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高强｜“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2期

内容提要：开会书写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值得详加研读的重要现象。在目标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主张“在咱们自己的会上给自己讲话”，使得民众、干部与党组织之间彼此互通，最终完成“同质共同体”的构建。在路径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称许“浅说”并“讲透”的开会方式，具体体现为四组关系的彼此对照：举实例而非说抽象，缓步行而非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艺样式而非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串门子”聊家常而非“开大会”讲一套。在效果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表明，只有“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并行配合，方能迎来旧貌换新颜的灿烂盛景。开会在社会主义文学文本中的镜像式呈现，是“通心”之法取得“通心”之效的切实记录，社会主义文学和革命政治实践的历史“遗产”都可从中获得敞现的可能。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学　开会书写　群众路线　压力政治　情感革命

　　作为一种特殊概念，“社会主义文学”通常指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特殊阶段的文学历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它最一般的社会属性。我们如将视野稍加拓展，就可发现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并非起源于1949年的改天换地，而是导源于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换言之，从《讲话》的发表算起，中国共产党这一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革命思想就开始主导并制约着文学的风貌格局，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全新的变化。因此，从深受《讲话》影响和制约的角度来说，1942年是所谓“新中国文艺”或者“共和国文艺”的思想原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理应包括1942年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学在内。近年来，学界对于整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主要围绕着文本内部的“再解读”及外部“文学制度”的梳理勾勒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在“文学制度”方面，经由黄发有、王秀涛、斯炎伟等学者的开掘，会议这项关键性制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关系被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不光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演进的重要外部制度，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极为常见和极富意味的情节元素。开会，开什么会，如何开会，开会的经验和教训，凡此种种，均深度参与并型构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风范和思想质地。鉴于此，有必要在“会议制度”这一外部研究的基础上，从开会书写的内部视角重审社会主义文学，进而破除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盲见”或“不见”，深入“发见”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遗产”。

一、“在咱们自己的会上给自己讲话”：构建同质共同体的开会之旨

　　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是自外于国家，特别是自外于政治的。这既意味着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国家肌体和政治体系之外，同时也指他们缺乏国家观念和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极大改变了这一历史状况。在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国家治理过程中，开会正是将民众整合进国家体系，使其具备政治主体意识的独特政治实践方式。这一实践方式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学，又主要表征为着力构建同质共同体的核心目标。

　　革命政治事业需要将“我”和无数的“他（她）”绾合在一起，开会在社会主义文学文本中便被视作民众个体互通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艾芜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并在实际工作的启发下着手创作小说作品。不久，艾芜又接到要作家到朝鲜、到工厂、到农村，向工农兵学习的号召。于是，艾芜便抛下了手上的写作计划，匆匆赶赴另外的“战场”。艾芜这篇未完成的土改小说，现以《无题》为名收入《艾芜全集》，就已经完成的情况来看，已然展现出开会与群众动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小说中的农会委员姜炳山得知即将召开全体农会的消息十分兴奋，妻子姜老太婆半是抱怨半是讽刺地说开会好耍，但也不要忘记了侍弄庄稼，这时一旁的儿子姜大元低声但很有力量地解释道：“我看开会的事情，也很要紧，不开好会，田地就分不好的……今天分田，是我们干人（指穷苦人——引者注）大翻身的事情，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1]所谓“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表明开会是将“我”纳入“群”，同时将“群”纳入“我”的双向交融过程，在这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事事关己，我关事事。

　　大量政治工作都需要干部和民众的共同参与，在此过程中，民众容易产生等待思想，干部可能滋生命令主义作风，开会则是打通民众与干部之间壁垒的良机。民众陷入等待和依靠心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尽管从情感上对现实处境感到不满，但又深受“命运”“良心”等传统观念的束缚。所以，外来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消群众思想观念中的种种顾虑。艾芜土改小说中的工作组组长熊杰为了消除农民的负担，便让各个农会小组开会并分组讨论，鼓励曾被地主庞海廷逼压而逃亡外地的姜大元，用自己仇恨地主的个体心情，“把大家鼓动起来”，进而让群众明白“今天大家的仇，是要大家一齐起来报”[2]的道理。虽然艾芜这篇小说是未完成状态，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姜大元在小组会议上“鼓动”群众的方法不外乎算账与诉苦的配合，借用丁玲小说《桑干河上》中的说法，算账是为了“算还自己被剥削了的血汗”，[3]诉苦的机制是“叫大家多想想人家给咱们的苦处，多想想过去的封建社会是怎么的不合道理没有天理良心，这样斗起来才有劲头”。[4]群众会议上的算账诉苦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说理式解放路径，挣脱种种桎梏后的“翻心”是它们最重要的政治功用，经由此，在会议上“被鼓动”起来获得政治思想觉悟的民众，才会由传统的“被治者”转变为新型的“自治者”，才可能“使革命解放成为群众自觉主动的行为”。[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破除民众内心的种种畏难心理是开展革命政治工作的关键步骤，“自己不想翻，别人有什么法？”[6]但外来干部有时在面对民众顽固的心理阻挠时，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豫剧《开会》中的干部王兴德在领导抗旱任务时，不顾村子的实际条件，要求人们走十几里路到大河挑水，遭到村民反对后，他就“光打算开会去宣传”，以强力的方式试图打通村民的思想。然而，王兴德采取的指派和命令的工作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而且惹得民众对其怨声载道。与之相对，新任区委书记李健来到村子后，自谦地表示“什么戏都是大伙唱，我是个敲鼓板的在一旁”，[7]他找到富有劳动经验的村民商量抗旱办法，很快便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互助组组长老东叔甚至主动提议召集村民开会合计合计，王兴德的前车之鉴让李健对开会的方式有所担忧，害怕不好召集，老东叔语重心长地解释道：“这话你可说错了，只要说的是人们心里的话，谁不愿意开会？”[8]由此可见，作者批评的并非开会这一工作模式本身，而是王兴德那种逆群众而动的命令式开会方式。干部只有遵循群众路线，了解并尊重民众的真切诉求，才会获得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这样的开会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方针的重要场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有着历时性的变化，但统观细察这些革命实践，可发现对群众路线的倡导践履是贯穿全局的生命主线。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减租减息政策时，中共中央便多次发布文件，强调“凡不发动群众自动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9]后来在发动土改运动时，群众路线更是作为工作的关键方针予以提出：“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10]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依旧不是一场用官僚主义方法自上而下推行的革命。毛泽东明确指示说，从城市向农村“派出”的干部只是“辅助力量”，他们的作用是“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11]在《开会》的末尾，李健对老东叔说道：“看！你们只许让人领着走，不许让人赶着走。”[12]此话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讲出的，实则却是肺腑之言、训格之言。具体到开会之中，“领着走”与“赶着走”的开会，正是群众路线的关捩，领着民众开会方能取得“收获群众”的成效，赶着群众开会就会冒着“失去群众”的风险。

