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卫士

　　——如何看待邓力群同志?

 陶  冶

　　邓力群老去世后，当局已经做出了论定。我对给予的论定是赞同的，但是毛派对其正面评价、肯定和颂扬达到的高度，还是未想到的。人，没有一个是完人，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有人给他“三七开”，何况其他人等了。刚刚逝世的李光耀在新加坡能享受全国人民以国父的崇拜和爱戴，堪比当年咱们对待毛主席那样了。可是现在中国人还是那样的吗?我曾去过朝鲜，朝鲜人民一提及金日成将军还是无比崇敬和爱戴，甚至眼含热泪的。而我们中国人对待国父还都是那样的吗?

　　眼下在举国上下对邓老的赞扬声中也不乏负面的。我从网上就看见了这样的表述：“邓力群作为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意识形态及思想教育的主脑、12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派的同情者与盟友。我们不必怀疑他对他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也不必怀疑他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邓力群反对文革，在这一点上与邓小平完全一致。只是在技术上或策略上与邓小平有一些分歧。邓力群意图完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使它不至于以失败告终才处心积虑地搞邓修路线的改良。也许，他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核心里的一个异议者、一个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里的“左派”。这种“左派”对大局起着什么作用?对中国继续革命起着什么作用?! ”

　　说这话的人当然也有我赞成的一句：“‘反腐’不反邓路线，不反资本主义制度、不反私有制这条毒根，‘反腐’就是假打。不但越反越腐，而且加速邓路线死亡。”

　　因此我不绝对否定这个人的看法：邓老曾是修正主义集团核心里的人物，但够不上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只有甘当第二代的那个人，而没有他人。那么怎么看待邓老这个人呢?下面就说说我的观点：

　　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啥关系?修正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不是并列的，它是马克思主义衍生出来的异化物，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邪枝。事实上修正主义者并不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认为是继承、发展乃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也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修正主义了。修正主义者也是渐进的，逐渐撕开面纱的。所以也有个被逐渐认识的过程。跟着修正主义者走的，乃至为修正主义头子做事或效劳的并不一定就是修正主义者。这也相同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并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道理。关键在于他是不是死心塌地地跟到底?

　　“永不翻”(以下省略引号)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毛泽东政权核心中的人物?回答当然是无疑的。但是我们能因为他是毛政权集团里的，就否认他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事实存在吗?就还认为他仍然是忠于毛主席的同志吗?所以我认为邓老即使曾经参与了修正主义集团，也不能认定他是修正主义者。相反，他对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一直是直面应对敢于抗争的。他不惜落选被革职为民，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淫威下，表现出“五不怕”精神难道不是十分可贵的吗?

　　他不是全盘否定文革的。他在承担《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请示永不翻对文革是“三七开”还是多少开的时候，永不翻说“一开也不开”。这怎么能看出他反对文革呢?

　　邓老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的思想，遭到非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永不翻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老看透了永不翻就抹下脸了。邓老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这是合乎情理的，很正常。邓老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称邓老是“左王”。

　　“89、6、4”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被压制了，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走向并未改变。我党的舆论部门还在不停地发声予以提示。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永不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谁说》一文的作者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初，永不翻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永不翻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到2月18日，永不翻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他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永不翻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永不翻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于是有人说这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老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左王上阵，鼓舞了左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老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永不翻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50-151页。)

　　但是，这样的压力也没影响左派的战斗士气。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老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永不翻。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永不翻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声明：以上内容引自2014年6月1日网上《从马立诚文章看中国两派之争内幕》)

　　这场关于改革方向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邓老并未停止战斗。

　　从当年(1986年)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邓老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为此不惜面对永不翻开始，始终坚守在保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阵地上，虽九死而不悔，甚至到了1992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仍然支持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关心和资助毛泽东旗帜网，利用网站聚拢左派，坚守阵地，提醒人们存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责任心。

　　邓老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始终不忘维护毛主席的声望。1999年6月7日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社会上普遍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归罪于毛主席的时候，他说：“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的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 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

　　“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四千人，后来扩大到八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十万人，实际上搞了五十五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就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

　　“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他不仅实事求是地为毛主席把黑锅卸掉了，还默默地为毛主席整理著作。连毛主席自己都忽略了的重要文字在他手里保存完好。他竟然拖着病躯在视力不及的情况下，靠听和说，到底完成了编辑《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批注笔记》一书，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就是记录了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的讲话。苏联教科书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没有邓老的努力，也就见不到毛主席这么宝贵的阐述了。这是邓老的最大贡献。

　　综观邓老的一生，难道我们还有啥可挑剔的吗?他到底属于哪个司令部的人?他和我熟悉的马宾老是一个类型的，都是被永不翻重用的前朝干将，并且都是赞成改革的。但是当他们发觉改革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时，先是不断地提建议，规劝和警告，并且提出正确的观点;当发觉没起作用，人家仍然我行我素时，就毅然决然地不惜拉下面子与以决裂，并且力所能及地战斗到底。这不名副其实地堪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吗!所以我判定邓老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坚强卫士。

　　2015年3月26日 为参加27日邓老追思会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