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某视频网站上，一部低成本的自制视频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引出一波“收视狂潮”，与之相关的话题也在许多社交网站上的一再引发大量的讨论。从形式而言，《逃出大英博物馆》短剧总时长只有17分04秒（本剧分成了三集），甚至无法与其他网剧正常的一集相比。但从其引发的效应而言，这部短剧却远远超越时下动辄五六十集的剧集。
不出意外的是，当《逃出大英博物馆》一再被“沉默”的大众所肯定时，掌握了“话筒”的、被规训的某些媒体以及自以为与这些媒体“所代表”的“精英性”的知识人自然会以一种姿态出来说怪话。这反映了一种确然存在于当下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力”。而令人扼腕的是，大众不止一次受到过这种“话语权力”压迫，愤而抗争的结果却往往不尽人意。因此之于笔者而言，厘清这种“话语权力”的脉络，还给大众建构自身“话语权力”和消解对方“话语权力”的权利，就显得非常必要。
在本文中，我们将会从某些的媒体的文章出发，经过BBC的文章，最后回到预定达到的目的地。希望读者从这一趟旅程中，能够掌握诞生于旧世界体制的话语的一些特征。
《南方周末》在9月5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混淆文物与工艺品，赚取爱国流量，真的好吗？》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刊登的同日的15:09分，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第三集才刚刚在相关视频网站上放出。易言之，这些媒体在面对《逃出大英博物馆》一剧时，多少有点急不可耐，试图在其形成效应时把其认为的这部短剧的短处“揭露”于读者面前。
而在这篇文章出现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中，形成对这篇文章的“反击”，并就这篇文章的种种讹谬之处作了指正。例如，这篇文章认为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在选取以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为拟人形象时，混淆了工艺品和文物，但事实上这是短剧作者特地选取了一个现代工艺品，是有意为之，它的作用就是“回国送家书”。
又例如这篇文章以为中国加入了《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就“很难从法律上追索包括敦煌文物在内的大多数海外流散文物”，但事实上国际公约与国际法是两回事，将公约充作法律，是典型的“胡说八道”。因此，这篇文章在事理上已经站不住脚。
但有趣一点在于，《南方周末》在文中使用的一些也被今天大众所接受的东西，却很少有人做过讨论，也许这些才更有深究的价值。
【一】关于“文物保护”的强盗逻辑
例如文章中有这一段话：
“从今天的观念来看，史克曼无疑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他让破碎的文物再次拼合，那我们需要向纳尔逊-斯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声索《文昭皇后礼佛图》吗？至于被普爱伦买走的《孝文帝礼佛图》，我们知道普爱伦恶意引导别人破坏了文物，但我们在法律上如何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声索呢？毕竟他有当时的买卖合同。”
在引用这一段话时，笔者将部分文字加粗，以凸显这篇文章的“逻辑”。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能看到在援举第一个例子时，文章用了“率先保护”的暗示，将文物的流失归罪于母国当时的保护不力。亦即，由于母国的不重视导致了这类文物以所谓“异地保护”的形式而流失。
显然，作者在这里诉诸了一个典型的“逻辑”：大前提是，文物是人类的遗产。小前提是，作为人类的遗产，人类就有资格保护。所以结论是，文物应当被人类保护。进一步推理，文物被谁保护，文物的所有权就在谁那里。
这个“逻辑”是典型的“滑坡推理”，或者我们可以用更为直白的话来称呼——“强盗逻辑”（为了讨论方便，下文将这个逻辑称为“逻辑A”）。
在这个逻辑中，大家都知道“文物”是有标准的，但是往往会忽视“人类”也是有标准的。
当我们回溯包括“文物”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与“文物”收藏地——博物馆的诞生的“原罪”，也即与西方殖民活动相贯穿的“殖民主义”，而“人类”这个词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地理大发现”使得在越洋航线上旅行的欧洲人看见了超越于欧洲以及近东、中东与远东的人，为了区别同时也是为了将自身粘附于所谓“文明”之上，一种“当代人类学”诞生了。
