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国服务的亨利·基辛格

　　引言：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发展方面，亨利·基辛格固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基辛格的多重身份。尤其作为曾经担任美国——全球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的著名外交家、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能是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评价司徒雷登时就说：“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某种意义上，基辛格也是这么一号人物。将基辛格的人生履历和政治主张置入美国霸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对于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政客的狡诈多面，理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本性均十分有益。

　　亨利·基辛格死了。100岁的寿龄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寿命，与绝大多数饱受资本剥削、战乱之苦的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被迫与这个世界匆匆告别。

　　这种对比似乎很奇怪，一位堂堂全球帝国的高官怎么能和广大穷苦人相比呢？

　　我们并非恶意比附。美国作为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维护者和贡献者，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堡垒。亨利·基辛格长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出谋划策，充当着外交智囊和协调人的角色，为美国收获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外交环境和政治格局作出了巨大贡献。站在美国的视角看，基辛格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然而，建立和维持这种所谓的对于美国来说颇有益处的外交环境背后，是美国对所有反对势力的无情镇压。不同于一般鹰派和资产阶级政客，基辛格有独特的战略视野和政策思考。战争经历和学术训练令他在现实的复杂抉择中，习惯以各种（自认为的）合理手段寻找某种确定性和规律。他既不吝于利用战争打压国际上的异见者，为美国谋得更广泛的霸权，也乐于用“友善”的外交手段，构筑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国际均势。我们梳理基辛格那些不太能够见于媒体报道的履历，可以提炼出描述他在美帝国扩张中所扮演角色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战争掮客、灵活反共和务实政客。

　　需要强调的是，从人性论角度对基辛格个人道德进行谴责，或许也能罗列出不少罪状，但这种谴责在全球帝国面前是无力的，而且容易将矛头转向个人的同时遮蔽体系性矛盾。基辛格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的死亡不代表帝国主义的消亡，针对他的批判也不能完全揭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部面目。不过，基辛格过于漫长的一生反映了数十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演进轨迹，他的履历是观察美帝国暴行的绝佳切片。

　　亨利·基辛格（1923-2023）

战争掮客

　　基辛格正式在美国政府任职，开启自己光辉的外交人生，始于1969年作为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他们入主白宫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面临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解决战争带来的负面问题，重振美国霸权，是基辛格上任时的首要任务。

　　如果只是简略阅读基辛格的外交故事，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为世界和平奔走的杰出地缘政治战略家形象：1973年，因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基辛格与越共革命家黎德寿（拒绝领奖）一同获得同年诺贝尔和平奖；同年，基辛格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穿梭外交帮助阻止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进一步升级；1975年，在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美国正式结束对越南的侵略战争。

　　然而，这不是事实的全貌。

　　在越南战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都长期控制着对越战争的主动权。简单来说，只要美国放弃侵略，撤出军队，战争就可以立刻停止。为什么在越南军民英勇持久的抵抗之下，美国政府仍要投入大量资源和军士的生命，而迟迟不肯“放下屠刀”呢？除了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的考量，美国历任政府自然都不愿意让战争败绩落在自己手中。因为这不但会让自身成为破坏美国霸权的罪魁祸首，更重要的是会冲击政客们在选民中的形象。

　　基辛格所服务的尼克松政府也是如此。尽管在大选时，尼克松承诺将从越南撤军，但赢得大选后，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停止对越南的轰炸，并且继续扶持南越以对抗北方的共产主义势力。与此同时，美国试图将战火推向周边的柬埔寨，以打击越共的补给线和根据地（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就位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在名为“菜单行动”（Operation Menu）的柬埔寨轰炸中，美国在柬六个地区各投掷了25000多枚炸弹，造成难以计数的平民死伤。仅1969年至1970年间，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就批准了3800余次袭击。美国碾压性的轰炸摧毁了这个已经极度贫穷的国家，美国将军们幸灾乐祸地称已使该国回到“石器时代”。1972年，也就是美越签订和约的前一年，美国继续对北越进行了地毯式轰炸，而基辛格是决策的重要推手。

　　基辛格是破坏这条供应线计划的首席设计师，他想出了“Operation Menu”。1969年3月17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了秘密地毯式轰炸行动，包括代表柬埔寨境内不同目标和任务的早餐、午餐、晚餐、小吃、甜点和夜宵。理查德·尼克松的首席战略官的日记记录工作人员 HR Haldeman写道：“……历史性的一天。K[issinger]（基辛格）的“早餐行动”终于在我们时间下午2:00 结束了。K 非常兴奋，P[resident] 也是如此。”

　　第二天，霍尔德曼写道：“K 的‘早餐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带着报告满面笑容地过来，非常有成效。”

