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将四亿农民转化为“不穿军装的战士”时，国民党却把自己困在了权贵集团的堡垒之中——这种军事体系的全方位代差，最终在战场上化为摧枯拉朽的力量对比。
历史证明，一支脱离大众的军队，纵有美式装备，也不过是“泥足巨人”；而真正的人心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终极密码。要真正了解八路军，还必须了解蒋介石军队，以及这两支军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下面，让我们看看国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01派系倾轧与内部压迫
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
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和三个“不关心”：
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不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内战中，蒋军没有产生过一员名将，也就不足为奇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刚愎自用和喜怒无常的脾气是闻名的；他军事上指挥无方，屡遭惨败。
何应钦将军是靠搞阴谋和耍手腕起家的；参谋总长陈诚是一个小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是个常败将军；李宗仁将军还比较民主些，但不受蒋介石信任而无所作为。
汤恩伯将军是蒋介石的同乡，他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他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小胜仗，还不如说是由于驻扎在河南时被冠以四害的名号“水旱蝗汤”，以及在蒋介石面前出卖他的恩师陈仪；原南京警备师 (蒋介石的御林军 )司令顾祝同将军是个极庸碌的官僚。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将军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得意门生，他的出名是由于不抽烟、不酗酒和不玩女人，还由于他组织蓝衣社，把学生投入监狱，设集中营，以及在攻打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时损兵折将。
东北军事长官杜聿明，受到外国军事人员无情的挖苦，“此人妄自尊大，自己无能而又嫉妒别人，十分不称职……这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失败，原因在于蒋委员长一味重用那些毫无才能之辈。”
观察家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由于这个中国独裁者依靠一个狭隘的集团来维持其暴政，所以他只能是采取任人唯亲的办法。
当然，在这个军官团中不仅有中世纪的代表，也有民主中国的代表。辛亥革命以来，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使得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从军，成为军官、文书、副官等等。
一些略有文化的农民子弟甚至步步高升，当上了军长，如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广西农民出身的李宗仁将军便是，这类人痛感中国必须改革。
甚至还发生过象不久前中学毕业生魏升明上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日记中所叙述的很痛心的故事：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耻辱的一天。长途旅行之后士兵们很疲乏，我让他们在车站月台上休息并且给他们买了一些西瓜，团长走过来当着全连人大骂我。
后来，当士兵们急忙将西瓜藏起来时，他打我耳光并踢我，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国的巴顿将军曾因为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而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可我能向哪一个国会申诉呢？”
像这样令人痛心的日常小事多的是，例如有些穷学生常常被蒋介石政府以许诺培训为军官而引诱到南京去，这些军事学校的宗旨不过是把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青年训练成为驯服的牲口和未来的奴隶工头。
整个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不讲人道、尔虞我诈和一片恐怖气氛；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
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
还可问问某些当师长、军长的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猜疑和担心受怕的舞台上渡过他们的生活；每一个军部里都充斥着特务。
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
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
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
决定蒋军素质的，是半封建的旧中国和蒋介石的过渡期的中国，后者是法西斯主义和旧式专制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大杂烩。
在后一种情况下，军官对士兵有时还有一点战友的情谊，但更多的是象一个匪帮的头头和小喽罗的关系。
在前一种情况下，军官与士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
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
无可否认，当兵的在中国社会里地位是最卑贱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旧中国军队的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这种传统仍旧存在于蒋介石军队里。因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没有得到改造，因此军队也没有得到改造。
老百姓极怕军队，军队里又极瞧不起当兵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抓农民当壮丁的方式中看出来。征兵向来是建立在贪污、行贿和权势的基础上，富人子弟从不当兵，穷人子弟从来逃脱不了当兵。
一个穷苦的寡妇的独子常常被征入伍；地主的众多子弟则从不服兵役。被抓壮丁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常常是健康条件最差的，往往一批壮丁还未到达前线就死亡了一半。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士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贝尔登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
