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两种国际力量始终在争夺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权。一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机制，二是以相关大国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两种因素的消长决定了叙利亚危机的态势与走向。在大国集团左右叙利亚局势的时期，叙利亚问题从政治危机演变为全面内战、代理人战争。为了应对极其严重的局势，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底通过2254号决议，确立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本原则，叙利亚危机自此开始从恶化走向治理，由全面内战逐渐转为反恐战争。
到2017年底，反恐战争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叙利亚问题的主场随之开始从战场转向谈判，相关各方展开密集磋商。当前，最终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曙光已经显现，但多种国际机制相互交织，大国政治博弈复杂激烈，也使这个过程面临诸多未知因素。
正因多种国际机制交织，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将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首先，联合国的日内瓦和谈开始发挥主渠道作用。在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最初几年，联合国机制作用有限，2012年至2015年只进行了两轮和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2016年后，相关各方面对僵局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机制，日内瓦和谈的节奏骤然加速，仅2017年就举行了五轮会谈，各方采取小步快跑方式不断积累技术性成果。目前，会谈机制已经稳固，共同议题开始聚焦。
其次，各方建立多种国际机制呼应日内瓦和谈。美俄11月先是主导签署“美俄约旦谅解备忘录”，实现叙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全面停火与秩序安排，随后又在APEC上宣布叙利亚问题的一揽子成果，对接日内瓦会议的政治原则与进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11月22日举行三方会晤，达成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础共识。另外，俄罗斯正筹划举办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大国集团通过上述国际机制协调立场，客观上为推动日内瓦和谈创造了条件。
但也正是因为大国通过建立国际机制参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叙利亚局势的前景也将继续受制于大国政治博弈的态势。过去七年中，大国深刻卷入叙利亚战争，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进程中，各方将围绕一系列关键议题展开政治攻防。
首先，有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地位问题的博弈继续。叙利亚危机始于反对派抗议巴沙尔政府，当漫长内战的帷幕落下时，巴沙尔政权依然站立在叙利亚政治舞台的中心，各方将在政治进程中就此问题再次展开较量。目前，巴沙尔政权地位已经稳固，美、土虽有迫使其下台的意愿，但均无直接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决心与资源。
其次，库尔德未来政治地位有限。土耳其将叙库尔德武装视为重大政治威胁，美国视库尔德叙利亚民主力量为反恐盟友，俄罗斯与叙库尔德保持密切政治接触。未来，任何库尔德独立方案均难以获得联合国、区域大国和叙国内主要派别支持，叙反对派与政府甚至反对库尔德通过联邦制谋求相对政治独立。此外，土耳其将调动多种资源进一步压缩叙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如通过与俄罗斯协调立场，迫使美国松动库尔德政策，为此甚至不惜通过对俄军购动摇北约集体安全机制。为求得俄罗斯放弃支持库尔德，土耳其有可能在巴沙尔地位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
再者，地缘政治平衡态势趋于稳定。美、俄沿幼发拉底河形成了均势，未来双方均将逐步缩减在叙武装力量，俄罗斯期待利用叙利亚与美国进行全球事务的地缘政治交易，但美国只愿意与俄罗斯展开战术性合作，如通过美俄合作清除叙境内的亲伊朗外国武装人员，安抚以色列，缓解以对亲伊朗武装迫近叙以边境的重大安全关切。
最后，战后重建将出现中国元素。战后重建不仅有助于打破目前的政治谈判僵局，而且是实现叙利亚持久和平的基础。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无力推动叙利亚的大规模重建，美国对经济援助附加了严苛政治条件，如拒绝在巴沙尔掌权方案下实施援助，实际上增加了政治和解的复杂性。中国始终在联合国层面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与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保持了良好互动，既可以积极参与联合国层面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也可通过“一带一路”等模式参与叙利亚重建活动。(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中心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陈攀、李玮慈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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