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社交平台上，小尘为父母求职的帖子已经挂了一个多月。一直在外打工的父母已年逾50，想在上海找个抹灰工或砌筑工的岗位。由于年龄限制、工作技能单一，至今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年纪大了，真的只能‘吉祥三保’了，保安、保姆、保洁。”求职帖下，有网友发出感叹。
对很多有工作意愿的低龄老年人或“准老年人”来说，“吉祥三保”也许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选择的岗位。但即便是这些岗位，对年龄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
在找工作这件事上，阿岫即将退休的父亲就从容不少。凭借“43年体制内”、“懂管理”的工作经历，他已经谈了几家公司，有些全职岗位月薪能开到八千元。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群体的求职需求也逐步上升。第三方招聘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超6成老龄群体退休后再就业意愿强。“促进低龄老年就业”，“58岁清华毕业找不到超5000元工作”，“64岁男子为到工地干活办假证减龄”……与老年人求职有关的新闻和话题近期频频登上热搜，引发舆论热议。
另一方面，“60岁快递员在岗猝死算不算工伤”的讨论也让我们意识到，我国老年人就业市场尚不健全，劳动保障亟待完善。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不少委员代表就老年人就业问题各抒己见，提出将年龄歧视列入法定就业歧视、从法律上明确超龄劳动者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就业老年人基准就业比例制度等建议。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尹洪禄指出，老年人就业将成为一种常态，对于自身有意愿，条件也允许的老年人，其求职与就业值得我们理解和鼓励。他认为，打造老年友好型就业环境，除了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
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张晶晶看来，当前社会总体氛围把老年人建构成一个同质化比较强、各方面都弱势的群体，“这是对这一群体的误解。我们要调整这样的观念，多角度、多渠道来认可老年人的价值，发现他们的多样性。”
谈及老年人再就业是否会加剧年轻人“求职难”，张晶晶认为，两个群体在行业和岗位选择上存在不少差异，不该形成对立。她同时建议企业纳入“代际共融”理念，进一步发扬以老带新、经验传承的精神。
他们为何走上“再就业”之路？
所谓低龄老年人，一般指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群体。在我国，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其中女性干部为55周岁。刚退休或“被动离职”的低龄老年人和“准老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求职需求。
2022年10月，招聘平台“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的老龄群体在退休后有强烈的就业意愿。
其中，46.7%的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34.3%的求职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19%的求职者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展。
阿岫的父亲便属于那46.7%。“一下子没事做他会有种空虚感，感觉不被人需要了。”阿岫对观察者网表示，父亲倾向于找一些私企顾问或管理方面的岗位，“他对薪资要求不高，也不想任务太重，只是希望退休之后找个能帮得上忙的工作，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有获得感。”
李然的婆婆今年55岁，之前在湖北乡镇开了一家服装店，“公公进货，婆婆卖货，一年能赚10万左右，后来因为房租上涨就没再做生意。早些年缴纳了养老保险，每人每月能领一千多块钱。”
说起婆婆为何还想继续工作，李然表示：“婆婆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在家无聊。我们买房后经济压力比较大，她想帮我们缓解一些。就算不能帮忙还贷，也希望自食其力来养老。”
“老龄群体退休后再就业意愿高，是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均预期寿命、尤其是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之后必然带来的结果。”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张晶晶对观察者网表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按国际通行标准，当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之间、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4%-20%之间，就意味着该地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在张晶晶看来，有关老年人就业的情况过去很少见诸报道，反而是“广场舞大妈”“退休大爷”之类的形象层出不穷，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低、日子太过休闲的“错觉”。
“中国老年人就业和劳动参与率其实并不低。”张晶晶提到，中国社会向来有祖辈帮忙带孩子的传统。很多女性退休后还会承担照料孙辈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婴幼儿教育资源和哺育资源不足的缺陷。”
她指出，这些年，由于结婚和生育年龄延迟、出生率下降等原因，很多中老年人退休之后发现家里还没有照料孙辈的需求。这种改变，使得低龄老年群体再就业的意愿加强了。
此外，过去老年人通常会寄希望于子女提供照料，包括经济上的帮助，但随着少子化趋势增强，中老年人的养老准备意识也在增强。“如果无法靠子女在生活上提供照应，那就要自己购买养老服务。因此趁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多积累一些养老资本，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老年人再就业的意愿。”张晶晶说。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尹洪禄认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就业将成为一种常态，社会应该关注并积极应对。
尹洪禄提醒，讨论低龄老人就业问题，不能忽视城镇就业群体和农民工/农民群体的差异，前者退休后有无再就业意愿都是正常的，而对后者来说，“退休”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伪概念，他们中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处于工作状态。
哪些老年人更“吃香”？
阿岫对观察者网表示，可能因为在“体制内”工作时间比较久，她的父亲找工作并不算困难，目前已经谈了几家公司，还在“互相选择”的阶段。“兼职偏咨询类的底薪很少，只有一两千，全职偏管理类的能开出五千到八千。一线城市、技能好一些的，工资肯定更高。但父亲这个年纪也不愿意去外地，更愿意留在老家。”
社交平台上，像阿岫这样为家中长辈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但更多人并没有“体制内经历”“懂管理”“有技能”这些优势加持。
