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苦孩子出身”的工党能重建英国吗？

　　编者的话：“我们做到了”，满脸笑容的英国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用充满兴奋的语气在7月5日英国大选结果公布后，向他的支持者们宣告这场时隔14年的政治胜利。斯塔默在大选落幕后没有耽搁，尽管时值周末，还是宣布了内阁名单并召集会议。查阅英国工党政府成员的履历可以发现，相比英国保守党执政团队，包括斯塔默本人、英国副首相安杰拉·雷纳、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在内的成员都更多是“苦孩子出身”。斯塔默在胜选后的演讲中也表示，希望“重建我们的国家”，并承诺他的政治观点将“更谨慎地对待你们（民众）的生活”。很多英国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都对此心怀期待，但也有人心存疑虑：“如果英国社会发展颓势持续，又该怎么办呢？”

　　“百万富翁的俱乐部”与“基层选民的自己人”

　　“反对党没有获胜，是执政党输得太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称，在本次英国大选中，连续执政14年的英国保守党只赢得121个议会下院席位，工党则获得412个席位，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党的最好表现。但英国《泰晤士报》分析称，本届大选工党和保守党加起来得票率仅为57%，创历史最低。工党共获得970万张选票，比前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2019年赢得203个席位时还少了50万张选票。有民调专家称，该结果是“英国选举史上最不成比例的选举结果”。

　　让保守党失去民心的是一系列问题：经济低迷、非法移民人数不断攀升、公共服务质量越来越差、个别地方政府陷入破产危机……7月17日，英国新一届议会正式开幕，国王查尔斯三世发表“国王演讲”，宣布新政府的“优先立法事项”，其中包括30多项法案。斯塔默曾说，改变国家“不是啪的一声按动开关”，而是需要一段时间。据《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观察，不少英国普通民众认为，工党政府中多位成员的“苦孩子出身”，会让他们更了解英国人的所思所想，更知道英国的路该如何走。

英国首相斯塔默

　　前保守党首相苏纳克领导的政府内阁曾被英国民间调侃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俱乐部”，不少内阁成员都走“商而优则仕”的路径，身价不菲。今年5月，在最新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上，苏纳克夫妇的财富在一年里飙升1.2亿英镑（1英镑约合9.39元人民币），达6.51亿英镑，甚至超过了查尔斯三世。2022年，当被记者问到超市里商品的涨价情况时，苏纳克的回答颇为迟疑，让英国草根选民十分不满。

　　相比之下，斯塔默自认为是“基层选民的自己人”。1962年出生于伦敦的斯塔默，经常提到自己是工人阶级出身，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全家都是工党的支持者。斯塔默的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更是为了纪念苏格兰矿工、英国工党的首任领袖詹姆斯·基尔·哈迪。斯塔默16岁时就加入了工党的地方青年支部，还曾负责编辑一本激进的左翼杂志《社会主义选择》。他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在竞选期间，斯塔默多次承诺要让政治重新“为公众服务”，并经常说：“我知道为支付账单而难受的滋味。”

　　除斯塔默之外，英国副首相兼地方发展、住房与社区大臣安杰拉·雷纳1980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斯托克波特的贫民区，她在中学阶段因怀孕辍学，之后在社区学院进修，获得护理方面的国家职业资格，同时进入当地工会，逐步成为领袖级人物。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人生经历，反而认为这体现出英国社会底层的危机。她曾在取得职业资格时表示，多亏有前英国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领导的政府，推动社区发展，才能让她这个几乎无法获得任何支援的年轻母亲找到人生出路。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也有类似的经历。拉米1972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圭亚那移民家庭，父亲很早离开家庭，自己和兄弟姐妹5人由母亲抚养成人。从小唱歌有天赋的拉米10岁时被伦敦地方政府选中，获得奖学金并参加英格兰彼得堡天主教堂合唱团，此后又在当地有天主教背景的公立小学就读。拉米27岁时当选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曾表示，自己的祖先直到19世纪还在圭亚那的甘蔗种植园受奴役，他表态称：“我将无比认真地承担起作为第一位奴隶贸易后裔外交大臣的责任。”

　　英国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1979年出生于伦敦东南部经济较贫困地区刘易舍姆。作为英国首位女性财政大臣，里夫斯称她的政治倾向受到父亲的影响。她8岁时，父亲就指着电视上的时任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说：“那是我们投票支持的人。”正因如此，里夫斯16岁就加入工党。她先后在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曾经描述说中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没有钱可以浪费”。