所以，当对于这个“人类”的概念不加批判的吸收与使用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使用的“人类”一词与承源自西方话语的“人类”形成了同词异指。
于是，当我们更为明晰的翻译那个逻辑A时，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意涵是这样的：大前提是，文物是[拥有文明的人群]的遗产。小前提是，作为[拥有文明的人群]的遗产，[拥有文明的人群]就有资格保护。所以结论是，文物应当被[拥有文明的人群]保护。
于是一个更为清晰的排他性出现了，“文明”作为了先决条件。那么何者为“文明”，何者为“非文明”（抑或是使用更广泛的词汇——‘落后’）？无疑，在这样一个延续了殖民时代的话术中，这一条件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准入证”。因此，当视角从此处明晰了之后，我们再看其滑坡推理的“文物被谁保护，文物的所有权就在谁那里”，就会感到其中蕴含的无耻与霸凌。更进一步说，当殖民主义尚未得到清算时，任何试图为合理化殖民主义的结果的行动本身就是最大的殖民主义。
同样的，在这段话援举的第二个例子时，文章试图用所谓法律抑或说合同，来限制一种被追索的可能。其言下之意是说，存在这样的“合法”的契约关系，这些“合法”的契约关系保证了文物的所有权的“转让”，时过境迁之后，推翻这些的契约关系是困难重重的。这个逻辑（为讨论方便，称其为逻辑B），相较于逻辑A，显然更为强词夺理。
因为在逻辑B中，有一个“推翻”的结果被假设了，而相较于这种“推翻”，首先是那些“契约关系”被承认。问题在于，作为这样一份通过以偷盗行为来作为“契约”成立的基础的合同，“承认”难道不是对于法律尊严的最大的损害么？文章所谓的“合法”，除了合那个规避西方罪恶的法之外，到底合了什么法呢？从此可见，隐含于行文背后的“承认”，不过是那篇文章的一厢情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强加人意。
【二】文物流失的“客观结果”
当然，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检视的还不在此。在此文行文的后半部分，作者利用1930年斯坦因盗掘敦煌文物，因《古物法》的限制最终保存于中国却在数年后不翼而飞的例子，以及“客观上，中国文物流散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的说辞，为多年来盛行于舆论场上的，所谓“文物被盗掘了要比在本国破碎了好”的论调来背书。
这一论调同本文之前所举的逻辑A是一致的。也即是，首先承认文物的“人类遗产”属性。进而推导出为了维护“人类遗产”，相关方可以使用极端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为讨论方便，称其为逻辑C）。但这一逻辑C与逻辑A存在着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其反复强调的“人类遗产”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无区别性”。
从大众的情感与认知上而言，“遗产”是兼具了从物质到精神各种价值的东西，采用任何手段保护这一价值的具象，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麻烦之处在于，这一逻辑本身是不能不加辨别地使用的。
因为文物这种“遗产”的历史留存性必须在原历史环境中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表达，太平洋群岛上土著的东西，只有在群岛上才具备了真正理解的可能，当脱离了这一个原历史环境，文物只不过是从墙壁上剥落的一块墙皮。拿着这块墙皮的外来者，除了利用这块墙皮进行充斥着浪漫的“异域空间”的想象之外，他所能做到一种正确理解少得可怜。特别是当文物进入博物馆之后。
博物馆的起源往往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00年亚力山卓设立的“缪斯”（Musaeum），这个“缪斯”中收藏了亚历山大大帝在亚非欧三大洲征战时获得珍宝。易言之，博物馆最本质的特征，是一个私人的珍宝馆。到了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稍稍具有公共性的博物馆方得以出现。所谓稍稍俱有，是指当时得以进入博物馆的人往往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底层人士被排除了参观者的序列以外。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本来作为皇宫的卢浮宫变为卢浮博物馆，允许来自各地的各种人士参观。这时候，真正的公共博物馆才出现，但是这时候的公共博物馆提供给参观者的，仍旧是一个进入想象的“异域空间”的途径。而文物起到的作用，正是这个想象的“异域空间”的中介物的作用。
诚然，博物馆在形式上似乎提供了文物一个较好的保存环境，使得文物的实在与具象不至于为时间磨损（但这对于大英博物馆不成立，详见螺旋真理在今年8月28日于其微博上发布的《再论大英博物馆与文物返还》一文），但在更大意义上，博物馆这个空间隐藏了、取消了或者说磨损了附着于的文物上的更大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文物需要卡片介绍的一个更本质的原因），特别是那些非本土的文物，特别是那些通过被偷窃、被劫掠进入博物馆的文物。——这些文物被其进入博物馆的方式粘附上永久的、令人鄙视的炫耀的意义。