某社交平台一则求职帖下，网友们分享着自己或家人的经历：
“我爸53岁，会骑电动车，之前一直在工地干活，太累了……我妈给我带娃，我爸要找事做，家里还有妹妹读大学，弟弟还没成家，好难啊，找份合适的工作更难。”
“其实很多店都招保洁，但是年龄都卡在50甚至45以下，导致很多55岁以上的人很难找工作。”
小尘希望给父母在上海找一份工作，“他们身体还健康，干了一辈子，不工作也没事干，何况还要生活啊。”她对观察者网表示，父母是农民工，没有退休金。
“我父母之前找工作都是靠熟人介绍，到了上海就只能通过网络或者现场去问。他们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找工作偏向之前的老本行，例如建筑工地需要的抹灰工、砌筑工。”
小尘坦言，由于年龄限制、工作技能单一，父母的求职之路并不容易，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来北京之前，李然的婆婆瞒着儿子儿媳，跟着发小去了一家铝厂，“老家找工作就是熟人相互介绍。后来因为工作太辛苦，我们把她接到了北京。”
李然表示，婆婆求职之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年龄限制，“餐厅、商店要的都是40岁以下，我婆婆55岁这一条就被淘汰了。她也不会做饭，很多家政类的工作就没考虑。”
“我和老公在求职网站上找过，也把家附近的店铺都走访了一下，最后在小红书看到麦当劳招聘退休人员。家附近的麦当劳正好缺人，让我们去办了健康证，简单培训后就上岗了。”李然说。
2022年8月24日，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启动建设。
观察者网注意到，截至3月6日，该网站招聘信息有86条，工作地点过半位于北京。岗位数量排名前三的类别是卫生医疗（23条）、艺术/美术/设计（14条）、后勤保障（10条）。
在该网站“老龄人力资源平台”一栏，求职者年龄多在55-60岁之间，其中不乏毕业于985、211高校，或拥有国企工作经历的人员。
在前程无忧、BOSS直聘等求职网站，搜索“退休”、“退休返聘”等关键词，显示的结果更为丰富，除了保洁、客服、门卫等基础岗位，还有不少人事行政、财务、护士有关岗位。
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在该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已同比上涨27%。此外，2022年该平台岗位描述里明确了“欢迎退休人员”的岗位也同比上涨33%。
张晶晶表示，有两类老年群体，再就业比例较高或在求职中有优势。“一类是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教师、医生、律师等。这一群体年龄越大，经验越多，积累的资历会让他们在职场上更有优势。他们的退休返聘比例，以及他们自身的再就业意愿，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第二类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做的岗位，例如保洁、护理人员等服务性行业。”张晶晶说。
对于第二类岗位，张晶晶指出，由于年轻人不愿意做，加上雇佣方抓住了老年群体不需要交五险一金、雇佣成本低这一特点，让低龄老人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种“优势”。但这些求职过程中的“优势”，也会成为他们在工作中的劣势，并且带来了极大的潜在的风险。
尹洪禄表示，老年人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第一是渠道，老年人求职途径相对来说还是太少，社会上提供给他们的岗位也偏少，并且匹配度方面总体来说不太理想。第二是社会保障问题，超龄从业者无法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风险。第三，是社会氛围对老年人就业还缺少理解和包容，存在一些偏见。”
重返职场，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近日，宁波一名60岁快递分拣工在岗位猝死的消息受到外界关注。宁波人社局“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的回应，引发极大争议。
近年来，类似纠纷不在少数。《法制日报》去年5月指出，根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银发就业者”与用工单位不再形成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仅需支付报酬，双方不涉及社会保险等。这使得“银发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处于空白地带。
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刘恕律师对观察者网表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退休年龄就是一道分水岭，尽管法律并没有通过强制性规定的方式排除超退休年龄人群的就业权利，但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没有将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务工的情形纳入劳动法律关系的保障范围。
除了难以得到法律规定的劳动保护，找工作心切的老年人经常会被不法分子盯上。去年3月，扬州广陵区的于先生向扬州晚报反映，有多名老人因找工作，被冒充某知名建筑企业项目经理的骗子骗走数百元“健康证和体检”费用。
刘恕表示，许多超退休年龄人群对于法律了解不多，对自身享有合法权利也不足够清楚，在求职、就业、务工过程中遭到不公平甚至违法的待遇时，难以及时发现，证据意识也比较薄弱，导致其权利受到损害后难以补救。
对于这一群体该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刘恕建议，求职者应尽量要求建立劳动关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要求用人单位在法律框架下缴纳工伤保险或安排替代方案。
如未能建立劳动关系，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购买雇主责任险或其他商业保险。求职者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当发现自身权利收到损害时及时留证，并及时寻求法律以及行政部门帮助。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接受正义网采访时表示，如果能从法律上明确超龄劳动者的“劳动者”身份，将“银发打工人”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表示，社会保险保障的是劳动行为，而不是年龄。建议将超龄老年就业人员纳入社保。
构建老年友好型就业环境，有政策，还要调整观念
近年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其中也包括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加强老年人就业服务”，“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老年人劳动就业权益和创业权益……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合理延长工作年限。”
尹洪禄指出，构建老年友好型就业环境，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个人等多个层面“齐抓共管”。
“在社会观念上，我特别希望继续加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让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还要澄清社会上一些错误的认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不必把这个数字和能力划等号，认为人老了能力就不行。在制度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超龄从业群体的就业保障制度。”
