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银行取钱被拒遭报警，反诈骗与公民隐私边界在哪里？

　　据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报道，近期一名律师在山东东营取款4万元，遭银行连环追问的事件引发热议。新闻当事人周筱赟还原当时现场情况：因朋友结婚，他需要在东营当地建设银行取现。本以为是一次简单的常规操作，可没想到柜员竟开始询问周筱赟取现的具体用途，甚至随意调取他的银行流水记录，询问他一个月前的一笔交易的具体使用去向？“层层加码”的追问，让周筱赟感到震惊。而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当地银行竟然向反诈部门和派出所报警，理由是周筱赟不配合取现用途的询问。在配合银行等待半小时后，周筱赟并没有等到反诈部门和派出所的出警。而银行的一位领导也开始转变态度，并表示可以帮周筱赟取现。不过周筱赟最终放弃取现，将自己的经历公布于网络。

　　事件发酵后，有媒体记者致电多地银行网点，发现各地存取款询问标准五花八门。比如中国建设银行河南平顶山某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河南平顶山某支行，超过2万元就需要报备。一方面银行柜员等作为反诈第一线，其警觉性确实保护了普通群众。另一方面，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也值得警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旨龙认为，公共安全和公民或者用户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要把握两个法律原则：一个是法律的明确性。不能各部门，特别是各个地方电信或者银行机构的政策都不一样。另一个是法律的合理性要求。不能过分地给用户带来极大的负担，否则会带来反噬效应。因为二者之间会不断地产生摩擦，所以应当精细化区分。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也表示，不能以反诈为由头去对用户的隐私权，包括个人财产信息等进行监测和监控，这样的话可能侵害到用户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为了保护用户，但最后变成利用保护由头去侵害用户权利，那就得不偿失了。

　　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份新规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取消了2022年版监管规则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在此次事件中，当事人周筱赟律师因职业敏感能快速维权，但实际上更多普通消费者在遭遇银行过度询问时，常因不懂政策、怕麻烦选择妥协，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律师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在签订存款合同关系时，就与银行建立了平等的法律关系。当面对银行的过度行为，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政策底线就是央行已经删除了相关取现限额的规则；第二，面对银行的过度盘问，消费者是可以予以理性拒绝的。因为必要的询问，我们积极回应即可，超出必要的限度，比如说要追问具体的一些隐私信息，消费者可以直接拒绝。如果仍然解决不了，我认为可以要求银行的上一级领导介入，通过沟通机制升级来最终解决问题。最后，如果还是不能很好解决，消费者尽量保存好沟通记录证据，为后续投诉维权留下必要依据。

　　银行和消费者之间本不应该是对立关系，银行是服务消费者的。但是为了反诈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银行似乎又站到了用户体验的对立面，有一点“好心办坏事”的感觉。问题究竟出在哪了？

　　饶伟律师认为，双方之间有分歧或者出现对立，并不是反诈这个事情不好，而是反诈工作在落地执行标准上出现了不合理情况，把风险防控的考核指标等压力传导到了一线或者网点，最后就可能出现有过度的、侵害用户权利的这种现象存在。

　　如何避免银行越界行为？

　　饶伟律师认为，首先银行要划清边界，也就是要明确反诈工作的管理操作规则，避免出现一些弹性条款。其次，完善追责机制，让银行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来做反诈的服务。最后，用户需要有一个比较高效的反馈机制和反馈渠道，能够对银行，特别是一线工作作出相应的一些制约。

　　如何改变消费者在实际存取款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被误伤”情形？如何让反诈工作既有力，又精准？如何在风险防控和公民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饶伟律师建议，首先要划分关于风险防控的边界以及风险防控与信息保护用户隐私的边界。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比如说发现大额转账、频繁转账或者有一些几乎不怎么用的休眠账户突然用起来了，针对这些进行一定的防控。第二，应该有一套标准化的处理的机制、快速申诉机制，更高效地处理问题。通过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在防控和保护公民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律师取款4万元遭连环追问的事件，本质是反诈工作中“力度”与“温度”失衡的缩影。反诈是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银行作为前沿阵地履行防控责任无可厚非，但“层层加码”的审查模式既违背了“存取自由”的金融原则，也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精准反诈的关键不在于“问得多严”，而在于“防得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