【三】来自殖民主义的规训
复次，在逻辑C中，有一个“责任”及其内涵也需要分析。逻辑C的“责任”是说“作为人”而言，其维护这些“文物”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义务。这一说法非常冠冕堂皇，冠冕堂皇到甚至成了殖民者明火执仗的遮羞布。
但在分析逻辑A时，笔者就指出过，“人类”一词的意涵是不同的，这个词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词汇。在此处，逻辑C的“作为人”同逻辑A的“人类”都具备了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词汇的特征（可以试着比较“近东”“中东”“远东”三个地理词汇的预设原点所在）。
换言之，当“作为人”判断这种“文物”在其母国将得不到维护时，所以“作为人”就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完全违反人类道德和当地法律在内）拿过来。这种完全错误的逻辑，除了是对强者的开脱之外，还是对于弱者的倒打一耙。
值得说明的是，以“文物被盗掘了要比在本国破碎了好”的论调既有明显的“事后之见”，也是鲜明地胡搅蛮缠。一方面，在这个论调中，且不说“文物”需要被鉴定出来，即使是“好”字也蕴含了被价值审判的判断。
举例而言，一个清朝人在某天会失手打碎一只珍贵的碗，但是这一天他家要是被八国联军劫掠就可以使这只碗通过八国联军之手保存到今天，难道可以为这一只碗洗脱八国联军的罪恶吗？更遑论，在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所标的的“大英博物馆”中，多少文物是被毁掉了原来的保留地——“圆明园”后而流入的（令人痛心的是，更多的文物毁灭于这个流入过程中）。视“圆明园”的毁掉及其中“文物”的流失为历史的必然，本身就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规训出的认知。
另一方面，这个论调显然是依托着所谓的“超越国族的世界公民”的背景而言的。也即，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人，首先应该自我承认的是他的世界公民身份，他不能受制于什么“狭隘的国家、民族”，而应该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去看待事物。这个预设背景在许多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但却是一个殖民主义惯用的“大帽子”。这必须加以解释，为何这个看起来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宏大关怀，却更像一个难以忍受的火坑？
单刀直入地说，正是因为“世界公民”的“世界”，是延续了那个曾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轮番肆虐并还在肆虐的“世界”，成为“公民”除了被一个超越了母国的更大的权力组织所训使外，本身更加不可能对这样一个权力组织抗争。
进一步，当这样“公民”要对此加以抗争之时，他必须依赖于一个小于“世界”的群体。小于“世界”即非“世界”，所谓的“世界公民”就是虚假的指称。那么，自称“世界公民”或者默认“世界公民”的理由最后导向的，不过是对于原先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缔造且维持的这一世界无力的默认。
因此，“超越国族”的讲法，同样不过是顺应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得出的把一切拱手让人的自我阉割罢了。
在完成对《南方周末》这篇文章的分析之后，我们要更进一步进入BBC 的文章。因为与《南方周末》文章在事实方面的千疮百孔不同，BBC显然使用了一种“更为客观”语调来叙述这个事。自然，执笔这篇文章的来自于Fan Wang 与 Derek Cai 两位一眼从名字上就足以辨析清楚的华裔。
在这篇文章，两位作者为英文读者们先介绍了一波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内容以及这出短剧的收视率，随后点明该剧在各方面的评价，包括那些在抖音和微博上的热评。最后将评论此剧是为对应与西方日益紧张的关系而被“推动的”“强大的中国认同感”产物。
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一段评论的可信度，两位作者又引据了留学生抗议Dior“文化挪用”马面裙的事情，并溯及了在短剧播出之前《环球时报》发起的“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显然延续了由政府操控民意的陈词滥调，而且还延续了西方理解中国时采用的“冲击-回应”模型。这些或明或暗的行文逻辑体现出一股的西方中心的傲慢味道，正如他们对待文物时更侧重珍宝的意义一样，这些人的视角完全视大众之中普通个人的情感为虚伪之物。