　　（基辛格：红色高棉的铺路者，他的柬埔寨大轰炸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军事外交中发挥的杰出作用，让基辛格收获了诺贝尔和平奖。战争受害者代表黎德寿自然知道这个奖的讽刺之处，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这是一个和平奖。问题是，谁创造了和平？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平等对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拒绝获奖的原因。”当然，得奖的另一方基辛格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为能够（因发动战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感到欣喜，甚至还为此庆祝了一番。

　1972年8月，亨利·基辛格与南越总统阮文绍

　　无论如何，战争掮客这一指控似乎与我们熟知的基辛格形象仍有所冲突。特别是戴着眼镜的他多少还带着些许学者形象。越南战场是否只是个例呢？已公开信息证明，对基辛格的美好想象是十分幼稚且一厢情愿的。我们需要注意，基辛格并非象牙塔里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度位居高位、可以影响生杀决策的美国高官。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不需要将目光投向太远，从东南亚转向邻近的南亚就可以看到，基辛格和美国政府同样用战火证明了自己的无情。

　　英属印度独立之后，南亚大陆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大国家，而巴基斯坦分为东翼（现孟加拉国）和西翼（现巴基斯坦）。两翼的政治控制权起初掌握在西翼军政府手中，但东翼（以孟加拉民族为主体）民众一直得不到平等待遇，所以持续起来反抗。1970年，孟加拉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这意味着孟加拉不但可以获得东翼的自主权，还享受合法的对东巴基斯坦的政治权。军政府自然不希望转移权力，双方冲突在1971年彻底爆发。因为担心独立的孟加拉国会与印度结盟（这时的印度与苏联部分交好），美国支持（西）巴基斯坦政权及其对（东）巴基斯坦的镇压。美国驻（东）巴基斯坦领事阿彻·布拉德曾向基辛格发来电报说：这是“有选择性的种族灭绝”，遭到基辛格无视。当第二封电报再次将这次行动描述为“种族灭绝”时，基辛格解雇了他。

　　正如美帝国的触手遍及全球，基辛格的足迹和指令也无处不在。尤其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正是全球进步力量反抗的高潮时期，而这也是基辛格为美国政府直接服务的阶段。从拉美到中东，从东帝汶到塞浦路斯，从东南亚到非洲，基辛格帮助美国政府利用军事干预和外交政策尽职尽责地推动着美帝国的霸权扩张。显然，在美霸权构筑的历史进程中，他扮演了十分出色的“建筑师”角色。

　　当然，这时还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全球建构霸权并不像现在这般容易。怎么避开共产主义的锋芒，为美国争取更多利益，是基辛格面临的一大难题。

灵活反共

　　回过头来看，基辛格一定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也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反共主义者。一般认为，基辛格是一名“现实政治的主张者”，他主张应将国家利益放在内政外交的首位，而不能受到感情、道德，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惜战争代价、不关注民众感受，我们大致可以体会到基辛格不受感情、道德左右。而不以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他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在与共产主义势力的博弈过程中，基辛格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共产主义阵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心战线，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水火不容，一方的成长必然要以另一方的衰落为代价。基辛格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但他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干，试图将共产主义纳入到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基于此，或许可以将基辛格矛盾的举措概括为“灵活反共”。

　　首先，基辛格肯定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走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这个新政府不但支持古巴，还试图将美国公司国有化。这些触及逆鳞的政治经济举措令美国感到既恼火又惶恐。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进行了秘密行动，试图帮助反对派团体推翻新政府。基辛格主持了授权该行动的委员会。基辛格对此有明确表态：“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国家因为人民的不负责任而变成共产国家”“这些问题对智利选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由了他们自己去决定。”

　　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于1973年9月成功发动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也在战斗中英勇就义。皮诺切特收获了权力，美国收获了亲美的新智利，而全球左翼再次（悲剧性地）收获了一名为理想与正义献身的楷模（继格瓦拉之后）。随后，皮诺切特政府继续在美国支持下开启军事统治，对国内阿连德分子和左翼进行残酷镇压。

　1970年，亨利·基辛格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同一时期，在拉美其他国家，左翼力量也十分强盛。然而，美国自门罗主义开始，就将拉美视作自己的地盘，对内部出现任何反抗和异见力量都保持高度警惕，采取高压态度。激进左翼显然不会有好果子吃。1975-1983年，美国支持南美地区右翼势力，开启了围剿左翼的“秃鹫行动”（Operation Condor）。这一体系化的政治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运动，包括情报活动、军事政变和对南美左翼领导人及活跃分子的暗杀。根据中央情报局文件，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军事力量与安全官员就为了应对可感知的南美威胁而制定了计划。基辛格无疑也在这些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76年6月，基辛格就告知阿根廷外交部长塞萨尔·奥古斯托·古泽蒂，说美国支持他们，但要在美国国会重新召开之前“恢复正常程序”。