　　“接手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

　　那么，这些自称更了解英国底层民众的政治人士，是否能够解决困扰英国人的难题呢？

　　首先是住房问题。据了解，英国房价一直在紧跟通货膨胀速度上升。截至5月底，英格兰市场上每套住房的平均价格在30万英镑以上，伦敦的房价更是几乎翻番。英国的房子不仅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买不起，对于不少本国人也很昂贵，这也曾是英国选民在大选中不再支持保守党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国家房屋建筑委员会（NHBC）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的3个月内，保守党政府批准开工兴建的新屋数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

　　工党政府日前宣布，会加快新房建设，未来5年将新建150万个住房单位，并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无法完成兴建住宅计划，中央政府就会介入。但工党的承诺被不少民众视为“虚伪”。“工党将剥夺民众抗议新的住房开发项目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按照工党政府的计划，伦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等主要城市外围的绿化带将被部分放弃，来提供20万个住房单位的建造面积，就连部分工党国会议员也反对这样做。

　　另一个让英国民众感到心中没底的话题是社会治安，尤其是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7月12日，英国司法大臣马哈茂德访问英格兰北安普顿郡一座监狱，监狱部门当时称，全英监狱还有不到6个星期就会达到完全爆满的程度。马哈茂德当日宣布了工党政府出台的紧急措施，政府同意提前释放囚犯，但这些囚犯刑期都必须在4年以下，而且不包括犯下暴力、性侵、恐袭等罪行的罪犯。

　　在近期的英国国内新闻中，缉捕罪犯的消息层出不穷，但仍有不少专家和民间人士呼吁政府，不要让部分囚犯在狱中长期服刑。英国监狱业工会也警告称，如果囚犯人数继续增加，就要举行罢工，因为这为监狱工作人员带来过大的工作压力甚至安全威胁。事实上，早在大选前，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在制定提前释放轻罪囚犯的计划，但考虑到民间的忧虑情绪，并没有落实。英国媒体预计，工党政府最终或许会提前释放超过2万名囚犯，而保守党也警告工党政府，要考虑到该做法后续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今年5月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4%，远超当地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不过财政大臣里夫斯并不想归功于前保守党政府，而是强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现代历史研究学者巴特勒认为，到目前为止，工党没有在金融和财政领域给出太多政策调整空间。虽然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潜在的转变，这也拉高了民众对斯塔默的期待，但大的改变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未来的英国经济，当地一些企业目前流露出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情绪。英国著名吸尘器制造商戴森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裁员，其中在英员工将减少1000人，占该公司英国员工总数的1/4，这被看作是对工党政府的一大打击。伦敦居民眼下更关心的则是泰晤士河的水污染问题，以及当地自来水厂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

　　前工党首相布莱尔警告称，工党政府如果不能找到提高生产力的途径，就要准备好额外的500亿英镑预算开支。斯塔默近期也任命了多位布莱尔时代的工党官员参与公营机构的改革脱困。此外，财政大臣里夫斯表示，会同商界积极合作，运作一个稳健的政府。但同时她也抱怨称：“本届政府接手了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

　　外交大臣：将制定跨部门统一对华政策

　　在外交政策方面，多数英国人都相信英美的传统盟友关系，不会因为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发生质变。而对于英国的对华关系，当地人兴趣更大，相关猜测也更多。外交大臣拉米在上任前的7月2日接受《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工党一旦上台执政，将会制定跨政府部门的统一对华政策。”拉米说，英国仍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但他也希望增进同中国方面的对话沟通。拉米从布莱尔时代就开始在英国工党政府任职，在2021年担任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他任职以来，对华问题谈得很少，但在今年4月曾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保守党政府执政近14年来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工党上台执政要改变现状，制定跨政府部门的、统一的对华政策。

　　不过，斯塔默去年也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英国需在贸易和科技等问题上“摆脱对中国依赖”，但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要与中国合作。伯明翰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大卫·邓恩认为，英国目前的对华策略可以描述为“刻意保持战略模糊”，即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警惕，同时也充分意识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邓恩相信，工党政府会保持这种立场。

　　对于斯塔默组建的新一届英国政府，中国政府表示高度重视中英关系，愿同英国新一届政府一道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助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共促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李冠杰2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目前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在审核当中，有可能在3个月后正式推出。从目前工党高层的一些言行来看，不变的是其将坚持英国的价值观外交，很可能延续保守党政府在政治上对华“指手画脚”的态度。不过，在经贸方面，工党可能会更加务实。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日前表示，不会效仿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可以看出，工党政府大概率不会主动将经贸关系政治化。李冠杰表示，中英之间的年贸易额此前已突破1000亿英镑，但近一两年有所下行，“可以关注并期待工党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后，拉动中英贸易重回高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