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目录
一 能引领世界的民族对世界贡献的首先世界观
二 大国的衰落首先是世界观及世界治理能力的衰落
三 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四 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
五 世界治理体系需要中国方案
六 余论：需要回应的三个问题
【内容提要】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立国要有道统，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统。进步的世界观反映的就是进步的道统。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但当一个国家失去正义和公平时，它也就失去了引领世界的道统，这时，这个国家就会衰落。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的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的文明优秀成果。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关键词】“一带一路”;世界治理;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邮编100191)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2014年3月，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中国方案”。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1]
一 能引领世界的民族对世界贡献的首先是世界观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前途的关系及蕴含其中的当代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国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2]
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引领世界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人提供的是比以往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自己的世界观。儒家文化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比如，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再比如，中国人对福的理解，“福”，示(礻)字旁，《说文》：“示，神事也。”[3]崇拜之意。为什么要拜一口田?一口田意味着你必须守住自己的本，但也不能贪。没有吃的会饿死，这叫唯物论;但吃得过多会撑死，这叫辩证法。不守本的人是不幸福的，守本就是守好“一口田”;“田”太多了要撑出毛病，也不幸福。作为国家来说，要有主权，这是国家的“一口田”，必须死守;作为个人来说，要有自己的立业之本。国家之福在于不屈服、不扩张。不足和过度都不是福气，这就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的世界观。
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常说“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还是“理”，在中国人这里都得让位于现实中的“事”。不知生，焉知死，现实的总要高于天边的。天下道理，须出自“实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历史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事实求是的民族。
可见，没有文化和世界观是享不了福的，这不是钱的问题。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如果的世界观不到位，那发展不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犯过错误，但是它们对错误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民族的文化高度上。德意志民族犯错误，能够跪下来认错，这是有文化底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结果德国现在成了欧洲的中心。但日本就不同了，从靖国神社出来还趾高气扬，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没有文化，就没有高水平的世界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有特殊优点的国家。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强的韧性，它表现在这个民族坚守“一口田”，又决不扩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发展至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讲究一个中心，这是中国誓死坚守的原则，因为中国人的经历跟西方人不一样。
中国人对于统一的认识要比西方来得早且深刻，这是由于中国人比欧洲人先经历了分裂的苦难，250多年的战国时期让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分裂没有任何好处。西方从古罗马开始有900多年的和平期，这使欧洲人不珍惜大一统的价值，反倒热衷于搞分裂。罗马帝国解体时大家欢欣鼓舞，这下能建立小国了,有机会也当当国家领导人了。结果导致欧洲从心脏开始破碎。地区破碎不怕从周边破碎，就怕从中间破碎。如果从中间破碎，就很难修复，一碎就是千年。中国200多年的战国时代就是从山西破碎即“三家分晋”开始的。欧洲也是从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的交界处开始的。公元800年，查理大帝(Charlemagne)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糟蹋了，公元843年他们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4]将欧洲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侯，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5]欧洲周边大国多，兄弟阋于墙，外人得利。美国怎么大起来的?就是由于欧洲内斗。1803年法英宣战，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抛给美国;1853年俄国跟英法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又将阿拉斯加抛给美国，让美国捡了大便宜。西班牙、法国、俄国也是如此，其中英国获利最大。
国家分裂也与金融过度膨胀息息相关。凡是分裂的地方都是金融资本发达的地方，因为金融资本需要分裂，社会越分裂就越需要钱，利益集团越多就越需要借钱。双方打过来打过去，金融资本两头赚钱。人们常说，人跟钱没有仇，但钱跟人是有仇的;人不吃钱，但是钱要吃人的。社会越分裂，商人越高兴，人不打仗，就没有人需要钱，这样货币商人怎么挣钱呢?中国人比较早地认识到分裂与金融资本的关联性。大货币商们为了赢利把当时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中国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早并形成了今天看来是值得肯定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这也是中国古代防止经济“脱实向虚”的有效经验。秦始皇与大货币商吕不韦的斗争就是世俗皇权与金融势力的斗争，秦始皇赢得了这场斗争。“吕不韦现象”和今天的华尔街现象同出一理，而特朗普不可能赢得这场斗争。
中国人尚“一”，对“二”是反感的，认为“国不堪贰”[6]。西方人相反，喜欢“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发现，但康德之后的德国人多喜欢主张“对立统一”的黑格尔(G.W.F. Hegel)。中国人说“二”时，用“双”“对”“俩”来表达，一定从统一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在当时的欧洲就受到许多思想家的热捧。我们曾给中世纪的世界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包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四大发明等。所以，要想引领世界，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更为先进的文明形式，是不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引领过中世纪世界文明的国家。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7]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落后。与游牧经济比较，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先进的，但与工业经济比，当时中国就比较落后了。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在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向世界提供了比封建社会更先进的世界观：反封建、自由贸易、主权至上，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封建社会比奴隶制进步，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选民”，这既是对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国给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识更进步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让世界耳目一新，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观才让世界接受了英国并使英国在相当的时期里成为引领近代文明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只说工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应当从世界观进步的视角认识英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原因。
