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关于学术期刊改革的消极想法

　　协会会长让我就学术期刊改革讲点看法。我本来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但下级服从上级，必须的。我就谈谈我对期刊改革的一些消极的，不过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学术期刊改革的消极想法》。

　　(一)

　　学术期刊改革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改变硬件，这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另一个是改变软件，这是制度层面的变革。

　　从硬件来看，技术革新、技术发明和技术创造都是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是科学实践和技术实践。生产力和科技的改革时时都在进行，也就是说，技术层面的改革因素很活跃。从这个层面讲，学术期刊的改革时时都在进行着，比如，期刊电子化，编辑无纸化，以及编辑技术的数字化、科学化，这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然而，今天所说的学术期刊改革，大概并不是指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指制度层面的改革。制度层面的改革，人类社会也从未停顿过——比如各种法律、法规的修改与完善，各个编辑部规章制度的完善。但是，比较而言，技术层面的改革与制度层面的改革还是有所区别的：

　　——技术层面的改革因素相当活跃，时时都在进行。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升在社会发展中是第一性的元素。

　　——而制度层面的改革因素却相对保守，具有某种惰性。这种相对保守是不是意味着“腐朽落后”呢?不是!制度是稳定并不一定就是不思进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制度的稳定往往是必要的。制度的完善当然没有止境，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就需要相对稳定。如果制度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不可捉摸，那就成了“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人们就不知所措，就无所适从。“无所适从”的东东是无法“预期”的，无法预期的东东必然导致人的行为“短期化”。

　　今天很多所谓的改革，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在于有些改革让人无所适从，成了“穷折腾”。其导致的结果大家正在领教呢：坑蒙拐骗、道德沦丧、竭泽而渔、搜干打尽。

　　(二)

　　其实，很多改革之所以遭人诟病，其症结，还不仅仅是“朝令夕改”的穷折腾，而是在于，折腾的目的究竟是想干什么？

　　想必大家都看见了，主流学者用数学模型反复表明，改革的动力、依据和目标，就寓于经济人之中，就存在于蝇营狗苟的私利和欲望之中。于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改革已经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凡是纵容个人私欲的制度就是好的，就要倡导；凡是维护集体公益的制度就是坏的，就要破除。我就在想，当改革只能用这样的逻辑来辩护时，改革的神圣性也就一文不值了。

　　那么，学术期刊改革到底要干什么呢?大家想想，我们学术期刊改革的逻辑，是不是也同上述改革逻辑是一样样的呢?这个问题，诸位同行都是专家，比我清楚，我就不做深层解读了。

　　不论怎样歌颂改革，我们都必须正视一个事实：现在的有些改革，基本上就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少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

　　有人一边说“继续深化改革不动摇”，一边又说“不折腾”。我就纳闷了，既要“改革”，又要“不折腾”，这不是扯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吗?请问诸位，天下哪有不折腾的改革?问题的要害不是“要不要改革”，不是“要不要折腾”，而是：（1）为啥要折腾？（2）谁来折腾？（3）折腾谁？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有关改革的真正分歧所在，说白了，就是“改革的方向”问题。说到“方向”，有人不高兴了，有人要给我戴帽子了，但很遗憾，这就是事实。

　　所以，眼下流行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不改革谁都没好下场”，“宁要神马的改革，不要神马的不改革”之类的豪言壮语，如果不明确“改革”的真实含义和真实目的，那就有只能是大忽悠。对此，我借用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的一句话(大意)：

不能简单地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准确地说，不坚持为大多数人利益考虑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坚持了只为少数人利益考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就是“折腾”，但不能瞎折腾。改革不是目的，改革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如果改革成了“为改革而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指定就是“瞎折腾”。

　　有人提醒我：习近平说，“改革没有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话没错。但是，我也想提醒诸位，习近平还说，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所以我觉得，对改革要辩证理解，不要走极端，不能搞大忽悠，不要动不动就拿改革的大帽子吓唬人。

　　(三)

　　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改革总是缘于对现状的不满，改革的锋芒总是要指向现状，通常的说法是：现状“不合理”，所以“要改革”。毛泽东同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借用一下：“哪里不合理，哪里就有改革”。改革这些不合理的东东，大多数人肯定拥护。