尹洪禄表示，除了全国性的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各地能否建立适合当地的老年人才库？社区能否设立老年就业顾问或就业指导员之类的角色，为老年群体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我们对大学生的就业培训和指导、生涯规划做得特别多，针对老年群体就非常少。”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来说，有的出于成本考虑不愿意聘用老年人，这种情况下还需要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比如建立就业老年人基准就业比例制度。
鲁晓明提及，日本《改正职业安定法》和《雇佣对策法》规定，企业对老年人负有6%聘用比例的努力义务。韩国《高龄者就业促进法》规定，3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聘用的高龄者比例不能低于聘用人员总数的2%，“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根据企业的性质和行业特点，规定一定的就业老年人基准比例。对于达到这一比例的用工企业给予一定税收减免或就业补贴。”
张晶晶认为，建设老年友好型就业环境，最基本的是加强健康和社会保障。
“健康状况与保持工作能力、工作意愿都有关联。社会保障也不光是养老金，还要完善对劳动权益的保障。这其中就涉及到雇佣方式和雇佣关系。目前很多超龄从业人员都是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和企业签订劳务协议，这方面我们是不是有了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
“其次，企业或是雇佣方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既包括制度上的改革，也包括理念上的改革。”张晶晶表示，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如果我们还是按照20年之前的理念来经营管理，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她认为，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例如欧盟的“年龄管理”概念，企业充分考虑年龄差异，制定灵活性的管理和考核制度。
第三则是关于终身学习。张晶晶表示，这些年国家大力发展老年大学，但中国的老年大学一般都以休闲娱乐、丰富老年人兴趣爱好为主，在教育和技能提升方面的功能相对比较弱。老年大学可以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进行更多拓展，为有强烈再就业意愿的退休群体提供更多渠道。
张晶晶指出，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我们也都知道要积极应对老龄化，要尊重老年人，认可他们的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消极的做法。”
她提到，之前在做调研时，有老年人对她抱怨：“媒体上经常说老年人要‘发挥余热’，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挺‘热’的，可以保持正常的状态，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怎么就要‘发挥余热’了？”
“目前，我们的总体氛围还是把老年人建构成一个同质化比较强、各方面都弱势的群体，这实际上是对这一群体的误解。我们要调整这样的观念，多角度、多渠道来认可老年人的价值，发现他们的多样性。”
“我们要认识到，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是融入老龄化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所谓的年龄歧视，也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人比另外一个年龄段的人更有价值，某个年龄段的人就一定在走下坡路。”张晶晶说。
“高龄青年”会更难吗？
在低龄老年人就业问题频频受到关注的当下，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是“大龄青年”的就业。
当不少公司把35岁当成一条红线，当具备良好技能和丰富经验的求职者因为年龄问题被卡，不少人担心，老年人再就业是否会进一步挤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社交平台上不乏“低龄老人就业，高龄青年失业”的调侃。
尹洪禄并不认同老年人会和年轻人“抢工作”。他表示，短期或是局部来看，可能存在就业挤压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会严重。长期来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就业定位不同，两者不仅不冲突，还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老年人就业，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就是两种类型，甚至说是两种‘极端’。一类偏体力劳动，像是保洁、保安，这类岗位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第二类是医生、工程师这类对经验和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岗位，老年人的优势会更明显。”尹洪禄说。
张晶晶也认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行业和岗位选择上存在不少差异，有些工作即便低龄老年人不去做，“高龄年轻人”依然不会去做。此外，年轻人觉得自己就业难，但和老年人相比，他们依然具有年龄优势。
“年轻人和老年人不该形成对立。”张晶晶说，“目前社会氛围越来越崇尚‘年轻’。不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面临年龄门槛，仿佛超过35岁就遇上了‘中年危机’。”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一种弥合？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不能转变一些观念？例如在企业培训或工作中纳入‘代际共融’的理念，以老带新、经验传承。”张晶晶表示，“过去，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普遍是这种模式，现在却越来越淡化。一部分原因在于，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出现、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以往技能传递的方式。”
她认为，一些行业或工种可以找出代际共融的典型案例，让大家发现老年人自身的优势，“我们既要认可年轻人在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优势，也要肯定老年人积累下的丰富经验对当下经济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依然具有价值。”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尘、阿岫、李然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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