二 大国的衰落首先是世界观及世界治理能力的衰落
但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在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英国工业革命为世界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还与封建意识有联系，这就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占领、统治和剥削。马克思说：“他们的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8]
英国对殖民地治理的比较典型的样板是印度。研究印度而不研究近代英国无异于盲人摸象，没有抓住要害。英国对印度殖民地仅存的一点建设性，是服从其高度压榨目的的。英国在印度是极端的本位主义。因此，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没有任何独立性。印度发展落后，是因为英国全面摧毁了印度的生产力。英国对印度的“帮助”，仅限于英国中心的需要。以消灭印度的主体性为代价是英国做得非常不好的地方。印度早年丝绸技术比英国先进，产品在英国很有市场，英国有意识地摧毁印度精细的纺织品，转而在印度倾销英国生产的粗呢绒。英国以利益挂帅，追求剩余价值，而不是以当地人的实际需要为重。
英国对印度的摧毁是全面和深度的。
第一，在地缘政治上，英国摧毁了印度的国家统一性，使印度国内分成了很多小邦。去过印度的人会发现，印度的护城墙很多，但都不长，这就说明印度是分裂的，如果一个国家过度破碎，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希望了。英国希望并强化了印度的分裂，破碎的印度更有利于英国统治和操纵。不仅如此，英国在离开印度时，还让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独立了。在印度北上、东进和南进的路上由此设置了障碍。有意在中印和印巴边界设出争议地带，为印度向北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产生地区冲突埋下伏笔。为什么是向北?因为将印度力量牵制在北面，对英国人控制印度洋有利。
第二，在所有制上，英国把印度的封建所有制都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印度的所有制更加破碎和复杂。英国离开印度时，直接将权力交给他们选中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使印度独立失去了革命过程。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坚硬的障碍。在印度，国家对土地并没有所有权，土地由地主控制。如果印度要修路，要先从地主手里购买地权，这就提前消耗了大量投资。比如修路，可用于买地权的钱就占了投资的大部分，而真正用于修路上的资金就会严重不足，投资者和生产者两头都缺乏资金，中间部分(比如地主)却大量中间截留，这就使其经济建设缺乏可持续性。
第三，英国肢解了印度的灵魂。印度的民族节日有很多，影响也很大。这些都是英国人有意识培养的。不仅如此，英国在印度还抬出“圣雄甘地”，目的是扶持一个没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英国宣传的甘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革命。英国就是用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消灭了印度的革命性。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经历革命，就很难发展起来。英国和美国都不强调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却鼓励印度保留民族成分的复杂性，盛赞印度的多种族的“包容性”。这让印度很多事情都干不下去。马克思说：
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9]
英国这种绝对利己的世界观，既成就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世界。印度就是英国世界观给世界提供的典型文本。英国给世界带来的进步让它为世界所接受，但是当这个世界帝国的进步性释放殆尽时，它带给世界的坏处——殖民灾难——就显现出来了，这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世界治理就需要继续前进，要有新的替代方案。
不只是英国有殖民地，整个欧洲都有殖民地。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不仅大量掠夺土地，还贩卖黑人、华人。在欧洲列强大量瓜分殖民地时，非洲、拉丁美洲被毁，欧洲却因此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强大起来。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灾难性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受到战争重创、信誉扫地之后，谁来引领世界?此时，中国是什么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中，中国共产党也才刚刚诞生，此时的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既有可能走上像印度那样的依附式的国家发展道路，也有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西方国家乐见中国成为另一个印度。而当时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印度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处于内战中的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引领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开始强大起来。苏联给世界提供的意识形态产品是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美国给世界提供的产品是比英国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苏联和美国的共同之处是反殖民，不同之处是前者坚持人民民主，后者坚持资本民主。美国放弃了英国那样的直接殖民方式，用贸易投资的方式控制前殖民地国家，将英国时期的宗主国—殖民地的剥削关系转变为北方和南方的剥削关系。在苏联和美国的推动和支持下，亚、非、拉一大批欧洲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宣布独立。当时引领世界的有两种世界观：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当时世界上两种进步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均为世界所接受，新独立的国家基于不同世界观形成了两个“阵营”。
很多人认为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主要是有强大的生产力，又有谋略。解释很不够，因为只靠阴谋把世界拿下，这是小手段，没有大道。立国要有道统，有了道统才能有法统，道在先，法在后。这个“道”就是正义和进步，道统是引领整个世界前进的动力。进步的世界观反映的就是进步的道统。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古代的中国曾经引领过世界，英国也曾经引领过世界，但是当一个国家失去道统时，就不能再带来正义和公平，这个国家就会衰落。比如，英国当时的世界观比封建社会的更具人民性，因而有更多的公平正义，英国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当它失去人民性的时候，其弊端就出现了，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落。与英国相比，苏联和美国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给世界带来了更具人民性的世界观才开始强大的。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都抓住了道统，而苏联的道统即社会主义上比美国更具广泛性。
美国和苏联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他道统。比如，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后来苏联开始对外扩张，并且开始和美国角逐世界霸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道统就开始异化，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搞世界扩张，此后，苏联开始走向衰落。