　打通干部与民众之间的隔阂，除了要时刻提防“群众运动”的开会质变为令人厌倦的“运动群众”，另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便是召开干部的自我反省批评会议。典型的例子便是《桑干河上》中张裕民在会场上公开数落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包括未能在动员会上提出斗争钱文贵的主张，曾对同志产生过怀疑，甚至还无视老百姓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揭示出自己这种不放手的作风和违背群众利益的缺陷后，张裕民激动恳切地剖白道：“咱从头到脚也只是个穷，如今还不能替老百姓想，瞒上欺下，咱简直不是个人啦！……如今咱掏心话就这些，要是还有半句谎，你们开除咱。”[13]通过一番深入骨髓的自我批评，张裕民成功地将自己背离民众的问题公之于众并予以清除，进而使自己重新成为“咱们”这个革命集体中的一员，这样的会议无疑起着干群之间融合剂的功用，有助于协调矛盾、达成共识进而统一思想。类似的开会书写，不仅存在于农业题材作品中，也遍布于工业题材作品。草明小说《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之所以能够带领广大工人“乘风破浪”搞生产，一个不容忽视的缘由是他善于抓住时机召开会议听取群众意见，并进行自我反省。落后工人易大光扰乱内部秩序，造成前墙垮塌的事故后，李少祥利用空闲时间和本班工人开会谈心，在会上他痛快深刻地自我检讨，这种“勇于承担过错的精神，很容易叫人愿意和他亲近”，[14]全组的生产得以重返正道。同样，当甲、丙两班因工作原因对李少祥负责的乙班心生意见时，李少祥采取的也是开会检讨的解决方式：“讲到对两班的炉长，我简直三天两头就和他们开会，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等他们把意见讲净，我该检讨的检讨，该解释的解释；这样他们才有心思听我对他们的要求，通过他们两个去教育其他工友，做到三班一条心。”[15]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在会议上的自我检讨，常常需要与群众的恳切批评相配合，否则只依靠干部的自说自话，依然会挫伤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导致出现政治冷漠或者成为政治边缘人”。[16]艾芜小说《百炼成钢》中的小组干部袁廷发因习惯于命令工人做工被要求做检讨，但按照过往的经验，他认为开会检讨用处不大，“你检讨过了，他们第二天还是那样工作，并不起劲。倒不如跟他一顿训，还来得有效些”。对此，平炉车间党支部书记何子学同炼钢厂党委书记梁景春研究过后才发现，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干部开会检讨反响冷淡的主因，“他们没有痛快地提过意见，没有把心里的话挖了出来”。[17]干部开会做检讨反思，同时民众被允许在会上对干部提意见，这样一来，干群之间便能双向靠近，彼此“通心”。

　　社会主义文学中常见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的矛盾冲突，而开会这类政治活动往往是两代人争执的焦点，赵树理小说《孟祥英翻身》中的婆婆听说媳妇要去开会，就嘟囔道：“这成什么话？小媳妇家开什么会？”[18]柳青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夜里尽是开会，梁三老汉因此怀疑他“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19]康濯小说《初春》中，老汉对儿子的不满也集中在开会：“老汉并不讨厌儿子，也不阻拦他干工作，只是，他总觉着儿子顾家顾少了点。当个干部，顶两个名儿，就这么忙么？一回家，总是说开了什么会，抗日呀，工作呀，这会儿又什么自卫战争、保卫和平的！”[20]究其实，由开会引发的两辈人之间的冲突，属于“旧脑筋”与“新任务”之间的矛盾，[21]通过各类形式的会议打通民众与民众之间、民众与干部之间的隔阂，也就意味着将民众与党组织进行了连通，“新任务”也就超越了“旧脑筋”，原本相互嫌厌的两辈人自然被党统合为了坚实的整体，借用李凖小说《两代人》中的说法来表述，无论是干部、积极民众抑或是老辈人，最终其实都是“踩着党的脚印走”。[22]正因为与党联结为一体，所以《创业史》中的任老四非常自觉地把参会“当做拥护党和政府的一种表现”，即便他和一拨民众置身于稍显沉闷的群众大会会场，也不急不躁，“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人一样，纯朴的脑里，进行同一种思索，心情上活动着同一种感受”。[23]反之，土改运动中一呼百应的农会主席郭振山，之所以在合作化运动的多次会议中丧失威风和指挥力，正是由于他远离了“党的政策的无比伟大的力量”。[24]

