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最近在香港大学演讲的一段视频引发较高的网络热度。这段视频的内容是：龙应台问在场听众的启蒙歌曲是什么?香港浸会大学(公立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教授回答说：我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问：怎么唱?于是，观众席中很多人开始唱这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于是，网络上有一种评论成为普遍性的基调：龙应台企图洗脑被打脸。
朋友对我说起这个话题时，我其实不是很有兴趣。几年前我写过关于龙应台某本书的书评，龙应台在台湾宣布辞职时，我也写过关于她的文章。我对她不是很欣赏，也不想再多写她。朋友把龙应台演讲比较完整的视频发给我，建议我看一下再说。我在视频里听龙应台提到“安徽白茅岭农场”，于是我决定写这篇文章，原因后面再说。
普遍性的评论说“龙应台被打脸”，这应该是不喜欢或讨厌龙应台的人的一种解读。我认为，以龙应台的文化修养来说，“打脸”的说法可能有点过，龙应台不至于被这样一个“意外”搞得进退失据。事后，龙应台写了回应文章，她说自己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认定这是一首“红歌”，她佩服周伟立教授的勇气和诚实，也很想听听这首歌，于是便希望大家能唱，于是很多人开始唱。不同年龄的老师、学生，不同身份的大陆、香港听众开始一起唱。龙应台说：“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我认为，龙应台事后的这番自我解释没什么毛病，合情合理。虽然有人可能会说：那只是龙应台因为应对无措而不得不在拉长合唱时间，同时飞快地转动大脑以找到一个光滑、安全的台阶，但我还是认为，至少就现场表现而言，龙应台并没有多少可供取笑的尴尬。但这并不是说龙应台没有尴尬，而应该说，她的尴尬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尴尬。
香港大学邀请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很多名人参与的这个系列演讲名字叫做“大学问”。我们可以问：“大学问”大到什么程度?是否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从龙应台演讲的内容看，这个结论大致是正确的：龙应台试图在不同人的不同启蒙歌曲中寻找一种超越政治的文化因素，反映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中某种永恒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其实是龙应台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上世纪70年代，当台湾代表被请出联合国，由来自大陆的外交官代表中国坐上联合国的席位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便开始陷入文化身份失落：我是谁?
龙应台演讲中用了一首台湾当年校园里学童们唱的反共、反大陆歌曲。我们不评价这首歌，只想借此说明，对于失去联合国席位后的台湾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国民党灌输的幼时教育使他们难以认同中国大陆，而要认同台湾，对于缺乏远大理想的“小民”来说也许可以聊以自慰，但对于想要进入世界主流话语平台的台湾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国际地位的台湾又难以成为身份认同的全部立足点。于是，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找到了一个途径以摆脱这种两难——他们试图使自己成为“世界公民”，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价值为伍，便能避免具体国籍、文化身份的尴尬。巧的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不久之后正好与苏东剧变带来的“历史终结论”的广泛传播形成了完美的结合。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说就是：认定西方所代表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最终选择。这使得龙应台这样力求使自己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终于在“普世价值”上可以找到一个看似结实的依靠。龙应台出任台湾“文化部长”时，这种“世界公民”的身份与台湾政治汇入“历史终结”的洋洋得意是一致的。龙应台辞职后，对于民进党的绿色支持群体来说，与“历史终结”为伴，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心理安慰。
我们在龙应台的演讲中可以看到，她试图用历史歌曲中超越政治的因素来表达文化、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正是她的这种“世界公民”身份的必然。例如，用歌曲表达爱情，表达亲情，表达思念，表达对政治的模糊和排斥等等。龙应台提到希腊悲剧、意大利歌剧、德国的“尼伯龙根”，基本上都是这种超政治、超民族、超国家、超时空的全人类普遍文化的取向。龙应台说，所谓经典歌曲就是超越了假造的规范、强制的压迫，触及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对于经典歌曲的评价“就是好”，不涉及思想性等外在约束(大意如此)。然而，我认为，龙应台的这种文化取向，实际上也是很尴尬的。
首先，从她所举的歌曲例子来说，所谓人类共同文化本身就毫无例外地包含着民族、国家、政治的底色。例如“绿岛小夜曲”，龙应台虽然把它看成是一首爱情歌曲，但也不得不承认这首歌的流行实际上带有台湾岛独特的政治含义。再如，龙应台用了陈歌辛的很多歌反映随蒋介石去台湾的那批人当年的心态。我们可以按龙应台的逻辑说，当年曾经被大陆认定为“黄色歌曲”的陈歌辛的作品代表着爱情之类的普遍价值。但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正是政治造成的两岸隔绝、对立，使得所谓国民党上世纪三十年代“黄金十年”成为这批偏居一隅的人对陈歌辛歌曲的“上海滩”文化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怀旧之情。如果没有政治造成的隔绝，陈歌辛歌曲能否在台湾受到普遍喜爱，真的很难说。龙应台为此不提陈歌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与日本侵略者的合作，倒也符合她模糊政治、去政治的一贯立场。但是否所有人都接受她的这种“世界公民”的价值取向，是可以打一个打问号的。