美国的情况更糟糕。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占有道义的制高点，唯我独尊，更加不讲道理。小布什上台以后，宣布美国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开始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失去道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国力完全金融化了。在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前，美国是依靠军工资本发展的，与金融资本相比，军工资本还算是进步的，但是尼克松之后，美国放弃实体经济，开始搞金融资本，这就对美国造成极大伤害。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的道统基本就失去了。古罗马也是如此。古罗马刚开始是劳动，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后来古罗马开始打仗，大量使用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代替国民劳动，而古罗马的人则观赏动物表演、人兽肉搏，这样，当战争停止、奴隶来源中断时，国民便失去了劳动能力，古罗马也就由此衰落了。当一个国家失去实体劳动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衰落之日。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军工资本家大获其利;苏联解体使大量浮财再次涌入美国。但是，占便宜与吃亏是一个问题中可以互相转化的两面。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叫错。中国人说“罪过”，小过曰错，大过曰罪。人的缺点就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节制使用的优点才是优点，不节制使用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这就是东西方认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美国的衰落跟它过度使用和享受自己的优点是有关系的。1972年美元指数下跌以后，从1979年开始走高，1985年达到高峰。(如图1[10])
但是，美元指数达到高峰靠的并不是国内生产，而是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这个历史阶段加入了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红利：国际上巨大的美元需求使美元成了美国的产品，美国从一个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异化为美元生产和出口大国，金融成了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产业。此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两极分化也开始迅速扩大。
国家完全靠金融支撑是不行的，过度金融化会毁灭劳动力和基础产业，而且也不能持久。所以到1985年，美元指数开始下跌。国内实体经济不振，跌下来的美元只有通过海外拉起，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外的动乱让世界财富流入美国。里根政府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也是如此。因为美国国内没有多少实体生产，没实体，货币就没有产品支撑。人什么时候总得吃饭和穿衣，这是唯物论的基本道理。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是国内劳动而是海外超额剩余价值的存在。一国劳动可以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却撑不起一个帝国。超额剩余价值量的降低必然引发帝国的危机，这时就需要另一个富裕的国家垮台并由此为帝国的延续提供浮财。19世纪40年代，欧洲陷入危机，其间发生了欧洲大革命，马克思还为资本主义下达死亡通知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此同时，英国于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1857年英国又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随后完全占领印度殖民地。这使得中国和印度两个的财富流入欧洲，此后欧洲又进入了所谓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与英国同理但略有不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的发展，而美国通过美元输出获得了大量的浮财和低廉的商品。但这样的浮财同时也使美国失去了劳动能力，对外形成产品依赖。这种依赖不能持久，不想1992年苏联解体，其国民财富大量向西方流失美元指数于21世纪头几年又出新高。很明显，这美元指数的这两次高峰都不是由美国自己劳动而是由外来浮财支撑而出现的。第一个高峰促成了美国金融资本上升，第二个高峰推动了美国资本的金融化。
中国是后发国家，没有被卷入其中，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种树”的能力，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只收获了“树上的果实”。为什么德国始终不放松制造业?这是因为德国深受金融资本之害。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大量外资的刺激下出现短期繁荣，可没几年国家就陷入全面危机。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得好：
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1]
现在在李斯特所说的“前车之鉴”中，可以再加上21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充分享受着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生产能力却因此得到了提升的同时，美国生产能力却在严重衰落。下面表中的数据表明，经济虚拟化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199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0.25%。而到了2013年，美国就跌至-8.4%。而同期中国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1.91%和4.1%。再看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美国工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工业及国内就业基本是靠军工拉动。1990年的时候，美国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0.11%，而中国是1.32%;但是到了2013年，美国的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就上涨到19.4%。为什么?原因在于有了海外战争。海湾战争期间，“爱国者”导弹的杰出表现使美国的军工产品订单暴增。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迅速拉动军工生产。2017年4月，美军又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投下有“炸弹之母”之称的GBU-43炸弹，这是特朗普变相做的商业广告。他既不想打仗又想收获当年“爱国者”导弹带来的军火赢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是一样。美国说要打朝鲜，无非就是想给世界做几个军工产品演示，以便更多地获得军火订单。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存在;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军工投资就低。如图所示：
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和稳定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有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随着美国人的生活好起来，贫富差距分化也在加大。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美国日渐虚弱。而今后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得回到那句老话：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引起战争。舍此，美国别无出路。