柳青：《创业史》（连环画），天津美术出版社1961年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25]。开会作为党的一种独特的政治革命实践方式，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学书写中，便是紧密围绕着构建“同质共同体”的意旨加以展开，这一同质共同体的文学影像包括三个层面的心与心的相通：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互通、民众与干部之间的互通、民众与党组织之间的互通。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便构建出三重互通的“通心”境界，置身于这种彼此“通心”、芥蒂全消的会议场合，人们才会由衷萌生出深切的“属己”之感。康濯小说《春种秋收》中的“我”之所以力劝秀芬到群众大会上讲话，就是因为他明白了共产党组织召开的种种革命工作会议都是与民众心气相通的会议，彼此“通心”的会议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会”，“咱们自己的会，咱们自己上台去讲话，不正是应份该当的么？”[26]

二、“通过群众办事”：既要“浅说”也要“讲透”的开会之法

　　革命政党对农村社会的整合，从本质上说是对传统农民性的改造，而农民性又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组合而成，因此，改造农民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单向的国家化”与“复杂的农民性”之间的矛盾。[27]解决矛盾的方法便是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反映到开会这项政治实践之中，就是要根据民众的实际情形，选取适宜的开会方式，以便相关开会行为能真正在民众心灵情感深处引发共鸣，这一点恰恰是社会主义文学着墨最多、思考最深的开会侧影。从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通心”的开会意旨如何经由“通心”的开会策略得以实现，也即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而言，“通心”不仅是目标层面的成效，同时也是对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采用的具体方法的描述。

　　以抽象的内容还是举出实例进行讲解，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首先注目的问题。对于一个个普通底层民众而言，国家、政党与阶级等都属于抽象的概念，如果仅仅将这些概念原貌输入，结果只会遭人嫌厌。《桑干河上》中的土改工作组干部文采就是沉迷抽象式讲话的典型，他虽然诚心要到群众中去，但总爱发挥些理论，热衷于将发言提纲打磨得丰富堂皇，在会议讲话过程中，翻来覆去念着条款。这种让文采自我感觉良好的“详尽透辟”的讲演，最终让人昏昏欲睡，甚至遭到民众的讥嘲奚落：“身还没翻过来，先把屁股坐疼了。”[28]政策条款和革命理论，在具体民众看来类似于自己生活世界的“外来者”和“闯入者”，要使得这些“外来者”和“闯入者”真正被民众识别、接受和理解，就要将其与民众身处的现实环境，与民众身边的熟人熟事进行联系比附，“必须抓住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事实，抓住当前的动人的事例，才易于激起群众的感情”。[29]有鉴于此，柳青小说《狠透铁》中的高书记明确告诫基层干部：“对落后的人，光用大道理是教育不过来的，一定要用事实来教育。”[30]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初次召开工作会议作报告时“照本宣科，干枯而又不连贯，没有生动的发挥和实例”，[31]所以会场十分冷寂，不少人干脆打起了瞌睡。支部书记李月辉在休息时提醒邓秀梅“请多讲点事实”，邓秀梅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果真举出了本乡的实例，特别是以“亭面胡”盛佑亭作为重要例子，这才成功引起了大家的兴致，大家“都专心地听，用心地记了”。[32]而刘雨生之所以被赞扬为“是一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擅长以举实例的方式进行开会宣传：“许他发挥时，他就举些本地的例子，讲得具体而生动，非常投合群众的口味。”[33]普通民众就像《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那样“弄不清楚许多概念”，“只相信他见过的”。[34]当民众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个鲜活具体的实例被接续到开会的宣传教育话语中，那些令人费解的抽象的政治观点，就和人们周围的具象世界产生了对接和呼应，前者才可能被人们由远及近、化虚为实地加以认识理解。

