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后的中国，在很长时间内经历着错综复杂的西方化过程，除开清满遗老竭力抵抗新文化运动妄图恢复帝制的复辟主义以外，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西方化过程中两个关键力量，当时的新青年们在努力找寻西方模式优越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接近西方必须承受的感情代价，任何模式的制度输入都毫不例外地伴随着西方权力的介入，没有哪种力量可以躲过。
百年前的西方与今天的西方，若单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并非可以用物质来简单对比，西方的大概念也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统治世界的方式也大不一样，领土殖民已经转向为除领土以外的多元化殖民，文化、经济、科技、信仰皆可纳入其中。对西方来说，内部困境相对较好的表现为无产阶级概念的淡化提供了基础，这也减少了其它国家对于西方的攻击着力点，共产主义理论短期内找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致命痛处，即便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无法提供合适的说辞。
推翻帝制后的中国最革命一代当时面临的国内环境是主权的不完整和民族情绪的压抑，西方国家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膨胀极大地刺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照搬资本主义似乎无法满足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这也注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的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思想受到追捧就不足为怪，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点燃了中国共产主义信仰一代建设区别于西方国家新中国的激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当时主流社会的广泛承认，甚至遭受到象胡适这类名人的讽刺与打压，因为从物质之于个人的天生诱惑来说，共产主义的设计的确不能让拥有资产的上流社会满意，物质欲的天性会让很多人不顾一切地排斥精神乌托帮，劳工运动满足不了除工农之外几乎所有阶级的私人占有欲，甚至在农民阶级内部也不是统一立场。
非常有趣的100多年瞬间又过去了，令不意想不到的是，百年后的中国又开始重新回到原来那个怪圈，“主义之争”和“西方化”之争再度成为社会争论的热点和焦点，丝毫也不亚于前一次的激烈程度，甚至连社会面貌都展示出极大的相似性，到底是荒唐还是幸运，估计还得再等一到两百年才能验证这个爱折腾民族的正确与否。
20世纪80年代，中国展开的改革开放（西方化）经过几十年的验证之后，大家发现其病态的一面已经接近超越大众的最大承受能力，改革主义者和开放主义者既没有得到西方的接纳，也没有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改良中国”还是“革命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国民的集体心病，赞赏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病态的群体，赞美资本主义者亦被定性为无知的一族，介入两者之间的一大批中间派试图用中和的力量调节中国走向混合主义道路，然而，这种努力看来也是两边不讨好，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随之而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混乱的论战状态，不过，好在政治还算开明，混乱背后是官方释放的言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争论的过程是利弊兼而有之。
21世纪的部分中国人因偏爱西方拼命移民欧美，一部分人是歇斯底里地怨恨欧美，多数人则是爱恨交织，到底是何种因素使然？真的是制度原因还是情感原因？中华民族总有一些人习惯于把自己放在5000年文明古国的位置上自己崇拜自己，并不了解世界是否真的尊重自己，即便知道也详装视而不见；也总有另一部分人时刻不放弃自己作贱自己，当富人家的奴才似乎比做一个人独立的人更具吸引力，奴才也不算最坏的选择。十几亿人的大国很多时候大部分人把面子看得似乎比里子更加重要，虚伪和真实的选择有时相当困难，儒教统治下的中国人虚伪性有时大大地超过了真实需要。今天的中国，一大批精英梦想欧美制度的同时，从来都不愿意承认其物质欲望的第一位，民主和人权的幌子永远是他们手中的枪，只有当他们面对欧美接二连三地欺负中国时才短暂的表现为哑口无言，并不忘记在阵痛之后采取温和的口气为西方辩护，以期获得西方世界给予其精神上的奖赏，然而，这种讨赏式地接近西方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民族感极强的多数人认同，他们视这部分精英为出卖灵魂式的赌博，灵魂不要了，自然不可能从物质中找到快乐。
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对立到底是否真的存在是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从哲学角度看，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应存在物质和精神对立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应当存在，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是共性的，不存在任何对立。中国面对的其实本不是“二元论”的对立，而是之外的情结，这个情结又是什么呢？多半是西方试图废除中国传统以完全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条件的尝试。中国人并非按照西方的意图走，中国人愿意接受科学，但绝对不愿意放弃精神力量的特色一面，中国人接受民主，但绝不会抛弃术、势、儒，法的传统思维，中国接受资本主义的部分要素，但又无法真正为其提供自由化和完全私有化的环境。大家也许还忘记了另外一个实事：中国人在接受现代科学文明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均安主义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并且会把均安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挂钩起来。
要走出对西方社会爱恨交织的陈旧思想观，我看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增加中国人的自信，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完全充满自信，在面对它国的时候便不致于出现非理性爱恨交织的复杂局面，人与人的交道正是国与国交道的个体反映，自信地交往会让局面完全倒挂，西方其实哪里算得上完美世界，如果中国把强行向西方输入自己的理念作为接受对方理念的必要条件之一，遇到抵抗又有什么关系？完全西方化过程如果用“双向综合主义”代替未尝不是一种改变自卑心态的好方法，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包装出来的世界规则如果能够结合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将出现对中国极为有利的方向转变，西方不能永远输出比他国更为落后的制度和精神，中国用不完美制度中的先进成分改造西方社会应当成为政府和精英的特殊义务，重申中西方文明的双向作用并不是一条绝对走不通的道路。
西方社会如何走向对中国爱恨交织的轨道也是中国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选题，中国人一直抱着慈善和普爱的精神关怀着整个世界，哪怕自身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这不是一个坏的民族性格，当然也算不上是最好的。中国应当试着想办法让自己被他人爱恨交织，如果中国收获的全是仇恨当然要认真反省，如果中国收获的全是蔑视更加应当引起全民反思，如果中国收获的是爱恨交织，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感情的爱恨交织，那就说明中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面对西方，不必担心其恨的一面，关键是要审视其恨的起源在哪里，如果西方是纠结于中国物质和精神的强大实力而产生恨意，则正好说明中国的道路方向是正确无疑的，如果西方是纠结于中国人莫明其妙的精神分裂和文明的落后而产生恨意，应当反思的则是中国自己。一个大的民族通常不愿意接受因弱小被人欺负以后的强烈抗议，如果中国能用自己的强大从西方口中收获到他们对中国的抗议完全可视为某种精神决战的胜利，国家经年不断地准备物质，如果没有精神指向则毫无意义，西方必须有接受痛苦的过程和能力，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其它遭受痛苦国家人民的感受，西方人的感情不能只有优越感，也应当有承受中国强大作用力的被撕裂感受。
未来数十年，西方到底是否会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冲击波？到底会否用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情部分接受中国制度的改造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要返回到最初始的设问，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抛弃自卑决定中国的成败，如果中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体制，未必不能为世界提供一套可供效仿的新型制度模式。科学与强权创造的西方物质文明并不能掩盖西方国家的固有矛盾和缺陷，科学的停滞和强权的萎缩都将会大大削减东西方物质的差距，西方内部的隐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将显性化，如何修补或者彻底改革缺陷应当可以取经于中国。贬低西方并非是什么妖言惑众的行为，东西方转换角色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贬低西方也不意味着中国的自大，挑战强权、争取强权也是实现民族走向复兴的必要准备，否则，西方化的爱恨交织会在无数个百年以后反复重演。
爱恨交织的中国如果不能推动世界的历史进程，就将被世界历史的进程所淹没，未来的世界历史也许并不是所有各国的历史，而只能是少数大国的历史，存在与湮灭就在转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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