第三产业在短期内得以魔幻式飙升，美国可以算得上经典案例。1990年美国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是1.05%，23年后即2013年竟飙升至89%。而此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加在一起，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11%，而且第二产业基本上是军工业。如给今天的美国病诊，那就是“肾虚火大”。肾是国家实体经济。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基本放弃实体生产，最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12]毛泽东同志的判断对于今天的美国也是适用的。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国经济金融化，由它带给世界的价值观的进步性也逐渐消失，它曾经追求的民主也异化为少数富豪的“民主”。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化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从南方世界逆推至美国国内。一方是“朱门酒肉臭”，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最后发展到极端，就爆发了“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说明美国金融资本已经无法再继续维持它的帝国统治了。如果没有另一个“苏联”——比如中国或欧洲——的垮台来挽救，那么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曾经的中国清王朝和印度的卧莫儿王朝的衰落挽救了处在危机中的英国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苏联衰落也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美国小布什总统上台时，美元指数已跌至低点，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近20年的时间使美国陷进泥潭里不能自拔。由此，美国进入衰落。
二战结束迄今，美国发展依靠两种资本。在尼克松之前依靠的是军工资本。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军工资本获利，军工资本也因此不断坐大并反客为主。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它诱逼着美国必须继续打仗，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实则是为了满足美国军工资本的利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今天就是华尔街财团——需要美国不断扩张，扩张可以带来军火贸易，而军火贸易的增长又反过来增加了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力。
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3]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参与欧洲战争，他就是这么告诉美国军工资本家的。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向下面在座的军工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15]
越南战争拉动了美国的军工利润，但战争的负担却超出了美国的国力，让美国人民不堪重负。而结束战争的前提是不能让军工资本家亏损并以此换得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为此，尼克松把军工美元移换石油美元。就这样，石油美元把金融资本拉了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美元的巨额需求使美国金融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迅速坐大并反客为主，成了美国的主宰。伊拉克战争失败后，石油美元从而金融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可南方世界已被榨干，现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只有回吸自己所依赖的母体——美国——的血了。这样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美国人要占领华尔街而不是白宫?因为华尔街的少数人掌握着金融资本，决定着美国的大小事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要打仗，不然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16]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而美国又没有发动如此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中国或俄国，而是和平。在当今世界，谁要与和平为敌，那几乎就是与人类为敌;与人类为敌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道统。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没有走上美国式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有重实体轻流通即“重农轻商”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党指挥枪的铁打原则和高效的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美国衰落的教训告诉我们，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不能丢。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银行和企业，犹如一个人没有肾和血，仅靠体外输液，身体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有国有企业向国家纳税，政府就有独立的税源。反之，依赖“纳税大户”，政府就依靠谁，没有自己独立的税源，政府就没有力量。印度、美国都吃了这方面的亏。另外，有税源，就有银行，这样银行也得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没有自己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就不会有独立的税源，再没有银行，那政府就得借钱，就得看资本家的眼色行事。美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它只能向华尔街借钱，其政策推行首先得征得华尔街的同意。与以往不同，这次特朗普借债的对象从以往金融资本家转向军工资本家。军工资本给可以美国带来就业，但保持就业的前提是军火销量，而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能拉动军火销量。现在美国军工资本家已迫不急待地需要战争，而且还是大规模的战争。可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民已经打不动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可以独步天下的国家，才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的美国已豪情不再。
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业，做实体经济，不能够脱实向虚，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工业现代化。”[17]经济上的脱实向虚是今天美国衰落的主因，以至生活方式严重金融化的美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对立物。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历史已进入需要大变革的时期。
三 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五十多年来，世界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18]中呈现出“否定之否定”式的规律性变化。我们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像苏联和美国那样进入被历史否定的行列，恰恰相反，中国通过自我“否定”即自觉改革的方式还获得了巨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由此打破西方的封锁，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我们并没有绑在苏联的战船上，而坚持独立自主。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他既想和中国合作，还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懂得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19]。同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 ：“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20]“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了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21]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2]
说到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就不能不从19世纪末中俄合作的“中东铁路”说起。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需要与沙俄建立反日联盟，为此允许俄罗斯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这就是著名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北段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是俄罗斯修建的，俄罗斯占股份51%，中国占49%。科技人员连同其家属过来，需要管理，这样警察继而军队就得来并在中国东北铁路沿线形成国中之“国”。这样两国在中东铁路上就结了怨。毛泽东出生后第三年这条铁路开始修建，最后这条铁路又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如果懂了这段历史，就懂得了赫鲁晓夫当时的那个“合作”建议，即使从加强中苏友谊考虑，毛泽东也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经历过近代中东铁路从修建到收回的那段历史，知道如再重复中东铁路的合作方式的结果又会重复帮人反帮出仇人的老路。