有一次贝尔登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贝尔登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牲就吃打。”
也有一些善良的军官称士兵为“弟兄”，象慈父般爱护部下。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贝尔登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
在医院里，贝尔登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在厕所里不管了。他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
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
这就是建立在农业帮会主义、半农奴制和“矢忠领袖”基础上的蒋介石军队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内战中，这个军队因为没有灵魂而不断打败仗。
它的军官极端蔑视普通士兵，内部互相倾轧，很怕特务，不学无术内心自甘堕落，贪欲成性，这一切都是闻名的。
在贪污成风、残暴盛行和无时不受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士兵们逆来顺受，被迫抢劫。他们痛恨自己的官长，又欺压百姓，而百姓对他们是又可怜又蔑视，这一切也是闻名的。
中国的文明把士兵变成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的刽子手。美国对中国军事的干涉，到头来也未能把士兵的地位改变多少。
要是美国单独抽出一支中国部队，加以训练、装备和供应，这些士兵的境遇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一旦这支军队投入战争——也就是说，回到中国生活的主流中去——它就很快回复到老路上。
如要避免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把几乎全部中国军队接管过来，从而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不改变，军队也改变不了。
因此，对于士兵，正象对于农民一样，革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似乎是老生常谈，无需赘述。然而，尽管战争和革命明明是我们时代的孪生运动，但人们往往不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连结，或者有意加以掩盖。
贝尔登不想装得很了解这两种十分复杂的活动的样子，但他觉得战争和革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人数极多的群众去实现一个政治目的。
两者所不同的是，人民只是在统治者强迫下为了满足国家的目的去进行战争，而人民进行革命则完全是被悲惨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奋起推翻统治者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战争把个人和国家锁在一条链子上了；革命则把这种锁链打碎——暂时的。革命战争使过去的被剥夺阶级与战争的胜负发生利害关系，从而解决上述的差异。
他们从战争中得到的可能是掠夺品，也可能是获得土地或自由，这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而定。
但是只要造反的群众从你那里得到，或相信将能得到一些从旧的统治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竭尽其愚忠，以全部热情和勇气站在你一边战斗。
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但某些有名望的将军。政治家和哲学家却发现，他们的全部战争理论在革命时期是根本不适用的。
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历史看为是他们那个小集团创造的，所以他们不能，往往也不愿意从造反的奴隶们的立场来分析事物。
因此，他们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为什么一种力量能打倒另一种力量的道理。
02 战术优势与体系失效
一百五十年以前，当欧洲各国的君主在拿破仑的神力面前一个个败北，欧洲大陆上一支支最优秀的军队发现自己的作战方法不奏效的时候，某些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家看出了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错误运用。
但是正如那位有智慧的、老普鲁士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很显然，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这段话里所说的法国革命引起的变化，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革命，所说的政治错误不仅适用于蒋介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蒋介石在美国的一些盟友。
装备很差的八路军竟然打败了中国独裁者美式装备的军队。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众说纷纭。
国民党官员以及他们在外国的某些附和者说，国民党失败是由于中共得到俄国援助以及俄国玩弄阴谋的结果。
关在书斋里的经济学者说，这是由于抗日战争造成了经济崩溃以及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顽固的军事观察家宣称，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不听美国指导、蒋介石的愚蠢、地方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等等。
这些论调的宣扬者自己也许相信这一套，但也未必一定，中国士兵则不信这一套。如果上述理论家们敢于去探查那些普通士兵的心理，必然会发现同他们那些高论完全相反的答案。
大多数人不让自己的思想受到革命的冲击，这是一件很奇怪而又真实的事情。这种羞怯心理，在职业军官身上最根深蒂固。
因此，在一般战争中表现得有良好甚至优秀才智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暴露出其哲学上的缺陷。
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这个将军在美国国会做报告说，关于蒋介石，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他确是个暴君，重要的在于他反共。
我们很理解，这位将军源于军事生活的小圈子，没有机会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懂得他憎恨共产主义，但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不去核对一下情报—这本来是打仗时的例行公事。