　　以抽象的政策灌输代替具体的事例感染是开会的常见问题，除此之外，针对民众的开会还存在缓急之别。现代政党在深入并重整乡村过程中召集的种种会议，主要承载着宣传教育进而塑造民众的功能。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全面改造民众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然而，不同民众的主客观条件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全面改造只能是一种奢望，根据不同对象的实情定夺改造程度的轻重缓急，进而制定开会宣教的方式方法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抗战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的黄敬曾总结道：“宣传教育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水平出发，从已有的体验出发。”[35]《桑干河上》中的文采暴露出来的问题，既有他开会谈论的观点过于高深抽象，还包括他总是幻想着带领村民翻个彻底，不注意考虑听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36]艾芜土改小说中的熊杰提醒同行的两个组员，做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联系实际，提口号时要注意符合现阶段的工作重心，那种群众暂时无法理解的口号则可以不提。另一位组员宋立云“一向教书教惯了，一切很对的很重要的东西，都应该使学生知道，并不问他将来是有用还是现在有用”，所以，他颇为不屑地认为熊杰的看法“未免太拘束了”。[37]后来在农会的会议上，筹委会主席廖子勤不听熊杰吩咐，将许多暂时不必讲的观点一股脑儿讲给全村人听，廖子勤的讲话引起了村民的纳闷和困惑，有人还愤愤地小声说了一堆气话，熊杰便借此机会纠正道：“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是切实的，是很合需要的，只是我们工作同志运用的时候，须要灵活使用，首先要看是在什么条件下面。”[38]宋立云和廖子勤等人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宣传的内容本身，而在于他们“有些话提得太早了”[39]，不考虑实情，不讲究实际，就会导致产生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的无效式开会。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版

　　领导干部面向民众讲话是开会的常见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可以较为详尽地传达上级政策，但大道理与作报告的结合总是难以感染普通民众，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共江苏省委在发给外县的群众工作指示信中着重强调：“要善于利用农民所懂得的东西和适合的东西去组织他们”，[40]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安排谋划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鼓动工作时，也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应注重对“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字形式”[41]加以借用。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带领大家谋划次日召开的村民大会时，小保提议可像章工作员那样让老杨同志出面，对村民宣讲宣讲，老杨同志听后坚决表示，“那办法使不得！”得知李有才有爱唱、善唱板话的特长，老杨同志就让李有才把“入了农救会能怎样怎样”编成歌谣传唱出去，以此动员民众。[42]《桑干河上》中的刘教员原本认为开会宣传就应该讲政策、讲文件，但农民却在闲聊中告诉他，用“之乎者也”的大话来宣传讲话，相当于给农民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只有借助通俗有趣的形式，讲出大家的心事，才能像“炸弹”一样“把人的心都烧起来”，“比如咱打锣一样，一开会就打锣，一打锣咱就喊：‘开会啦，开会啦，’这有啥意思？咱就编上几段，一面敲，一面唱，大家听你唱得怪有味，就都知道了”。[43]艾芜土改小说中的工作组去参加各贫农小组会议，严洁芬教大家用歌唱来表达心情的做法，“在农民群众中间，得到了盛大的欢迎”。宋立云深受启发，联想到自己的诗歌写作，他猛然发现自己的新诗不能作成曲子歌唱，所以“同农民弟兄不发生关系”，他暗下决心今后应该作点能够谱成曲子的新诗才对：“我们都要学学歌才好喃，我看这最能联系群众了。”[44]无论是李有才的板话，还是老吴口中的“炸弹”，抑或是严洁芬的歌曲，都属于“适应初起的庄稼人的生活方式”[45]的艺术样式，相对于高头讲章式的报告讲话，它们才是普通民众能懂、想听、愿说的会议言说方式。

　　只要是开会，或多或少都是在某种严肃空间场所内进行的单向度宣教活动，在民众看来，置身于这种会场，自己总是属于聆听者乃至聆训者，隐隐约约的排斥感就会油然而生。作为一种应对之策，社会主义文学别出心裁地描写了把集合群众起来开会的形式，转变为“到群众中去”开会的形式。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从“开大会”转变为组织群众“唠唠嗑”时，大家才敞开心扉，分享各自遭受的压榨经历。《桑干河上》的文采只知开会讲道理，使得村民“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他们有仇恨，却仍埋在心底里”。[46]作为对照，杨亮来到妇联主任董桂花身边，与她“谈家常”，在轻松愉悦的一问一答之间，董桂花很快脱离了拘束状态，“自己讲开了”。[47]谈话结束后，杨亮进一步鼓励董桂花挨家挨户去找那些穷人，同她们谈家常，听她们诉苦，看她们对村子上的谁最有意见。董桂花听杨亮说让自己去“同人叙道”，而不是召集大会在会上讲一套，所以十分欢喜且充满自信，“这个她有准，别人一定也会欢迎她的”。[48]相对于组织起来开大会，“像朋友一样谈话”“唠唠嗑”“谈家常”属于“小型会”“交心会”，此时，民众身处的是自己家里，环境亲切熟悉，干部与本人又是面对面地打交道，“攀交情”，自己获得了畅所欲言的表达机会，被动的听者变成了主动的说者，“开大会”的单向度政策灌输行为成功转变为与群众打交道的互动沟通过程。

　　“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一切，否则一切无从说起。”[49]针对普通民众召开的会议隶属于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更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时域。开会要根据受众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方式方法，这是决定开会成效和政策是否能够落地的枢纽，也是评判各级人员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准的要点。把群众组织起来，脱离实情一味宣讲艰深的政策观念与革命思想，这种高谈阔论、正襟危坐的会议可称之为“大说”，结果只能是劳而少功。而举实例、谈家常，利用有趣的艺术样式，缓步启发民众的开会形式，则可类比为“浅说”，许多大道理恰恰就是通过这些“浅说”的会议被有力传布开去。正是经由这种“浅说”的开会形式，才有效连接起了上级与下级、主体与客体两端的心灵世界，“浅说”的开会形式最终达致的成效便体现为心与心的连通。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这样的现象：以关注、描摹内心世界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将是否从群众立场出发选取“浅说”的开会形式，拿来作为塑造社会主义文学人物并辨别其高下优劣的关捩。