赫鲁晓夫听不懂毛泽东的好意，随即翻脸，转而到美国寻找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要联美制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计划修“三线”，预防美苏南北两面夹击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律·冬云》一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是指苏联。当时的中国对这两霸的态度就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在这个困难期，我们坚决走自己的路，不顺从任何霸权大国。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些当年的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危机，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沙条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其国力就开始萎缩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23]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赫鲁晓夫向美国全面妥协，勃列日涅夫则走向与美国全球争霸。赫鲁晓夫带来的是国家形象受损，勃列日涅夫带来的是国力透支。就这样，与美国全面争霸的政策将苏联拖倒了。
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实力对等的敌人不能有两个，1-2=-1，有两个与本国国力相当的对手的国家必败无疑。勃列日涅夫的扩张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将中国最终推到了苏联的对立面。这促使1972年中美和解及1979年中美建交。这两年是苏美国力变化的重要节点。(如图2[24])
在此之前，美国与中国和苏联敌对，美国国力处于弱势;1978年后，苏联与中国、美国敌对，此后苏联国力持续下降，直到解体。在当时苏联已陷入“1-2=-1”的形势。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懂这一点，跟美国全面争霸又对中国全面施压。这样，中国就不能再跟苏联合作，不得不转向美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当然，与美国交好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采取了列宁“布列斯特”式即为了生存暂时与魔鬼妥协甚至合作的策略。1923年，列宁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时说“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25];同样的道理，在苏联也向中国施压的条件下，为了保证中国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1972年2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26]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27]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28]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获得了长远的进步。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称霸。“两面作战”是霸权主义实践上不能避免的结果。
苏联的解体说明即使进入社会主义，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扩张。美国天真地认为没有苏联的制约，整个世界就是它的了。而且，美国的扩张动力比苏联强，因为美国是垄断资本控制的，与苏联不同，扩张是垄断资本的本性。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开始迅速地向世界扩张，废除了一系列和平协议。开展反恐，曾将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列入打击对象。这就把美国的力量拉向全世界了。国力与拉皮筋是一个道理，皮筋拉长过度，撤退就要比前进需要更多的资源。“911”事件后，美国把战线拉到中东，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力基本上透支了。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四 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也更加成熟，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到了2016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更高水平。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又与俄罗斯合作呢?因为这时的俄罗斯没有扩张性，这与1972年中国与扩张能力下降、开始收缩战线的美国合作的道理一样。1972年中美握手，1992年苏联解体，2016年英国脱欧和中俄联手，在所有这些大变局中，中国坚持道路自信，成功地化险为夷并获得巨大发展。
2016年是世界发生大转折的一年。其特点一方面是欧亚大陆的“两翼”即英国和美国都在与大陆脱离：一边是英国脱欧，另一边是美国退出TPP;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边缘国家都在向俄罗斯和中国汇拢。
2016年6月，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俄国发表《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29]。
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白俄罗斯明斯克会谈，会议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由北约另外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其欧洲的事由欧洲人作主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最好火并。德国和法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甚至英国合作。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在这里，2015年11月24日，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被土耳其F-16军机击落坠毁，两国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可事后不到一年即2016年8月9日，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自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共同打击恐怖主义。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印巴两国签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即远东地区，与土耳其相似，2016年7月，菲律宾一些人还在热衷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可到10月，菲律宾就出现180度大转弯，菲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实现中菲元首会谈，中菲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了中菲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同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两国重签《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世界大势发生的上述变化，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阵营”的形势“否定之否定”，当时两个阵营都非常强大。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向海洋国家英美阵营靠拢。21世纪始，美国开始衰落，英国决定脱欧，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国家汇聚。在这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眩的历史剧变中，中国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列宁在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共产党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30]，“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31]。在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发展的每一次激流险滩中，中国都准确地找到并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列宁接着说：“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32]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下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 世界治理体系需要中国方案