对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在于蒋介石是一个暴君，谁也不会因为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仗而热情地拜倒在他脚下。
但是确有很多人因为共产党对暴政作战而在共产党的祭坛上奋勇献身。对于蒋军士兵来说，蒋介石的暴政意味着拳打、脚踢、辱骂、殴打、饥饿、镣铐和处决。这些士兵不肯为封建主义和“民主生活方式”卖命，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不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崛起的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军队。
那些人都是失去生计的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本来是无名小卒，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帅、将军和军阀。
他们统治的地区，其面积之大和人口之稠密，不下于当今的许多欧洲国家。这些显赫一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在国外的声誉很坏。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军队只不过是用来夺取金钱、权力和女人的一种武器，他们之间主要是用“银弹”打仗，而发给士兵的军饷则是鸦片。
上述情形，很多老牌督军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小的军阀，不为贪婪的权欲所驱使，而是怀有浪漫色彩的、但多少有点迷乱的高尚理想。
实际上他们像是戏班子里的丑角，在历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冲突中跑龙套。
实际上，当时就有一个叫高树勋的国民党将军在晋冀鲁豫军区总部里，他刚率领整整一个军投诚共产党，贝尔登决定去采访他。
备注：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同年10月，孙连仲率高树勋、马法五、鲁崇志等三个军沿平汉路北上。大军走到邯郸、磁县一带，被我军围阻，我军发起了平汉战役。我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亲自到高树勋军营面谈，这使高树勋很感动，终于下定了决心起义。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45年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7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
高树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久前背叛了蒋介石。现在，他坐在山西省的一间小茅屋里，向贝尔登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03 从"兵奴"到"战士"的觉醒
关于高将军的身世，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放荡的军阀，被共产党包围后无处可逃，为了活命便投降。
相反，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这位出身于破产中农家庭的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长，中年以后竟重新燃起青年时代的理想，抛弃了权势地位，最后，不顾特务的监视和部属的劝阻，背叛了蒋介石，毅然率领整整一个军投向他一度极不喜欢的中国共产党。
农民出身的高树勋将军，五十岁开外，性格开朗，古铜色的脸庞，相貌不凡。
当他将自己的身世向我介绍后，我才开始深刻地了解在过去三十七年的战争和革命中，使多少中国男男女女的生活受冲击的悲剧性原委。
说来也奇怪，高树勋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里，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生活的结果。
高树勋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十六岁时，他到了北平。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虽然他为推翻了帝制而振奋，但更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
饥寒交迫之中，他不得不借高利贷，买个托盘在前门外卖卷烟。所谓前门，就是拱卫北平内城门户的雄伟的石砌城楼。
卖的烟都是外国工厂生产的，这使高树勋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说，“为洋人卖烟，我很气愤。为什么钱都让他们赚去？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卷烟？”
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不强。看着守卫着北京各国大使馆的洋兵，他断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军队，于是他自愿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
“在冯玉祥部队里，”他说，“我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图谋。其中最恶劣的是日本。每年五月七日，冯将军都要集合全体将士在操场上，向大家宣读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读完大哭。此事使我深受感动，很快就产生了必须革命的强烈思想，并且十分信仰孙中山先生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民族主义。”
一九二六年，高树勋当了冯玉祥部下的第十二师师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高喊着孙中山先生的口号，为打倒军阀而举行北伐。
这使高树勋非常鼓舞。但是一九二七年的一连串事件和蒋介石的残暴行为，使高为之心寒。
他说，“蒋介石走上了军阀的老路，这让我很失望。”但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有自己的抱负。到了一九二九年，他升任冯玉祥部第九军军长。
他同孙连仲将军一起去边远的西北地区 (总计他和孙共事了二十年)。他一度担任青海省省长。
后来，他站在冯玉祥一边与蒋介石打了一场时间不长但很激烈的内战。冯玉祥战败了，其部属包括高树勋那个军大都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遣往江南去打共产党。
高树勋保持了军长的职位，但他心情不舒畅。他在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中，形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学会了读书识字。
他这个人胸有抱负，精力充沛，一贯如此。升迁得也很快，在短短时间里就从一个摆摊卖烟卷的失业的流浪汉一跃而当上了省长和军长，不过他一直保持着某种理想主义。
