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近日坦承，白宫正“努力遏制高通胀带来的影响”，但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并考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
美国这次“40年来最高通胀”，已经被拜登列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国内任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公开“认错”，称自己去年对“通胀上行不会造成持续性问题”判断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已受到巨大冲击。
一
从去年3月起，美国通胀数据就开始逐步攀升。今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5%，创下40年来最大增幅；2月，CPI上涨了7.9%，3月涨8.5%，4月涨8.3%，一直维持在高位。
CPI上涨，意味着物价越来越高，老百姓买东西越来越贵。5月31日，拜登把财长耶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到一起，讨论通胀问题究竟如何解决。
美国为啥陷入高通胀？毕竟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一般来讲，M2的高增长是物价上涨至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所谓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广义货币供给，由流通于银行体系外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M2增速上涨意味着货币供应宽松。可以看下面这张图——
美联储基础货币与M2增速比较（作者供图）
如图所示，2020年美国疫情大爆发后，政府实施了大规模救助，海量货币无效投入，导致美国M2飙升——这预示着未来恶性通胀的发生率极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耶伦之“错”，恐怕在于明明看到M2暴涨，却认为“发生恶性通胀概率较低”；看到CPI已涨超2%，她还认为“这是暂时的”，是因供给因素所致。
此前，在耶伦看来，如果能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打通供给端障碍（如现在美国各大港口的堵塞），将对美国物价产生积极意义，甚至比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更有效果。耶伦为此做了一些努力，还跟美国政府贸易代表戴琪发生“口角”。耶伦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关税，90%都变成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成本。
耶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当然会挺高美国物价；美西方对俄“石油禁运”，当然会挺高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能源价格；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也会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工业品价格上涨；再加上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导致“用工荒”并推高工资水平——这些都是美国高通胀的“非货币因素”。
因此，耶伦“认错”，恐怕更多的意义在于“替白宫背锅”。毕竟，总统已经因物价问题大大折损了公众支持率。
而且，当下的美国，政治正确已超越经济常识，像取消对华关税、终结俄乌冲突、停止切换商品供应链等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利的“非货币手段”，美国根本不愿做，也没能力做。
那怎么办？就只剩下美联储唱独角戏一条路了。比如，不断加息。
美联储大楼（图源：新华社）
二
让美联储独挡物价上涨，作用有限。
为什么？因为物价涨幅有“相对性”。CPI涨幅无非同比、环比，今年物价涨了，只要明年不再涨，明年的CPI同比涨幅就会归零。换言之，今年的“涨价因素”如果明年消失了，如对华关税、石油价格不继续涨，或美国政府停止无效撒钱，即便物价绝对值不跌下来，CPI涨幅也会消失。
可问题是，物价跌了吗？没有。物价同比下跌，那叫通缩，是比通胀还糟心的经济问题。
同时，靠美联储独自抑制物价，还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压制，这是明显的货币政策负作用，也是拜登、鲍威尔、耶伦等担心的问题。美联储强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实际就是在弱化市场对大幅加息的恐惧——毕竟，美国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5%，已发生经济衰退。
尽管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物价，但更本质的问题是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即滞胀。治理滞胀，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孰轻孰重，次序如何，是美国管理者必须审慎考量的问题。
（图源：网络）
无论美国怎么应对，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正在犯下严重错误。其基于所谓“政治正确”而无视经济代价地一味胡来，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通民众。
疫情后美国基础货币暴涨，原因在于白宫“开着直升机撒钱”，除维系美国家庭开支外，财政支出基本毫无经济收益。在此背景下，美国M2暴涨是货币泡沫，股价暴涨是股市泡沫，物价上涨则是消费泡沫。美国当前的恶性通胀是疫情中该国政府“无效撒钱”的结果，但不能只看到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而忽视通胀中的诸多非货币因素。
美国政府当然希望民众只关注物价上涨背后的货币超发因素。如此一来，美国对华贸易战、对俄乌冲突拱火浇油、华尔街金融大鳄炒大宗商品期货等非货币因素就容易被忽视。但恰恰这些才是关键因素。试想，如果美国公众对物价的看法跟过去的耶伦一样，紧盯美国对华加征的不合理高关税，紧盯美国为围剿中国而扰乱供应链，紧盯俄乌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涨，那美国政府会是怎样的压力山大？到时候该“认错”的，岂止耶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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