世界的关注点曾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开始向东方回归。越反越恐的世界形势表明，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治理世界的方案是失败的，需要新的方案替代。
中国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苏、美三大国博弈中最后胜出的结局，向世界传达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世界的关注点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与苏联和美国发展比较中受到世界的青睐。中国何以在战后半个世纪中精彩迭出，获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世界开始兴起新的“文艺复兴”，人们不是从地中海的古希腊而是从太阳升起的东方认识中国传统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其中闪烁着东方智慧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人们试着用东方的世界观重新认识和治理世界。现在中国又适时地通过“一带一路”向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及东方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世界观。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参与世界事务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又是对近代反殖反帝的经验总结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援外方式上，中国要有所创新。
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济援助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Rashid Kawawa)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33]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34]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35]。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36]。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中国坚持友谊第一而非市场的方式援建了坦赞铁路，中国技术人员进入非洲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与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实践将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37]的国际主义理念及其治理世界的方案留在非洲，留给非洲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先于2013年3月24日访问坦桑尼亚，并于第二天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缅怀中坦赞三国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传统情谊。3月25日上午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讲演中，习主席说：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我们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对方。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38]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39]。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人20世纪60年代坦赞铁路实践及其理念在新时期的延伸。
也许有人认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我们是不是亏了。这样说是短视的。通过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中国人民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结晶。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40]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在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支持我们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兄弟国家，支持还是无私的。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41]。我们不走对外扩张道路，而是讲正确的义利观，讲物通、心通、人通，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世界观，。
欧洲人按照西方资本扩张的模式很难准确理解“一带一路”。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生命力，我们不会急于让西方世界认同我们的道路并接受我们提供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历史提出重大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这一点：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42]
世界的出路何在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相似，为了解决西方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东方。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到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43]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大同”的理念相结合，为解决当代世界危机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为世界提供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衰落反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今天美国的衰落再次给世界提供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已赋予中国共产党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己。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包含了其应有之意。“四个全面”关键就在“全面”：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这叫创新;社会管理从而世界治理不能片面化，这叫协调;自然环境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叫绿色;社会不能两极分化，这叫共享;我们是在继承了资本主义提供了生产力的基础上前进的，不驾驭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是要僵化不前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其最终目的是向着共产主义不断创新。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4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既是“共享”概念的延伸，也是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思想的当代表述。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六 余论：需要回应的三个问题
当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的“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回应。
第一，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