龙应台说她父亲最爱的歌曲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个唱段，似乎反应了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孝亲文化，从而超越了国共之间的战争。在这里，龙应台犯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错误。她说，“四郎探母”唱了一千年，可见这个唱段表达的人伦亲情、孝亲之心具有长远的、超时空的普遍价值。之所以说她犯了一个错误是因为，“四郎探母”的确是根据大约一千年前的故事改编的，但它成为京剧唱段并没有一千年，而是产生于清朝时期。现在有人说杨四郎其实是一个叛徒，不值得歌唱，有人甚至认为应该禁演。这实际上又涉及到这个传统剧目背后的政治。杨家将故事讲的是北宋初期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之所以在清朝诞生了《四郎探母》，以一个“叛徒”为主角，是因为清朝不希望南方、北方的民族对抗情绪延续下去，因而“叛徒”变成了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代表，而他所突出的人伦亲情则成为超越民族、地域、历史的共同文化的结合点。换句话说，《四郎探母》之所以成为京剧经典，一方面是它较高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政治塑造了这个故事，突出了超民族、超地域的普遍文化价值，而非它自身就如此。我们可以认可这种政治意图不着痕迹的高明，我们也不能否认政治对它的巨大作用。龙应台试图借这个京剧阐述人伦亲情超政治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暴露了她的目光短浅和狭隘眼界。
龙应台所举的歌曲例子背后都有无法摆脱的政治背景，这是龙应台推销普遍文化价值的一种尴尬。除此之外，龙应台以及与她理念相近的一大批人，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尴尬。“世界公民”所代表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之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能够有市场，有立足之地，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推广“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在现实地推广全球一体化。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能够成为全球畅销书，就是因为它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完全吻合。这也使得一批像龙应台这样的“普世价值”拥趸当初能够在地球的很多角落找到与全球化一致的表演舞台。然而，近年来，随着英国退欧、欧洲难民危机、美国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人们日益清晰地看到，西方国家正一个个步入“去全球化”的行列，龙应台们曾经拥抱的西方“政治正确”，正在被西方逐步放弃，西方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因其与现实利益的冲突正日益遭受质疑或被束之高阁。这给龙应台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尴尬或新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盔甲的“世界公民”，在今后的世界上还能有多大的舞台?
于是，我们看到了龙应台对此的文化敏感和暧昧。一方面，龙应台的演讲中表述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概念，甚至对年轻听众的“文化断层”表示惊讶。对此，我们难以清晰地认定龙应台所谓的“文化断层”具体所指是香港的殖民地文化，还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变革?龙应台在回应该视频被刷屏的文章中，配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2016年元旦她在北京西山参观“无名英雄广场” 纪念碑时的留影。这个广场所纪念的无名英雄是蒋介石退到台湾时大陆派遣一同前往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后来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了，人数超过1000。龙应台配发这张照片是什么意图?是继续坚持她超越政治、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还是对两岸统一的一种暧昧态度?另一方面，龙应台在演讲中用“绿岛小夜曲”做例子也同样耐人寻味。这首伪装成爱情歌曲的政治歌曲，实际上代表了台湾民进党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和政治骄傲。
因此，我对龙应台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兴趣：面对世界性的“去全球化”趋势，龙应台们曾经赖以立身的“世界公民”身份开始遭遇一个巨大的尴尬，必须面对一个选择：是放弃“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还是坚持?如果坚持，还能有多少听众和依靠?如果放弃，且不说她能否变成德国人的文化身份，且不说她这个华人若想变为德国、美国身份，在排外思潮日益抬头的西方能否被德国、美国等完整接受，如果她还想在台湾海峡两岸维持自己的活跃度，那么，她是回归中国统一的文化身份，还是站到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我认为，这是龙应台最焦虑的尴尬。我之所以不太认同“龙应台被打脸”的流行评论，是因为我在龙应台尴尬的背后，还看到了她的暧昧，这种暧昧也体现在她对于众人合唱《我的祖国》时的笑声里。
龙应台的回应文章标题是《大河就是大河》，文章最后很文艺地说：“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很明显，她还是固执地强调“去政治化”，这是她对自己面子的全力的呵护吗?谁都不能否认，《我的祖国》里唱到的“大河”、“稻花”，如果没有残酷的战争背景，如果没有保卫祖国的豪迈牺牲，如果没有战胜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那么，人们对于“大河”、“稻花”的热爱之情绝对不会那么强烈。如果去掉“上甘岭”的背景，“大河”最多只是一条普通大河，“稻花”不过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寻常之物。正是因为在被疯狂倾泻的炮弹削低了几米标高的山头的衬托下，在滴水难觅的坑道里等待冲锋命令的必胜信念，完好无损的“大河”、依然飘香的“稻花”才显得那么珍贵，才会有黄继光的惊人一跃。人们可以模仿龙应台的句式说“生命就是生命”，“死亡就是死亡”，然而，当人们面对一个杀人犯和一个慷慨赴义的人，这个“龙应台句式”根本无法表达生命、死亡“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一浓重而普遍的文化价值。所以，龙应台死要面子的固执，实际上摇摇欲坠。
最后回到白茅岭问题。龙应台在演讲中提到陈歌辛时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安徽白茅岭农场。1961年，陈歌辛在那里去世。陈歌辛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到白茅岭农场带走了丈夫的遗骨。我很少在公开文章里见到“白茅岭”，一旦见到，便有一种特殊感受。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生活了16年。我对白茅岭绝对比龙应台熟悉得多，所以，我可以给龙应台挑点毛病。例如，龙应台说“安徽白茅岭农场”就不够准确。白茅岭农场虽然地处安徽，但它的行政隶属关系并不是安徽，全称叫“上海市白茅岭农场”。此外，龙应台说陈歌辛的妻子“千里迢迢”去到白茅岭，也是一个不严谨的夸张，上海到白茅岭农场的距离大约200多公里。当然，比起龙应台文化身份的尴尬来说，这个小问题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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