由于读书和多年战争的影响，他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革命”二字当作他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
一天，他读了一篇描述沙皇统治下农奴生活的文章，对照自己周围的情形，他感到中国的现状亦是如此。
他看到自己把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官僚却跑来，又把农民的土地夺走。他很难过，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停留在那些官吏的口头上而已。
另外，他是同自己的部队同甘共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官吏的生活竟然比他高几倍，而他们毕竟是靠着他才能保持官职的。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三十年代初，他跟谁也不说，便放弃了军长之职，跑到天津。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但高树勋躲进了英租界。
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张家口，参加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领导的抗日运动。运动很快被震压下去后，他当上了河北省公安局长。
日本侵入北平后，他带领他的警察到农村打游击。他指挥着三万人，在敌后坚持了五年。然而，八路军到处扩大势力，很快把他挤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率部南渡黄河。
他终于安全到达了后方，就前往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那儿，我感到头痛， ”他说，“所见所闻，令人厌恶，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真正办事，官员们只是等待着蒋介石的旨令。”
“贪污行贿成风，一位缝衣针厂老板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须为厂里的每个工人向蒋介石的特务缴纳十万元，才能免服兵役。这可把我气坏了！ ”
他满腔怒火，去见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对陈诚气忿地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就是不在人民中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高树勋又去见蒋介石。“这一次更叫我头痛，”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模仿着蒋介石那种上海滩流氓的架势，皮笑肉不笑地装模作样、连连点头说，“好！好！”
然而，他也没有从委员长那里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在重庆看到的一切，都使我非常生气，”他说，“以致我觉得除了杀掉蒋介石，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有效地抗日。”
象他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重庆是不受欢迎的。军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赶快打发他回前线去，高一回到河南，正赶上洛阳战役，吃了大败仗。
他目睹农民被税吏所激怒，举行暴动反抗中国军队，然后投向日本人。到这时，高树勋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希望。
与此同时，共产党非常注意地观察着高的异常行为。毛泽东每发表一篇著作，就给高送去一份，高开始感到蒋介石确是无可救药了。
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派亲信分别送信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以及刘伯承将军，建议进一步保持联系。
“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读了许多共产党的书，还因为我请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来我的部队工作，我觉得他们很不坏呀！ ”
高树勋倾向共产党一事，很快不仅对他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影响，而且使整个内战的进程也发生了变化。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令高树勋的部队和附近的其他两个军，开向平汉路，占领新乡，准备横扫华北平原，打开通往北平的铁路线。
在新乡的时候，刘伯承的密使和共产党的两位代表访问了高。高告诉他们，自己正要率部北上，想知道在哪里可以遇到八路军以便投诚。
对他说来，这是性命交关的重大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讲，“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二十年的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
在北上途中，高又写信给独眼刘将军，要求不要袭击他。刘不予理会，而是让高的部队和其他两个军继续推进然后突然加以包围。高告诉我，“我不责怪刘伯承，他做得对。 ”
高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其他两位军长，力劝他们也起义，但他们不干。高给自己的妻子、袍泽和友人写信解释自己的行动，向其他的将领凄然告别之后，率部向刘伯承将军投诚。
共产党让高的部队保持原来的武装。于是他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立场并呼吁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实行以下三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联合一切党派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
高在蒋管区的子女立即被捕，但在其朋友的帮助下，很快被营救出狱，夫人和一个儿子被偷偷地送到了解放区。
04 民心向背重塑战争形态
高的倒戈对内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挫败了蒋介石向北平方向的攻势，从而为马歇尔的调停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行动使高自己的生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他对我说，“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自下而上层层都经历过。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
“而在这里，人们仅仅问，‘你工作干好了吗？’我在那边当军长时，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
