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南方都市报以两整版篇幅，赞扬广东“新地方主义”大步成长。文章说，从去年开始，广东对包括广州和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在内的21个地市党委“一把手”进行了密集调整，结果籍贯为广东本省的有12位，约占57%，这意味着，广东新地方主义在成长。综观六十二年来，中央派到广东的干部，多是极左教条，害苦了广东百姓，而“广东地方主义”则实事求是地为本地百姓谋利益。因此，尽管胡温继续推行反地方主义的路线，但却遭到广东地方干部的极力抵制。……从广东新地方主义向中央的挑战，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走向联邦制的地方自治格局，已在萌芽。南方都市报公开为这一动向叫好，表明了大小汉奸已经为策动广东独立、上海独立、东北独立等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做好了准备。
3月29日，是老那的生日，孔和尚写诗一首祝贺，老那说，写得太肉麻了。学生转来蒋方舟微博：“我猜，能恋起来的条件，对方必须是你无法消化的人：要么太远太神秘太硬太强，咀嚼不动；要么疼惜到舍不得下口。否则啊，恋爱只能是利己的过程吧，把对方肢解溶化，最后变成自己的营养物，哪有什么爱，只有吃饱后仰头狰狞大笑……”蒋方舟的文字越写越成熟了。清华百年校庆文集问世，写得最好的是蒋方舟《给清华的一封信》：“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读了两本杂志。《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法国学者米歇尔·罗伊的《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英国学者保罗·布莱克利奇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篇文章很有理论深度。现在重新皈依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一定要防止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新的假马克思主义。
澳门《九鼎》杂志2011年第3期刊首文章是周荐的《台湾没有正式语文？！》文章指出台湾没有官方规定的正式语文，台湾从学者到官员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正式的语文。作者对此有点奇怪。在孔和尚看来，这很正常，一个幻想独立的叛乱省份哪里顾得上什么语文和文化，只要天天宣传自己比主人有文化就行了。
3月30日周三，下午上课，继续讲早期新诗，讲完了闻一多，强调了闻一多与郭沫若诗歌观念的对比。学生看了我的“你最声动”，说“听罢老师的乘法口诀，潸然泪下，肝肠寸断。”这未免有点夸张了吧。以悲声朗诵乘法口诀，那不过是一种表演。老子说大音希声，孔和尚不表演的时候，才是真正令人肝肠寸断的。
晚上读了一堆跟孔和尚有关的杂志。《特别关注》2011年第2期刊载孔庆东《穿不过父亲那片海》，系《想念父亲》一文的节选，自己读了一遍，有点肝肠寸断。《读书文摘》2011年第3期刊载孔庆东《亲切的本科岁月》，系《我的本科岁月》节选，自己读了一遍，肝肠略微发颤。《海峡商业》2011年第2期发表孔庆东《首访朝鲜》，系本人博客《朝鲜之行第一天》；第3期发表孔庆东《此中道理》，系本人博客《二月里来好春光》之节选。《艺术评论》2011年的前3期佳作纷呈。第3期有“关注话剧《四世同堂》”专栏，其中发表了孔庆东《论〈四世同堂〉的话剧改编》，被誉为大气磅礴。《现代语文》2010年34期发表我的台湾研究生王婉如的论文《<北京人在纽约>与“美国梦”》。另有刘玮哲《金庸“江湖”世界的超越》，写得有点意思。
收到《华商报》王锋的《看剑堂诗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系刘炜评主编的“六人诗丛”之一，里面的旧体诗写得很成熟老道，集句尤见功力。有一首步孔庆东博客诗《叫关》原玉：“检漏玑珠好，东博堂上多。中宵秉炬转，万姓抚胸哦。风雨廿年外，湖山一片壳。英雄脍炙后，牛马渡天河。”别有新韵。俺的原诗是：“闲日七言好，愁来五律多。晓风催辗转，夜雨费吟哦。霹雳起天外，岩浆出地壳。力杀四门后，难渡护城河。”
3月31日，早上坐视天下的末尾，孔和尚预告明天早上6点钟开始。石菲问我：“真的吗？明天早上提前啦？”我说：“你这傻丫头，明天不是愚人节吗！”石菲说：“哎呀，明天是愚人节呀，我都给忘了呀。”我说：“你不用忘，你天天都是愚人节，天天告诉网友们说，马上走开，不要回来。”石菲告诉我，我们评论药家鑫野蛮杀人案的视频已经被转载了几十万次。我也收到了很多反馈，各界学者群众纷纷支持孔和尚的正义之声。在网上讨论中，药家鑫的师妹李颖公然说：“我要是他，我也捅”，这位女同学的理由是，因为被我撞伤的人会很不要脸地记下我的车牌，所以我就应该下车去捅死她。教育学专家张敏强听闻这一消息时，不停地感叹“太糟糕了，太可怕了”。对于李颖的言行，张敏强认为，最基本的人性都已丧失，与此同时，学校的教育也非常失败。