　　本来吧，“改革”是个中性词，可是，这个中性词一旦让大多数人心惊肉跳，而少数人欣喜若狂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现实中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了。

　　我在前面说，很多改革就是在“瞎折腾”。其实，站在平民立场上看是瞎折腾，站在精英立场看恐怕就未必;站在劳动立场上看是瞎折腾，站在资本立场看就未必。结合我们学术期刊改革，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学术期刊“市场化”、“企业化”。那么，站在大多数编辑、作者和读者立场上看，学术期刊市场化就是瞎折腾;站在商人、权贵和学术骗子立场上看，这是“必须的”。

　　因此，说改革不能“瞎折腾”，仔细想想，这个概念未必确切。除了脑子进了水，大概并没有人要拿改革来没事找乐子，瞎折腾。站在不同立场看，每一项具体改革都有明确目的。比如MBO(管理层收购)，那目的，不论主流的公的和母的“知道分子”说得如何美丽动人，其实就是一句话：“掌勺的把锅扛回家去了”。对这种改革，很多善良的人愤愤然，说这是“瞎折腾”。现在看来，那是真把主流的公的和母的知道分子的《改革宣言》当回事情了。

　　解读一下这些《改革宣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国有企业，最初的改革宣言说：“国企没效率”——也就是不赚钱，所以必须改革，于是有了几千万工人被砸了饭碗。现在的改革宣言又说：“国企太赚钱了”——也就是太有效率了，所以必须改革，于是有了“打破垄断”，“国退民进”，“深化改革”等等。

　　再如收入分配，最初的改革宣言说：“(大锅饭的)国有体制是造成平均主义的根源”;现在的改革宣言又说：“(垄断的)国有体制是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逻辑如此混乱，前后如此矛盾，天下真是无出其右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学术期刊市场化呢?《改革宣言》给出的理由是：学术期刊办刊体制与市场经济很“不适应”。学术刊物当然存在很多“不适应”，比如“行政办刊”、“衙门办刊”、“官僚办刊”，需要改革。但这种“不适应”，是不是因为学术还没和金钱直接挂钩呢？是不是由于学术还没有让钱掌柜说了算呢？是不是学术和金钱称兄道弟了，或者干脆学术直接嫁给金钱当小妾，就“适应”了呢？

　　现在很多期刊收钱发文章，学术文章论斤论两买卖，那其中到底有多少学术含金量?诸位都是专家，比我清楚。昨天我还收到北京一家专门倒卖学术期刊版面的中介电话，问我要不要发文章，说只要给钱，能帮我搞定一切。

　　回过头去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其实，之所以要MBO，之所以要打破垄断，之所以要国退民进，之所以要学术期刊市场化、企业化，无他，就是因为被改革的对像姓“公”不姓“私”！说白了，就是学术刊物还不是少数私人包包里的东东，如此而已。在这种逻辑下，为啥折腾，为啥改革，已无任何道理可讲，也不需要讲任何道理。于是，才会有“不改革，就要死”之类的恐吓。

　　(四)

　　回想当年，改革这个词本来民众并不反感。可是30多年之后，改革这个词为什么遭到那么多人的冷眼?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搞笑的是，原本应当是改革主体的人民群众，现在却对改革冷漠恐惧；而原本应当是改革对象的既得利益者，却成了积极支持改革的人。如果改革指向的就是这样前途，那它也就走到死路上去了。难怪有人说，“改革，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可悲的是，如今这种所谓的改革已经泛滥成灾，连最最“改革”的激进学者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比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愤怒地说：

　　——“从现实的作用来看，改革这个词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你说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还没弄清楚改什么呢，反对改革的人先警惕起来了。也就是改革的力量还没动员起来，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

　　——“比如，你一说改革，既得利益者想是不是要动我的利益，公务员想会不会丢饭碗，老百姓想是不是要瓜分国有资产，思想僵化者想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还没做事呢，先惹一身骚。”

　　——“什么要敢试敢干啊，什么杀出一条血路啊，除了制造敌人，起不了多大积极作用。”

　　据说孙立平是习近平的导师。我就在想，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展开，放眼望去，这个词就已经制造出了一大堆敌人，而且还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敌人。所以，当我看见有人杀气腾腾地高呼：“不改革都没好下场!”恕我直言：我好像看见了过街的老鼠。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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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是我在《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协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