“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 (本地产的酒)。
“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
“好啦，就这么多，”高说，“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吧。 ”他哈哈大笑。
“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会让我把我的部队称为八路军。但是，我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政策是适合当前形势的。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是外御强敌，内除暴政。”
当采访结束，贝尔登向他告别时，他嘱咐贝尔登出去时设法找蒋介石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
高说：“请告诉他，希望他理解我之所以投到这一边来，并不是由于个人有什么恩怨。希望他理解我决心参加革命，但我对他情谊仍不变。希望他在华北的国军中带头干，我们期待着他。”
后来，贝尔登照他的要求做了。贝尔登出席了一次酒会，到会的不仅有蒋介石的高级文武官员乡人，还有魏德迈将军，他负有特别使命来华了解美国如何才能更好地援助蒋介石。
贝尔登告诉那位中国将领说他在那边见到了高将军，他听了大吃一惊，在人前他抓住贝尔登的衣袖，把贝尔登拉到他身边，听贝尔登向他传达高送来的口信。然后，他有点隐晦，但异常激动地说；“就来了，就来了。”
果然来了。在华北，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机关及后方的指挥部里一再发生类似高树勋的事件。
不过，蒋介石的失败，并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将领的纷纷倒戈，还由于八路军的英勇善战。
笔者拙见
上述内容是贝尔登的看法和观点，笔者忠实于原著未作任何曲解或改动。就笔者本人来看，国民党军队绝对不是一支纸糊的军队，矮化敌人就是贬低自己，将解放战争乃至中国革命作抗日神剧化描述绝对不可取。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看黄克诚1946年5月31日拍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此时关外已经全面开打，离全面内战的爆发则还有27天。
本段描述的是派往关外的远征军系统的美械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作为对照的应是抗战期间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顽军。
本段对强弱顽军之间的区别，有很清晰的对照，对了解国民党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很有帮助。
顽美式部队比之过去一般顽军有下列进步：
（一）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已减。
（二）官兵关系有进步，高级军官宣布不准打骂，下级军官打骂亦减少。
（三）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民时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麻醉民众，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雇民夫一般给钱，但强拉打骂者仍有。
（四）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开始与我作战时，驻村落经我一度夜袭，即改露营，开始营连冲锋，经一度打击改用疏散队形，第一梯队被击溃后，后列梯队即连续冲锋，因我守备部队受炮火杀伤，人员减少，连续冲锋即抵不住。
（五）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
（六）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达到即做工事，故（我）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的畏惧心理。
（七）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很好。
（八）督战严厉，后退者常被督战队枪决。
另《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也对同时期的远征军作类似描述：
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都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武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甚至一个（连）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实较顽强。
再讲一下笔者个人的看法（限于解放战争）：
战力对比
国民党军队的战力参差不齐，以远征军系统（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八军等）、土木系（第十八军）、桂系（第七军、第48军）、74系（整编74师、整编83师）、黄百韬整编第25师、陈明仁第71军、刘玉章第52军及傅系军队（第35军）最为能打，广东部队、四川部队（20军）也有能战者。
这些军/整编师的战斗力，基层部队的战术水平和士官兵的素质在大部分时间（东北以陈诚整军为界，华东以豫东战役为界）都强于华野、东野的主力纵队。
当然各部的战术风格也有很大不同：远征军骄纵，土木系顽强，七四系敢打，黄百韬、陈明仁勇猛，桂系、傅作义狡黠，马步芳凶恶，阎锡山古怪。
战术风格
国民党军队最擅长的战法是曾国藩式的结硬寨、打呆仗，在据守城镇村落、修筑工事，有充足补给、火力优势容易发挥的情况下，具有极强的坚韧性。
如果有决心坚定的指挥官坐阵，有得力的基层军官带队，有战斗力强的老兵做骨干，那么即便是临时补入部队的保安队、机关和后勤人员都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较强的部队，还敢于发起战术级的反冲击来巩固阵地。三战四平、临南战役、藤县战斗、碾庄和双堆集……无数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华东战场国军的经常打法就是以一个整编师展开阵地修好工事吸引共军主力，然后在防御中消耗共军，策应主力（通常为2-3个整编师）夹击或干脆在共军消耗地差不多的时候坚决反击。
国民党军队在运动中、在野战中的战斗力比较差。一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期间深入解放区作战，情报和后勤完全掌握在我军一边。
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火力（相对地）差，展开范围（相对）小，指挥和通讯能力（相对）差，各部之间不能有效协同，之间有很大空隙。如此就给了解放军很大的战术空间，去退却、渗透和迂回。
这就是形成了第2点战术的原因——想要和共军作主力决战，那只有等共军自己找上门来。74师和11师在孟良崮和南麻都是这样的打算（虽然命运各不相同）。