还是在家看看淑女的书吧。看完了温皓然的续红楼梦修改稿，提了一点意见，皓然愉快地接受了。她准备将《囚歌》、《感怀》、《含颖》分别用于贾宝玉和卫若兰。又读了点杂志。《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1第2期合刊首篇是王海光的特稿《转轨和嬗变：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制度渊源探析》，很有参考价值。余艳红等人写的《五四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论争》，条理清晰。特刊《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刊载了一系列颇有深度的文章，作者多为李忠杰。《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肖显惠、杨萍的《新世纪武侠文学生态刍议》，描述了当前的武侠创作概况。
人民网乌兰巴托电，蒙古国政府3月31日决定，近280万本国公民每人将分得该国塔温陶勒盖煤矿536股股票红利。这是蒙政府首次以股份形式向全体公民分红。2010年，蒙古国政府决定用2年时间以现金和非现金方式向每位公民发放150万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约合180图格里克)的福利，履行让国家矿产资源的收益惠及每个公民的承诺。
4月1日愚人节，孔和尚每年大展身手的日子到了。早上果然有几位善良的朋友6点钟就痴痴守候着，还有一位担心睡过了，5点就起来了。中午到北大未名楼，跟陈志国芮南商谈愚人问题。卫生间里遇到北大著名教授贺兄，低声问我：“老孔，你学问大，快告诉我一下，我事前吃了十片毓婷，怎么还是弄怀孕了？”孔和尚皱眉道：“你这笨蛋，谁让你事前吃的啊？下回记住了，一定事后吃，啊。”
乌有之乡发起为朝鲜水灾捐款，派学生前去接洽。下午备课，晚上读杂志。
《中华文学选刊》2011年3月号上的长篇没来得及看，读了乔叶的短篇《月牙泉》，是写姐妹感情的，很不错。但题目稍微有些牵强，大概是原载于《西部》的原因。《天涯》2011年第2期有“纪念史铁生小辑”。摩罗的《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和敬文东的《鲁迅的语调》都耐人寻味。
《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刊首的重头文章是李春阳的《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北师大孟琢对《中庸》中“诚”的文化内涵的历史阐释，也颇给人启发。作者运用训诂学的比较互证方法，指出“诚”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源自春秋时期“壹”的概念，二者都具有“聚合—充实”、“凝聚充实、专一不贰”的核心思想。孔和尚认为此论合乎古往今来中国思想家对“诚”的理解。从孔子到王阳明，从鲁迅到毛泽东，始终把“诚”作为中华文明最可宝贵的精神价值，予以捍卫、阐发和弘扬的。
香港传真2011年12期是江苏民工郑小民写的《市场经济与奶牛卖奶》，非常形象又十分精辟地讲明了市场经济的罪恶本质和造成人类万劫不复的缘由。《观察与交流》第70期是郑慧的《香港廉政建设考察报告》。汉奸们鼓吹香港民主自由有文化，都是胡扯。香港最值得学习之处乃是法制相对严明，特别是廉政工作独树一帜。
4月2号，周六。因清明节串休，晚上补4月4日周一的课。从徐志摩讲到戴望舒，结束了前期新诗。正好收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60周年编的《六十纪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1月版。便在课前向学生作了介绍，同时还介绍了《小说选刊》、《围棋天地》等优秀文化刊物和北大中文系两位系主任的新作。一本是现任系主任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一本是老系主任费振刚先生的《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此书收录了很多费老师回顾编写三部文学史的文章，非常有史料价值。扉页上写着“庆东教授指正”，因为是病中写的，字迹有些无力，这令我感慨万千。28年前，我甫入北大，先秦两汉文学史，就是费振刚先生亲自给我们班讲的。费老的课，讲得既自然亲切，又实在客观。后来我读硕读博期间，多次向费老请教，或者站在系里闲聊几句。费老对青年后学，一向关爱有加。余杰刚出名时，社会上攻击很多，费老和我们一起，参加余杰的新书发布会，非常幽默地说“我跟余杰一样，都是口吃型的学人”。时光荏苒，我这种半瓶子醋，竟然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想想费老师1955年，还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就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那是何等意气风发的一个时代，何等意气风发的一群青年也！