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浅说”的开会形式大受社会主义文学的揄扬推崇，应予指出的是，“浅说”的最终指向绝非“说浅”，不是让民众停留在浅言浅语的欣赏本身，反而是要“说深”“说透”，即要民众真切明了并服膺“浅说”携带的革命观念和政治主张。按照柳青在《狠透铁》中提出的看法，社会主义文学正面称许的开会形式，体现了“通过群众办事的道理”。[50]依照前面的分析论述，“通过群众办事”，其要点是“通达群众的内心世界”，即破除民众与干部之间的心灵隔膜。然而，“通过群众”绝非“停在群众”，“通达群众的内心世界”绝非“停在群众的内心世界”，打通民众内心屏障之后还需要将之与党的思想理论进而与党本身相连通。《创业史》中的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在高增福和冯有万的入党会议上，“用庄稼人谈话的方式”，以乡党支部党员数量由少变多的实例，生动地阐明了不能实行关门主义的重要性，指出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必定有大批贫雇农够得上当党员的条件。这番讲话，获得了人们的众口称赞：“道理说得透亮！”[51]显然，“用庄稼人谈话的方式”属于沟通民众内心情感的“浅说”之法，“道理说得透亮”指涉的则是革命工作的思想和党的光辉形象。得益于“浅说”与“讲透”的配合，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便从浅层次的讲者与听者的“通心”境界，上升到深层次的实体之“心”与虚体之“理”、肉身之“心”与抽象之“党”的融通。基于同样的考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拒绝使用干部讲、群众听的开会方式，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在那种大会上讲话，只能笼统讲，不能讲得很透彻”。[52]如果仅仅成功“通过群众”但“停在群众”，仅仅具备了“浅说”的开会能力却未能将阔大的革命世界和政治远景接引到群众的内心世界，那么，这样的开会同样会遭到否决，《狠透铁》便是颇为典型的反面例证。《狠透铁》虽然讲述了一心为公的老社长重新夺回农业社领导权的圆满故事，但这部小说深处却隐含着作者对“合作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管理问题的隐忧”。[53]这个隐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主人公“狠透铁”缺乏开会把事情“讲透”的能力：“他羡慕那些头脑灵动的人，羡慕拿起报纸念出声音的人，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脑筋迟钝，没有能耐。……有一回，他召集起队委会，要传达大社管理委员会布置的几样事情，最后觉得还有一样，他却连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着牙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脑袋，愤恨地骂自己：‘你呀！你！鬼子孙！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54]开会讲不透，开会受挫，折射出“狠透铁”管理知识、经验和能力的不足，完全可以设想，“重返岗位”后的“狠透铁”必定仍会遇到此前那些矛盾重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狠透铁”的获胜确实隐伏着不容小觑的危机。

三、“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们的”：“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并行的开会之效

　　明确了开会主旨，选定了开会方法，由此开展起来的会议通常来说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政党观念经过开会浸染于民众后呈现出的新人新气象，就是开会之效在社会主义文学之中的反映。《桑干河上》形容那是民众确证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自信心后，告别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分界，“这是一个结束，但也是开始”。[55]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更是精辟地概括说，以开会为表征的政治动员所带来的成效是旧貌换新颜的感觉：“这里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了！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们的了！”[56]相对于这种灿烂盛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更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它不仅表现了开会之效，还揭示了开会起效的机制，相关机制又是党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

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在广大乡村地区的落地，通常来说会让民众先后参与思想动员会、小组讨论会、任务布置会等系列会议，然后才水到渠成地引出民众与对立分子之间的斗争会议。因为有了系列会议的整合动员，民众已经聚合成了一个整体，较为切实地理解了革命的要义，所以他们便能携带着威猛的气势走向最后的斗争会会场，通过动员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由此对外展现出某种“压力政治”[57]。因为携带着扑面而来的“压力政治”气息，所以民众便能轻而易举地迫使斗争会会场上的对立者缴械投降。《山乡巨变》里的谢庆元自诩本人不是好惹的，因此威风抖擞地往社里的斗争会会场上走去，但当他走到社门口，就发现屋前屋后的朦胧树影里都布置有武装民兵，屋内更是晃动着大量人影，大门里外的气氛给谢庆元造成巨大的压力，他的威风逐渐削弱，“隐藏不住的胆怯”开始向外流露。[58]《桑干河上》最后召开斗争会时，被绑缚的地主钱文贵用“两颗豆似的眼珠”，有力“睃着底下的群众”，试图以威风镇压人心。曾经被世代压迫的农民，骤然面临这种情况，虽短时间内不知所措，陷入了沉默，但当一个积极分子冲向前勇敢表达对钱文贵的仇恨后，“群众猛然得势”，纷纷上前诉苦斥骂。这时的钱文贵瞬间失去了傲慢的气场，“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59]总之，被动员起来的群众能在种种斗争会上取得绝对性的胜利，端赖于掌握革命真理并懂得自身力量的民众，给敌对者带去了强盛的逼压力。《山乡巨变》中的李永和看见谢庆元蹦跳和发气，一点不惊惶，因为“他晓得自己的背后有群众”。[60]“背后有群众”，更直接准确的说法，是因为他明白从群众身上可以召唤出极具威慑性的“政治压力”。同样的道理，当《创业史》中的卢支书询问郭振山如何对待姚士杰、郭世富时，他颇为自信地回答说：“只要他们上了会场，我就有办法！我有群众，他们没群众！”[61]“有群众”，便可以调用起充沛激昂的“政治压力”，进而在斗争过程中占据压倒性的势头。