我们现在也谈全球化，更多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并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新的尝试和新的实践。在这方面要做两手准备。其间出现阻力，甚至暂时的逆转，那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辩证法，反者道之动，阻力即动力，排斥即融合，否定即肯定。文明是在抵抗中产生的。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其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45]
同样，西方人也曾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所以，对历史上的文明的突冲要辩证地看。世界一路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而是充满冲突。我们要用新的世界观来诠释“一带一路”，要让世界认识到文明传播还会有更好的路径选择，并非只是冲突一途，我们不否定冲突，但不会强化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以中国智慧，既直面冲突、又善于化解冲突，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46]修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中国运用这个思想将新中国的形象深深地印在非洲人民记忆中，今天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走向世界、构建“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
第二，如何化解“一带一路”可能产生的海外矛盾?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走向世界，很多经验还不具备，所以解决世界矛盾的问题的方法需要在新的实践过程中摸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向世界，中国离失败就不远了。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走向世界扩张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对外扩张，而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展示中国的世界观。“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国际矛盾方法的过程。
第三，“一带一路”如何体现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今天我们说的“和”文化，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今天节制资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是单纯的“和文化”，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消灭资本是不现实的，共产党就必须学会驾驭和节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共产主义是从生产关系革命开始的，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谐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原因。“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7]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主义世界。
[1]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 .
[2]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3]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页。
[4]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5]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6] “国不堪贰，君将如之何?”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9]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0] 周晶：《透析美元45年沉浮周期》，http://www.fsfund.com/news/2015/02/05/100935/1.shtml。
[1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年1961版，第46～4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5]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16]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包括十二家银行及其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二十五家地区分行。各联邦储备银行都是准公共机构(部分私有、部分政府所有)，他们的股东来自联邦储备体系在各区的成员私人商业银行。这些成员银行购买本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成员资格要求)，法律规定这些股票每年支付的股利不超过6%。
[17] 《习近平在广西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人民日报》2017年4月22日，第1版。
[18]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19]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20]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1]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金融机构。1886年由俄、法与清廷合股组成。 总行设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后改设在巴黎。享有在华发放贷款、发行货币、税收、经营、筑路、开矿等特权。1926年停业。
[22]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3] 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4] 罗思义：《无论谁上台，中美对抗都不符合双方利益》，
http://www.guancha.cn/LuoSiYi/2016_11_07_379648_s.shtml。
[25]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0页。
[26]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9] 《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6/9084231.html。
[30]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页。
[31]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32]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33]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34]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35]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6] 参见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37]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吕祖荫：《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38]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201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第2版。
[39]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4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42]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 版。
[43]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44]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 版。
[45] [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页。
[46]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47]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1/c_1268977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