破除第2点战术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使国民党军自己动起来，离开阵地。比如解放军玩家在攻不动时及时主动地撤围，那么没有经验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就会立即离开阵地撤退，此时解放军抓住机会，冲上去对着国民党军的行军队列一顿打，自可以收获很好的效果。
技战装备
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军兵种能力很强。精锐嫡系部队和国防部直属炮兵经过美国训练，熟练度很好；远征军系统的战车兵在鲁南战役被俘后宣称：“我们在印缅作战三年，一直是向前冲，从未向后退过”；“全营只死了7个弟兄”“冲垮了日军有名的18师团，美国人都对我们很看得起！”
例如，第一快速纵队是国军在内战期间组建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是国军少数具备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的单位，整合了装甲、炮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效仿二战美军“战斗群”（Combat Command）模式，兵力规模总兵力约8000-10000人。
1.核心组成：
战车第1团第1营：主力装甲单位，装备美制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部分资料称含少量M4谢尔曼，存疑）。
炮兵第4团：装备美制M101型105毫米榴弹炮（部分连队可能配属日式野炮）。
摩托化步兵旅：由整编第80旅抽调，配备卡车机动，轻武器以美式M1卡宾枪、国造中正式步枪为主。
工兵、通信、辎重分队：保障机动与后勤。
2.主要装备
装甲车辆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主力坦克，37毫米主炮，装甲薄弱，适合侦察而非正面突击。
装甲车：少量M3半履带装甲车，用于步兵伴随。
炮兵：M101 105毫米榴弹炮：射程11公里，机动依赖卡车，但弹药补给常中断。日式75毫米野炮：部分单位可能混用缴获日军装备。
步兵装备：轻武器：美援M1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国造ZB-26轻机枪，火力优于解放军但缺乏战术配合。
运输工具：GMC CCKW卡车、吉普车等。
后勤保障
国民党军队最先于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将一切补给、修理、补充、编练和医院等一切后方事务都统筹于联总和各级联勤管理之下。
国民党空军在亚洲更是除远东美苏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最强大的航空力量，其中以上百架运输机组成的空运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最为耀眼。南麻临朐战役中，国民党空军为胡11师空投大量两弹，使被围的胡琏不成为第二个张灵甫。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徐州机场一日80架次起降为黄百韬空投弹药，一名空军中校冒着炮火身背电台跳伞进入被围阵地组织空投。
第二阶段，杜聿明率领麾下3个兵团及“剿总”直属部队等共计30万人马，被合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
这么多部队遭到围困，又有数以万计受到蒙骗的学生、商人和行政官员随行，每天需要的粮食物资数量惊人，而杜聿明部是突围南撤，随身携带的补给有限。
为了抢救这支“王牌部队”，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对陈官庄前线实施空投；杜聿明也不断发电报，提出每天至少空投粮食肉类等240吨，空投弹药、物品及其他物资160吨。
为了确保这每天至少400吨的空投数量，国民党当局调动了南京周边所有水陆交通工具、车辆等，将所需物资日夜不停运往机场备投。
空军每天至少要出动运输机120架次，还租用中国、中央、陈纳德3个民间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徐州剿总第一补给区万余人投入后勤运补工作；南京上海市各大大小小作坊为杜聿明集团制作食物。
总之，无限矮化国民党军队、把解放战争神剧化的说法与事实相悖。有的人仿佛看到了三大战役之后就秋风扫落叶就觉得国民党反动派不堪一击。
然而恰恰相反，这个反动派有阶级立场坚决的首领，有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有一些负责任、有能力的干部和官兵，背靠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援和苏联的默许，占有着世界第三大国五分之四的资源。即便后来被赶到了台湾，也能在冷战的远东局势中为霸一方。
正因如此，解放战争，尤其关内战场才打得艰苦卓绝。在战略防御与相持阶段，我党以放弃大量解放区换取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战法，其代价是惨重的......
——经营多年的解放区不断被蚕食，群众惨遭屠戮，支撑战争的后勤资源和兵员日渐减少，部队决心动摇（华中山东合兵时“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粉碎重点进攻时“反攻反攻丢了山东”）。
两步险棋挺进大别山、七月分兵，以半个野战军换取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也得坚持到1948年中才完全发挥作用。
而国民党，则以能战部队的持续损耗和国统区经济的持续崩溃维持着这场战争稳中向好的局势。
战争进行到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一个失去了数百个能战的旅，一个丢失了山东全境在内的大部解放区，俨然两个生死竞赛的选手，拼命咬紧牙关坚持到对手先达到顶点然后崩溃。
一旦一方达到顶点，那么他之前所积聚的优势将荡然无存。随着1948年四战四平、豫东战役、晋中战役的胜利结束，共产党人坚持到了胜利的转折点。
毛泽东得知豫东之战胜利的消息后，曾高兴地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岰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于是，最艰难的时刻结束了。
此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发动战略性进攻的能力了，在济南战役，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也一蹶不振，屡战屡败，经过渡江战役，弃南京而去，蒋家王朝终覆没。
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本质是两种军事体系的终极对决。国民党军队虽坐拥430万兵力、美式装备与空中优势，却在三年内土崩瓦解，其失败不仅是战场上的失利，更是军事体系从指挥到士气的系统性崩溃。
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是系统性缺陷的必然结果：派系斗争撕裂了指挥体系，僵化战术无法应对灵活战法，经济崩溃断送后勤基础，装备被大批缴获抵消技术优势，而内部压迫最终摧毁精神支柱。
这些教训印证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论断——当政权失去民心，军事力量终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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