课后学生送给我一本“理想青年基础手册”《新青年》，还有4本革命青年编的期刊《风华正茂》，文章和印刷都很棒，第10期有编辑费心整理的孔庆东《言不尽的毛泽东》，丁琪《媒体对孔庆东事件的报道正好印证了孔对媒体的评价》，山东《我看孔庆东》，都很有思想的深度。杂志在编辑技术上还有待提高，但那一份热情和真诚，已经是当今中国的吉光片羽。
学生去祭扫江青墓，路过致公党的楼，发来短信问：“八个参政党也已经在改开中，全部沦陷背叛，日后该如何处理他们？”孔和尚答复：“坚持统战立场，执政党好了，他们自然归附。主子腐败，难有良仆。”近期出现极左浪潮，猛烈围剿张宏良，大力批判薄熙来，认为这些真心纠正共产党错误的人，是罪该万死的最最凶恶的敌人。这使得张宏良和薄熙来腹背受敌。这种极左思潮表面上非常革命，张口马克思，闭口毛泽东，而骨子里跟敌对势力是一致的，就是要推翻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破坏人民阵线的团结，就是谁出名便打击谁，就是谁做出了对人民有利的成就和贡献，便扑上去毁灭了谁。这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有的是思想幼稚和极端，有的则是老奸巨猾的敌人所伪装的。读一读共产党早期的历史，读一读现代文学史，就知道这种人对革命的危害多么大。按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根本不应该跟国民党合作，也不应该抗日，而是应该立刻赤手空拳杀向反动政府，人人抱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但他们自己却又不做，只是在后面对革命群众挥舞着皮鞭。就是这些人，把30万红军断送到不足3万，要不是毛泽东力挽狂澜，他们会做出蒋介石做梦都办不到的丰功伟绩来。所以说比起这些疯狂的极左人士，某些右派，特别是真诚的右派，包括李宗仁傅作义那些原来的反共将领，都确实是好人也。
当晚21：30河北卫视播出“声动清明”朗诵会，里面有孔和尚朗诵《想念父亲》的结尾几段。一些朋友观看时，或泪流满面，或心潮澎湃。我的叔叔孔宪科称赞这是一台“既有传统又有正气的久违了的好节目”。还表扬道：“你的文章和朗诵非常好，令人感动。你的博客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有你这种声音在，相信中国还有希望。”我将观众的反馈发给河北台的朋友，他们说欢迎大家去当观众、去当大众评审。
收到陈剑文诗集《再看一眼自己》，珠海出版社2005年2月版。里面的爱情诗别有韵味。书中还附了一些作者与李瑛邹荻帆汪曾祺等著名诗人作家的合影。
看到一则信息，2012年中国光棍将达1千万，2017年达到3千万，2022年达到4千万，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无法破解。现在无论左派右派保皇派人民派，都看清了罪恶的一胎制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深渊。
4月4日，在家读书回信。乐乐同学来信说生活特别困难，孔和尚嘱领导寄去两千元。春节以来，花钱比较多，家里买了些硬件，外面捐助了一些学校、团体和学生，献了几处爱心，还有日本的地震、朝鲜的水灾等，把一本书的版税都造进去了。领导说：“你就造吧，把咱家这点钱都造完，我就回娘家住去。你看我开的那破车，跟拖拉机似的，哪天我开回娘家直接种地去，你一个人整天自由自在，献你的爱心吧！”孔和尚马上表示，胡乱献爱心，其实就是虚荣心，目无领导，党性淡漠，只顾个人出风头，不顾领导受风寒。熊瞎子做慈善，企图冒充大尾巴狼；熊瞎子打敬礼，企图一手遮天；熊瞎子沿街送快递，企图寻找小花蜜……总之是个人野心膨胀，如果造成领导资金链咔嚓断裂，后悔莫及。那什么，咱农业歉收副业补，下官马上准备出一本书，争取夏收时节给领导换辆新车，您看如何？领导说，哼，就会骗人。
4月5日，清明节巧遇农历三月三，据说是80多年才有一回，于是孔和尚也随俗吃了桃子。晚上到路口给俺家去世的老人烧纸，给父亲烧了一百万冥币和5万美元，又嘱咐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姑姑大姨在国外别怕花钱，想吃啥就买啥吃，闲了就到布什克林顿奥巴马家里去坐坐，一块儿打个麻将说个聊斋什么的，也算促进世界和平。姜毅发来新词“述衷情”，说是“眺新绿，目芳红，思远行”，不知道又看上哪位芳红了。
上个月老邻居陶叔去世了，陶大哥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让孔和尚给写个挽联，清明节用。我家跟他家关系并不好，而且他家三代都是“梁上君子”，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偷邻居。我想推脱，陶大哥说：“东子，你他妈现在是大名人，天天吃北京烤鸭，你看不起我们家就拉鸡巴倒，写不写，大哥就要你一句话。”孔和尚被挤住了，只好答应。琢磨了半天，写了两句：“勤劳全靠两只手，众生睡觉俺不睡；幸福生活一辈子，别人有啥咱也有。”陶大哥说：“东子，我知道你是骂我家老爷子哪，你他妈的从小就会变着法儿骂人。不过你他妈的说的也对，而且说的真他妈带劲。就用它啦。”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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