易言之，他们完全不相信在中国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在公共事务里就可以与官方的立场一致，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通过官方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来寄托个人的意愿和情感。
在这种傲慢之下，他们将相信者称为“蠢”或“坏”，更进一步地称其为“又蠢又坏”。事实上，这些人获得的除了一点虚幻的自我满足感之外，更大程度上获得的只不过一种自我欺骗。正因如此，BBC的这篇文章在表现出自身面对历史洪流时的急不可耐之外，无疑更展露出一股自艾自怜的破落贵族气。
另外，此文对于民族主义的指控也值得分析。因为此文对于“民族主义”的使用，延续的是一个经典定义。在大众认知里，民族主义是狭隘的、颇为负面性的，并且在扭曲了或者说简单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后，民族主义几乎被视作另一种奇妙的虚无之物。可惜的是，这里恐怕存在着种种的误读。
其一，由于中文词汇的一词多义的特征外加特定的历史现实，印在身份证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民族”在词面上耦合了。从“民族主义”的起点出发，也即从其nationalism的词源分析，在中文语境中，“民族主义”更准确的称呼是“国族主义”（下文讨论时，将采用此词）。那么在此基础上解释同一个国族之下的诸多民族的现实，自然就能看到其多元一体的宽泛性（应当注意，这种宽泛性是针对于内部而言的）。
其二，之于国族主义而言，尽管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借用其早年间在东南亚做人类学研究获得材料来厘析国族主义的起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德森的厘析本身并未否定国族主义是存在积极作用的。放大国族主义的负面性，并将此手段融入到一个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的指责之中，除了恶意之外所能看见的只有让被殖民安稳做好“奴隶”的企图。
其三，一旦当我们回溯到安德森的文本之时，我们看到的安德森写作的动力之一即在批判性地支持对于联合王国（UK）的指摘（当然还有对美国的指摘）。吊诡的是，这些指摘一再被那些饱受欧美的折磨的国土上的知识分子的忽视。只能说自欧美新自由主义风行以来，全球南方是反复接受了以此核心的“文化”的规训。
以上三点所言及的误读，都指向了当下一种“话语”的共通谬误，也即通过“断章取义”式的论据，采用看起来更为“宏大”的背景抑或是关怀，消解掉抗争的意义，乃至于洗白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在BBC和《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都展现了这个能够令人产生生理性不适的行文逻辑。
【五】余论
通过历史考索，我们能够发现这种话语的产生与西方殖民世界的历史千丝万缕，与从殖民时代诞生出的国际体系藕断丝连。因此，在当下很多话题的讨论中，我们都可以在舆论场中看到殖民主义是如何一次次地逃开被清理，一次次地改头换面、堂而皇之的被论述的现实。
这种旧“话语权力”的诞生与消亡都会与现实形势产生脱节，也即有非常严重的滞后性。但这并不代表对其奋起抗争是无意义的飞蛾扑火。笔者认为，只有深化以抗争作为的对话的方式，厘清对方种种论述中那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带了面纱的所谓超越国族的、俱有世界公民性质的言论背后的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更为本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漠视，才能真正诞生属于大众自身的话语权力。
历史滚滚向前，迟早要将这个世界推到重塑的那一个坐标上。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出现，是迈向那一个坐标的美好先声。笔者相信，即使目前现实还有非常多的困难亟待解决，还有非常多的人在随意唱衰，在不久的未来，类似于《逃出大英博物馆》这种传达大众“话语”的影音文字作品还是会如春笋般涌现，那种深植于旧世界体制脉络的“话语”还是会如同被碾过的齑粉一样随风消散。
历史在它的推动者这边，在属于遭受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更为本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深重苦难的人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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