草明：《乘风破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经由系列会议调动起来的群众性“压力政治”不仅仅作用于阶级对立者，而且还可以无情地将那些立场动摇、思想锈损的“自己人”的弊病公之于众，促使其“改过自新”。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偷棉花被当场抓住后，农业社副主任杨小四便组织群众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小腿疼”和“吃不饱”坦白问题，这两人开头还试着无理巧辩，可在群众接连不断的反击批评声浪中，她们很快“着了慌”，主动开始“往下交代了”。这次成功的群众会议，得到了党支部书记王镇海的由衷赞许：“开了那么一个‘思想展览会’，把她们的坏思想抖出来了，她们还能原封收回去吗？”[62]《乘风破浪》中的会计老蔡“假传圣旨”，打击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事情败露后，党支部书记夏万春和李少祥便召开会议，让工人质问老蔡，揭露其阴谋。群众在会上坚决严厉、毫不留情的指责，让老蔡难以招架：“七嘴八舌，老蔡吓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一额冷汗，心里狠狠地咒骂李少祥。这间平常不起眼的小房子，却忽然变成小小的公审法庭，这批平常不在他眼里的人，个个都成为严正的法官了。”[63]

　　对于领导干部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作风，开会的群众性“压力政治”更是一味良药。赵树理小说《三里湾》中的党支部会议，突然开始讨论揭发范登高、袁天成等人存在的思想问题。县委刘副书记指定要范登高检查思想，作自我检讨，可他既无准备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错误，因此就打着检讨的名义回溯自己在工作上任劳任怨的表现。当着群众的面，范登高“又摆出领导人、老干部的神气来，惹得大家非常不满”。于是，在刘副书记的带领下，大家接二连三提出许多意见，有力反驳了范登高的自我吹嘘，指出范登高的态度依然是“站在群众的头上当老爷”，口口声声要“带头”，实际上远远落在群众后面，必须“先放下那个虚伪的架子”。会场上的压力让范登高再也无法马虎应付，他只好表示“以后愿意继续检查自己的思想”。[64]面对国家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康濯小说《水滴石穿》中的乱泉村村长张山阳主动在会议上提出要“紧紧裤腰带，卖五十斤粮食给国家”，张山阳此举的真实目的是让自己显得积极主动，从而少交粮食。不料会场上的群众毫不领情，大家严厉指出张山阳的做法实际上是“走了条抄近道，占了点便宜”，无奈之下，张山阳只得宣布把售粮数量提升到一百斤。[65]

　　群众会议上聚集形成的“压力政治”，从内外两个维度发散着影响和效力，其结果不仅是清除了阶级异类，改造了问题干群，更重要的是使得那些心有顾虑的民众在亲眼见证开会的“压力政治”的过程中，打消了疑虑和畏惧，获得了某种“当家人”的翻身幸福感，最终对党和政府产生由衷的感佩和信任。周而复小说《山谷里的春天》中的贫农陈五儿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种了徐绍堂的土地，到头来给他交粮交租理所应当，即便干部和妻子苦口婆心地给陈五儿说理，他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反抗。等到陈五儿亲眼看到徐绍堂在斗争大会上被迫投降，亲口答应同意退地后，固执的陈五儿才开始有所改变，“人多势众，就是著名的坏豌豆，也不得不在众人面前低头的。这给了陈五儿一股勇气。徐绍堂的权威，在他面前削弱了一些，而且觉得徐绍堂并不是不能碰的”。[66]赵树理小说《邪不压正》中的坏分子小旦在群众面前彻底败下阵来的开会场面，使得胆怯的聚财终于敢出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感慨地自言自语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切实感受到改天换地的喜悦和自信后，聚财便舒舒服服地坐下去休息，“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67]

　　会议上的“压力政治”是整治问题人物，进而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宝。可问题在于，“压力政治”虽然有力，但它无疑是冰冷的强迫性行为，难以让被纠治的对象彻底信服，由衷共情。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反动敌人，党在政治上的要求都更强调“治病救人”，在意的是如何让那些异见者成为自己的同路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赵树理才借助小说《地板》中的村长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68]显然，执行法令来源于“理”，打通思想则主要诉诸“情”。类似的情理交融、情理并行，同样是社会主义文学开会书写的重要面相。如果说，群众会议上的“压力政治”是以“理”的准则来执行法令，那么，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还深入表现了用“情”来打通人们思想的场景。在“理”的传达之外，注目于内心情感的流通，细致描摹“情”对于“心”的润泽轨辙，这恰恰凸显出文学书写的独特与尊严。时过境迁后，“旧理”或许早已不受待见，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记录的那些开会之“情”如何沟通不同内心世界的景致，却依然能持续不断地感染新的读者。

