在马云们的手中。这不是笔者的无端揣度。由柳传志、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顶尖资本家和著名学者等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湖畔大学”，马云任首任校长。他称：湖畔大学要有四为——“为市场立心、为商人立命、为改革开放继绝学，为新经济开太平。”(《湖畔大学第三届开学典礼 马云：湖畔要有“四为”》2017-03-27 12:35，搜狐 http://it.sohu.com/20170327/n484977849.shtml)
湖畔大学成立仪式上，首任八位校董http://www.tmtpost.com/219025.html
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早已确证，由利润极大化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必然导致货币集中于极少数成功的资本家手中，必然使社会资金循环陷入困境。这正是导致计划经济思想的现实根源。如果基于大数据的计划、预判能力掌握在马云们手中，只能使资本家中极少数成功者更高效地聚敛货币，而大多数中小资本家只能渐次破产，沦入打工者的队伍。从全社会看，逐利资金会更加高速积累，而为之祭献利润的消费资金会更快萎缩，社会矛盾会加速激化。
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是：由谁来做计划?
马云讲的计划本质上是企业计划，而且侧重于跨国公司的计划。这样的计划早已有之。以“计划、规划、预算系统”和“系统分析”改造美国国防部的麦克纳马拉，就来自福特汽车公司。在哪里他从事统计、分析、控制工作。麦克纳马拉痴迷于数字式量化管理，对数字有一种着魔般的痴迷。如果一个问题能用数字加以直观的说明，他便会觉得轻松自在。
其实，计划还有更小的主体。每一个消费单元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计划：合理安排自己的收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计划经济时期，至少有三个层次的计划中心：国家、省、市县。因此，将计划经济仅仅理解为“中央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显然，每个计划中心都有自己的计划范围。原则上，这范围取决于相应经济活动本身的范围。每一个消费中心不可能去干预其他消费中心的计划，每个省县市只能计划自己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而中央计划的核心在于保障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平衡与发展。事实上，不同层级的计划相互影响，因而需要相互反馈。在缺乏技术手段的年代，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有了“条条、块块”之争，导致了计划的低效与浪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实施、协调各层级的计划。
生理学对躯体的研究给出了有意义的启发。生理学家们发现，躯体维持生存与发展需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
底层的是保障机体“内环境”(诸如糖、盐、蛋白、脂、水、体温等)的稳定，以保证每个细胞的生存环境。这主要由存储-分配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构成的拮抗机制自动完成。
上层的是保障外环境的适宜，包括寻找食物、水源、适宜的气候、避免伤害等，这主要由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在大脑皮层的指挥下完成。
由此，社会的计划功能亦可分为两层，底层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它应进化出一种自动的、程序化的调节机制。高层则为整个社会的生存发展筹谋规划。底层功能应是分布式的、接地气的;而高层功能应是集中式的、前瞻性的。
再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网络与大数据的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平台已经发展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地步，从而开始具有了“公器”的属性。如果让它长期握在私人资本(甚至是海外资本)的手中，整个社会将被私人资本控制。当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科学技术抓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对今天那些津津乐道于技术发展，指望科技兴国的人们，难道不是一付清醒剂?
回顾从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的演化史，被私有化的首先是知识资源。中国的甲骨文，最早就是巫师们发明的，被用于记录祭祀事务。正是拥有了知识优势，他们才能逐步将公权力私有化，所以中国早期的政权都具有神权的特征。
由此，“公器”是否姓“公”，对计划经济而言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人们经历过的计划经济1.0版中，计划权利实际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而否定计划经济，进而化公为私，直至演化出大小“老虎”“苍蝇”的也正是政府官员。这提醒人们，保障公权力姓公，是计划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所谓计划经济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罢了，其走向变质、失败是必然的。
其实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这里论及的就是公权力是否姓“公”的问题。
上个世纪存在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1.0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不等于资本主义可以万世长存。眼前的态势鲜明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无视现实的喧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是学者，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教士、卫道士，所以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顾，更别提公开、坦诚的学术辩论了。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而是当今的学者们。对计划经济1.0版务实而深刻的剖析，进而总结经验教训的研究实在太少。基于当前的经济技术现实，对计划经济2.0版的超前性预研更是寥寥无几。计划经济2.0版与1.0版相比，应该有质的飞跃。我们前人犯过的错误、付出的代价，应当使我们这一代人更理智、更深刻、更务实。以为可以回归计划经济1.0版，不是头脑糊涂就是思想懒汉。
(王中宇，察网专栏作家，退休前曾任《科学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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