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陕西大旱

　　崇祯元年（1628年），一位约34岁上下的明朝官员，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陕西。

　　此前朝廷得到地方汇报，言陕西当年极干旱，发生严重饥荒。但信息真真假假、很不全面，即便需要赈灾，也要首先摸清楚具体灾情。于是，原籍陕西延安的马懋才被派回进行灾情调查。

　　即便在路上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回乡之后的见闻仍然让他大感震撼。在直呈最高领导的《备陈大饥疏》中，他说：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我出差跑了东北、贵州、湖广等万里之遥，见过那么多穷苦凋敝，但其惨状都没有这次我故乡的灾情严重。

　　臣接邸报，见诸臣俱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有言掘草根以饲马，采白石以充饥者，犹未详言其甚也。而今且何如？臣请得详悉，为皇上言之。

　　我看到报告上说，有父亲扔掉儿子，有丈夫卖掉媳妇；有挖草根喂马的，有采观音土充饥的，但都没有说的很详细。今天的具体情形如何，我已详细了解了，让我为领导您具体说说。

　　臣奉差事竣，道经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颗粒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我的老家延安自去年之后一年没下雨，草木枯死。八九月的时候，人们争相采集山里的蓬草当饭吃，其颗粒很糙、味道苦涩，吃了仅仅可以延缓暂时不死。十月后蓬草业吃完了，人们就剥树皮来吃，各种树里面也就榆树皮凑合能吃，伴着其他树皮当饭吃，也可以延缓死亡。

　　到年底时树皮业吃完了，人们又挖石头当饭吃，这种石头名叫“青叶”，腥腻难咽，少量食用便觉饱胀，不出数日便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有人不甘心吃石头而死，就开始聚在一起成为强盗。少数稍有存粮的人家，被他们劫掠一空，官府也无力禁止。

　　偶尔有被捕者，竟坦然道：“饿死和因为强盗被处死都是死！与其坐着饿死，还不如去当强盗被处死！好歹还能做个饱死鬼！”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其所食。

　　还有更可怜的。比如安塞城西有一处粪场，每天早晨必有两三个婴儿被丢弃在里面，有的啼哭不止的，有的哀嚎大喊的，有叫爸妈的，有吃粪土的。

　　到第二天清晨，被丢弃的孩子就看不到了，而又有丢弃孩子的人。

　　更怪异的是，孩童以及独行的人，只要一出城外就找不到了。后来看到门外的人，将人骨作为柴火在烧、将人肉当成饭来吃。可知前面的人，都被他们给吃了。

　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赈济。然粥有限，而饿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

　　于是，死者太多、臭味熏天。县城外挖了很多大坑，每坑能埋数百人，用来掩盖死人的遗骸。我到的时候，已经埋满了三个坑还不止了。

　　数里之外来不及掩埋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小县都这样，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

　　一个地方都这样，况且其他地方呢。幸好有官员岳和声在艰难安抚，打击强盗的同时兼顾拯救，捐出工资煮粥施舍给灾民，道、府、州、县等各地也都有些赈灾救济。然而赈灾粥有限而饥民无穷，杯水车薪，哪能救过来呢？

　　…大抵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贼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缘系异常灾变，从来所未经见者，不敢不据实以闻。…

　　从陕西全省总体情况而言，庆阳、延安以北，灾荒已经十分严重而盗贼情况稍微少点。西安、汉中以南，盗贼十分严重而灾荒稍微轻点。这些都是异常的灾害所致，以前从未见过，我不敢不向您如实汇报。

　　马懋才上疏之后，朝廷调集了一部分赈灾钱粮进入陕西，稍稍缓解了当时的灾情。

　　但不幸的是，明朝末年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小冰期期间，平均气温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因而马懋才上疏前后，明朝各地尤其是陕西仍然各类灾害不断。

　　比如史载：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汉南续郡志》）。

　　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在河南上书朝廷）

　　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农业基本靠下雨吃饭。一旦农民偶然遇上明朝末年的长期气候异动，首先农业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而如果恰好朝廷的赈灾粮不及时且还有苛捐杂税等其他人祸，让农民也面临失去活路，那不想死就只能投闯王、上梁山。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明末歌谣》。

　　正好是在马懋才在陕北上书的1629年，同为陕北老乡的失业青年李自成开始逃离老家，在甘肃等地辗转谋生，也是同年，他与一群兵士因为领不到军饷而发起兵变，从而正式开始谋划职业转型、迎来人生转折，并在十多年后推动了另一个走投无路的中年男子在煤山自缢。

　　所以，固然天灾的出现是自然原因、难以抗拒，但如果主观上救灾不利，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025年，陕西及华北一些地方再次大旱，据说是196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长时间无雨已导致小麦枯黄，稍后将面临歉收或绝收。近期我听闻一些农民已经放任羊群去啃食麦苗，因为已经注定没有收割的价值了。

　　但影响还不止于此。

　　截止2023年，中国总共有大约10万座水库。其中8.4万座修筑于1949-1979年间，1.6万座修筑于1980-2023年。

　　在陕西关中，很多县城日常就依赖于这些星星点点的、分散于乡村的小的老水库的供水，且水库存水也是优先给县城供水的——下游河道一般早已干涸，只在个别农田需要灌溉的时段内才可能短暂放水入渠，即便是水库周边的乡村很多日常吃水早已实现分时段或隔天供水。

　　但如今，很多水库也最终干涸，城镇面临断水。

　　这时个别老农民却表达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心态——“如果不是水库干了、县城的人吃不上水，人家谁关心咱农民的旱灾？以前耕地里再怎么干旱断水，又不影响人家的吃水。这下好了，都没水吃，都受苦吧”。

　　有长期在市里工作和生活的朋友坦言，的确是不知道农村目前干旱成这样，只觉得今年黄沙、扬尘天气太多了。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做保洁的陌生老阿姨，念叨说从当天起全县城开始停水，导致她的工作会很难干。

　　我问，那停水了人们生活咋办？

　　这个老阿姨说，XX镇旁边有几口深井，说是从那紧急调水到县城来，到时分时段供水，XX点到XX点给县城供水，XX点到XX点那地方人家还要给麦地浇水（方言，即灌溉。但是小麦还只是人们本身种植已经不多的主粮，据我所知周边还有大量的以大规模种菜为生的菜农）。

　　说完还没等我再问，老阿姨落寞地走开了，嘴里低声自顾自念叨说：

　　“这时候浇地没用了。麦地没救了，救不活了，没啥用了。”

　　农民真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