　　康濯的小说《一同前进》讲述了落后老农民王老庆被感召，同儿子富保一同走向合作社道路的过程，小说末尾召开的一场社员大会就宣告了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会议开头，农业社主席首先带头检讨了过去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例如王家坎子丢了地没锄，有两个青年使新犁耕地没耕好，以及存在有人磨洋工、不爱护农具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既有王老庆知道且感到不满的，也有他不知道的，但都被主席毫无隐瞒地提了出来。接着，王老庆的儿子富保和其他许多人都进行了自我反思。“慢慢地，老庆心里想的，不是社里缺点多，而是觉着主席说的一字一句都好听！”[69]正是经过了这次会议，王老庆的怨气和怪脾气无形中消散了，他也决定“还就是得跟上儿子儿媳他们，一道往前走哩”。[70]在此之前，儿子儿媳和村里的干部给王老庆讲解过诸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道理，但都无济于事。反观社员大会上农业社主席和全体社员的讲话却较为轻易地打动了王老庆的思想，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王老庆从人们的诚恳发言中感知到了一种勇于承认错误、全心全力搞好生产的热烈情感，这份情感相比于政治道理，更容易触动王老庆。

艾芜：《百炼成钢》，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版

　　在康濯的另一篇小说《活影子》中，名叫吴丽红的妓女在小组学习会议上抱怨自己解放后的生活与解放之前当“红姑娘”时的生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她表示“还不如不解放”。听闻此言，过去四等窑子里的老姐姐李王氏详细耐心地讲述了自己从名妓到差点被折磨致死的亲身经历，然后动情地诉说道：“说到天下的窑子都要封闭，我想没那事，还不是共产党说得好听？后来，我见工人学生们都那么热心地来慰问我们，干部同志们待我们又这么好，我心眼儿就慢慢嘀咕开啦！人家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啊？人家吃饱了饭没事干么？这一嘀咕，干部们开会说话我就真心听啦！我听说到我们干窑子都是旧世道给逼的，可不是！这话算是说到我心眼里啦！这以后我这死了的心又活了，我听着干部们说的话句句都对，都够滋味。”[71]李王氏的这番自白深深感染了包括吴丽红在内的所有姐妹，吴丽红还主动要求李王氏和女干部与自己再谈谈心。明显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干部的热心慰问，因为干部在平时交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同情与理解，使得李王氏愿意主动接受党的改造。因为“情动”，所以才会“心动”，此即李王氏口中“死了的心又活了”的具体所指。回过头来，当李王氏将同样的情感传达出来时，自然会唤起其他姐妹的集体“心动”。类似的“以情动人”的开会书写，在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在多有，例如，赵树理小说《福贵》中的主人公在群众会议上倾吐冤屈，“出出这一肚子王八气”时，采取的就不是阶级层面的声讨和罹骂，而是罗列自己的悲惨经历，期望获得那些鄙视自己的人们的恻隐和哀怜。《百炼成钢》中的炉长袁廷发响应上级号召，让工人开会提合理化建议，并主动建议让大家轮流做炉长，自己也会无保留地分享经验技术。袁廷发的“交心”表态，让工人对其产生了由衷的尊敬和喜爱，自此以后，炼钢炉的生产制造便大有起色。所有这些开会，目的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内心深处潜伏的形形色色的芥蒂，而会议的主导者均诉诸李凖所说的“人心换人心”[72]的策略。由此可见，“换心”的基础是“共情”，“换心”才能“通心”；开会要“通心”，首先需要“通情”。

　　路杨在考察解放区文艺下乡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一种同甘共苦、将心比心的情感逻辑”成为农民面对外来知识分子发生情感转变的“朴素的起点”。[73]通过对社会主义文学开会书写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领情”几乎贯穿于党的全部革命政治工作之中。当人们谈论党的革命政治工作时，总会习惯于认为相关工作一定是严肃的、冰冷的，但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提醒我们注意，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情感面相：这里的确充满革命和政治，但这里的革命是“有情的”革命，这里的政治是“有情的”政治。