　　由于其秘密性质，秃鹰行动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据估计，至少有60000人死亡可归因于此次行动，其中阿根廷死亡人数高达30000人。受害者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和左翼分子、工会和农民领袖、神父、僧侣和尼姑、学生和教师、知识分子以及游击队嫌疑人。

　　正如前文所述，南美国家政权更迭的高发期就是基辛格在任阶段。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以及总统的安全顾问，实在不可能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基辛格出色地完成了解决南美心病的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曾经挑战美国霸权的革命者和他们的思想已经从公共舞台上消失了，许多在这些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人后来成为国家恐怖的受害者。既然革命已经失败，帝国可以展现出更加仁慈的面貌，并通过吉米·卡特总统新政府推行的人权政策提供援助。”

南美国家政权更迭十分相似

　　注：1969-1975年，基辛格担任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1977年，基辛格担任尼克松和继任的福特总统的国务卿。

　　其次，对苏联、中国这样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辛格显得十分谨慎，并且希望用更加和平的手段维护美国利益。他协助制定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以求缓解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参与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并在1973年推动美国与苏联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中国的故事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基辛格扮演了推动中美外交正常化的重要中间人角色。客观上来说，这些缓和当然有利于世界和平。

　　如果进一步讨论国际经济格局和政治形势，可以发现，与中国关系的缓和本身就利好美国。加之中国的体量，美国真要硬碰硬，确实落不到多少好处。所以，与其说是因为基辛格这些务实官员喜爱中国，更准确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将这种分析付诸于行动。与此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与稳定，与美国交好也成为中国一种可行的策略。

　　然而，美帝国主义并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深刻表明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于中国来说，不能不有所警惕。

务实政客

　　作为现实主义者也好，作为理想主义者也罢，基辛格无疑是美国的一名务实政客。

　　一方面，基辛格知道霸权离不开“枪杆子”，在所有需要军事支持的海外行动中，基辛格都高效地收集了信息、下达了指令，没有表现出任何优柔寡断。另一方面，基辛格不是一味地强调用武力来推行霸权，实现外交目的，而是懂得运用外交辞令与均势策略来为美国换取更大利益。总的来说，在多方势力博弈的外交场合，基辛格的无情、灵活，都表现出他作为一名外交家、战略家的成熟。可惜的是，他所服务的对象是美国。“作为冷战早期的国防知识分子、顶级外交政策制定者、世界精英的顾问和鹰派专家”，他维护的只能是美帝国在全球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基辛格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欣赏。故有人分析基辛格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特点时，认为基辛格从俾斯麦那里学到的主要东西是现实政治，即“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利用一切可用选择的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离开公职后，基辛格曾写道：“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政治家必须凭借毅力和直觉做出选择，从而塑造其人民的命运。”

　　1981年6月10日，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与亨利·基辛格

　　此外，务实也反映在基辛格的商业头脑上。1982年基辛格在纽约创立基辛格咨询公司。基辛格及其团队所拥有的内部信息，以及对国际形势富有见地的研判，都有利于巨头公司的海外布局。所以，在基辛格的客户中（除却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人物和团体），包括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如AIG、美国运通和大通曼哈顿；食品巨头，如亨氏、安海斯-布希、可口可乐等；汽车制造商沃尔沃和菲亚特等；电信公司，如ITT、GTE、比利时贝尔电话、爱立信等；以及全球采矿、石油、工程和建筑公司，例如Freeport-McMoRan、Hunt Oil和Union Carbide。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咨询工作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所谓“新兴市场”迎来了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繁荣时期，基辛格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为制造业、电信、工程、采矿和石油领域的国际客户打开各国大门提供了便利。

结语

　　基辛格作为美国杰出的外交官和战略家，对国际政治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然而，个人不能逃脱社会关系的限制，他能够分享帝国的荣耀，也需要为帝国的罪恶背负责任。尽管基辛格自己从没有对这种道义上的残缺感到愧疚，宣称：“一个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将会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

　　假使基辛格是一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的存在与个人主张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消灭帝国主义霸权和一切反霸力量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何况，“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只要基辛格选择站在了帝国一方，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在为帝国服务。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塑造了这个“只有好人英年早逝”（Only Good Die Young）的世界。从这一角度看，所有遭受帝国愚弄和压迫的人们，都绝不应该为帝国的胜利欢呼，也不该为帝国的仆役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