四、结语：国家与基层的双向互动互通

　　开会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宣教动员途径。康濯小说《黑人》中的“落后分子”霍老维，向县委宣传部长王东倾诉自己这类“黑人”不被政府重视，难以得到关爱和帮助的委屈。其中，“落后分子”无法获得开会资格，使其在“落后”的程度上越陷越深，是霍老维谈论的关键点。霍老维表示旧社会的农民不被重视，没人给开会、讲时事、指方向，所以祖祖辈辈“才落得个任怎么闹腾也开不了心窍，也找不出个光明的道儿”，[74]自己就是因为一年到头不参加会议，光是琢磨着找营生，结果慢慢被人们遗忘，“变得死落后”。开会有助于打开一个人的“心窍”，并将之引向正途。“开心窍”也就是“通心”，这背后关联指涉的既有中国共产党开会实践的独特方式，也有其价值追求。如何采取“通心”的方式达成“通心”的目标，这便是社会主义文学开会书写的核心内容。通过对一系列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只要遵循了群众路线，并且将“压力政治”和“情感革命”两相结合，开会就能够事半功倍地达成将民众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政治愿景中，进而构建坚实的同质共同体的良效。举实例而不是说抽象，缓步行而不是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艺样式而不是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串门子”聊家常而不是“开大会”讲一套，凡此种种，便是遵循群众路线的“通心”式开会方法，“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相配合才能取得“通心”式的开会效果。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组织召开会议都是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但似乎唯独中国共产党的开会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游历晋察冀根据地时，就发现当人们在具体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通常都会想到“开个会讨论讨论”[75]来寻求解决办法。周立波在小说《铁水奔流》中也借余慧之口告诫工厂积极分子和新党员李大贵：“碰到困难，就开会商量”。[76]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如若不依照群众路线的要求制定适切的开会方式，或者单方面重视开会的“压力政治”机制而无视“以心交心”的情感询唤作用，就会导致相关会议沦为枯燥烦闷、空洞无效的形式。现实生活中的民众与社会主义的文学文本，反感、批评的恰恰是后一种不合理的开会，但绝不能因此“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不能因为开会的偏向而片面否定开会本身的价值意义。即便《桑干河上》中的杨亮意识到文采在开会时高谈阔论存在问题，但当人们就此对开会这一形式产生怀疑时，他还是坚决强调说：“会是要开的，也需要向老百姓解释土地改革是回什么事，这个会当然也有它的作用。不过——”[77]杨亮略而未谈的“不过”恰恰是社会主义文学深入思考、重点书写的内容，这些思考和书写展示出极具价值的开会经验，即凭借“通心”的开会方法取得“通心”的开会成效，“通心”在此不仅指打通民众对于革命政治的误解和排斥心理，还同时包括打通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在民众眼中，干部又是党和国家的具体代表，所以开会的双向打通带来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密切了干群关系，更是沟通了基层与国家之间的联结，党和政府由此可以从基层民众那里获得及时真切的反馈，这个反馈是调整、修正和完善革命思想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提示。

　　研究社会主义文学，需要直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聚讼纷纭的遗产说和债务说。革命与政治曾经统摄一切，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债务”问题，可如今渐趋范导地位的个性与自由主张似乎又成为新的“排他性”力量，带来了新的“偏见”和“不见”。这时，有必要冷静理性地回望历史，认真“打捞”、仔细“重估”不能被启蒙方法论所容纳的，有其独特的文学经验和文化建构的社会主义文学“遗产”。[78]研读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正是重估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重要切口。党的革命政治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如何借助开会这一宣教路径得以深入人心，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基层又在开会的互通过程中取得了怎样的互动的良效，这些教益显然不应被轻易遗忘。

参考文献、注释

　　[1]艾芜：《无题》，载《艾芜全集》第10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321页。

　　[2]同上，第364页。

　　[3]丁玲：《桑干河上》，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15页。

　　[4]同上，第279页。

　　[5]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书写》，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6]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圣》，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82页。

　　[7]邢野（原著）、钟镇（改编）：《开会（豫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页。

　　[8]同上，第26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11]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12]同注[7]，第26页。

　　[13]同注[3]，第291页。

　　[14]草明：《乘风破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15]同上，第238页。

　　[16]王环环：《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开会为视角的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17]艾芜：《百炼成钢》，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26页。

　　[18]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212页。

　　[19]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0]康濯：《正月新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页。

　　[21]同注[19]，第213页。

　　[22]李凖：《两代人》，载《李凖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3]同注[19]，第121页。

　　[24]同上，第61页。

　　[2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26]康濯：《春种秋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页。

　　[27]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28]同注[3]，第94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60—161页。

　　[30]柳青：《狠透铁》，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70页。

　　[31]周立波：《山乡巨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32]同上，第34页。

　　[33]同上，第48页。

　　[34]同注[19]，第103页。

　　[35]谢忠厚等（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36]同注[3]，第147页。

　　[37]同注[1]，第331页。

　　[38]同上，第332页。

　　[39]同上，第331页。

　　[40]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41]同注[29]，第162页。

　　[42]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193—194页。

　　[43]同注[3]，第178页。

　　[44]同注[1]，第341页。

　　[45]周立波：《暴风骤雨》，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73页。

　　[46]同注[3]，第33页。

　　[47]同上，第67页。

　　[48]同上，第69页。

　　[4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50]同注[30]，第69页。

　　[51]同注[19]，第481页。

　　[52]同注[42]，第194页。

　　[53]易晖：《“革命的第二天”——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治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54]同注[30]，第3页。

　　[55]同注[3]，第336—337页。

　　[56]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328页。

　　[57]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

　　[58]同注[31]，第386页。

　　[59]同注[3]，第328页。

　　[60]同注[31]，第321页。

　　[61]同注[19]，第127页。

　　[62]赵树理：《“锻炼锻炼”》，载《赵树理全集》第2卷，第343页。

　　[63]同注[14]，第286页。

　　[64]赵树理：《三里湾》，载《赵树理全集》第2卷，第175页。

　　[65]康濯：《水滴石穿》，载《收获》1957年创刊号。

　　[66]周而复：《翻身的年月》，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45页。

　　[67]赵树理：《邪不压正》，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436页。

　　[68]赵树理：《地板》，载《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219页。

　　[69]同注[26]，第225页。

　　[70]同上，第244页。

　　[71]康濯：《活影子》，载《康濯小说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72]李凖：《农忙五月天》，载《李凖小说选》，第102页。

　　[73]路杨：《革命与人情：解放区文艺下乡运动的情感实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74]康濯：《黑人》，载《康濯小说选》，第425页。

　　[75]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6页。

　　[76]周立波：《铁水奔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页。

　　[77]同注[3]，第95页。

　　[78]张均：《重估社会主义文学“遗产”》，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高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