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权力可以制造病人
最近，我在《现代医疗批判》42页数中，看到一段话：
“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
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我的认识是：1.人体天生有容纳结核菌的能力，本就不怕结核菌感染；2.生结核病是因为生活没调理好使抗结核能力减弱所致；3.婴儿出生时注射卡介苗预防不了结核病，反而有增加患结核病的危险；5.治疗结核病的办法不是去抗结核菌，而是调整生活和环境。
既然如此，那么全世界都办起结核病防治院、疗养院，很多国家的孩子从出生后立即注射卡介苗，都等于是多余之举。这些多余之举产生的理由当然是此等举措是前已发生，而后来才发现每个人的肺里本就生存着结核菌。这个道理不错，错却错在结核病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个不成熟的果实先被摘下来吃了。这就是现代医学！它可以使不成熟的果实让大家花错去买来吃，吃得肚子痛则你自己负责。
既然现在每个人从出生后就打了卡介苗了，结核病就可以被消灭了，发生结核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现在又建立结核病防治院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说，结核病是不会传染的，或者，身体不好的人，即使注射疫苗也没有用。身体好的人不注射疫苗也不会受传染。那么，注射疫苗纯属多余。其实，这种多余之举的目的不是防治结核病，而是让疫苗厂家赚钱。
老天爷知道让人类避免生结核病的方法就是先给每个人的肺里装少量的结核菌锻练抗结核能力，以后就不容易患结核病。有的人因为生活过程中没调理好，内部的结核菌作乱得病，生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与它们周旋，不会致人死亡。这就是很多结核病人能活到90多岁的道理。
有个事件让人不解，全国极少数人得克山病，据说是因为缺碘。因此需要给全国人民补碘，于是全国人民都吃碘盐了。现在发现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病，是因为体内碘多了。营养学家鲍善芬说：“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不缺碘的地方不应该补碘，本应是医政管理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得不到遵守？因为医院需要病人。现在，吃碘盐吃出来的病人，远比过去的克山病人多了不知多少倍呢！在中国，人们都把权力当真理。因此，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便被人们认为一定不错。碘吃得多了，自然成灾了。
据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甲亢”是因为缺碘造成的，治疗的方法是给加碘，于是制造了加碘盐。加碘盐的价格比自然盐要贵得多，全国的人都吃比极少数的克山病患者吃对卖盐的公司来说利益是无数倍的涨起来的。但是，作为医疗管理单位，不会不知道碘吃多了不好的事实，决定给全国食用盐都加碘出售就必须过卫生部这一关的。如今吃出了比克山病高无数倍的甲状腺结节（包括机能）病人，他们就没法向全国人民时代了。外科医生忙得不亦乐乎，“甲亢”病人术后变成了“甲减”，药房里的甲状腺素片供不应求，医生告诉患者都必需终身服药。将来此药会吃出什么病来，哪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病人急急乎要求手术切除？因为，医生告诉他们手术后可以避免恶变。没有人知道甲状腺结节是由吃加碘盐引起的，那么只要恢复吃自然盐，就必然会有很多人的结节自然消褪。有的学生三年前发现甲状腺结节有手拇指一节大小，这三年都吃了自然盐，现在这结节无影无踪了。
医学既然是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在2500年前出了《黄帝内经》。《内经》是养生的学问。养生就是研究养护生命和健康的道理，其反面就是疾病的道理。人类建成社会在一起生活，需要对社会进行管理，这才产生了权力；需要将生产的物资进行交换，这才产生了市场；需要对病痛进行治疗，这又产生了医学。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这样一个社会只能永远是个不能实现的理想国。
假设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前2500年的时间是医疗实践，到《内经》，中华民族已经对前2500年的医疗实践做了理论总结。这个总结做得对不对，便由后2500年的实践来验证。我们验证的结果答案是：完全正确。可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的FDA说中医是“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多么的不容易。因为，现代国家为了利益，干什么都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承认中医对它自己来说也有好处：无论什么国家的人民，都需要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能治好病的医学。也就是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的承认，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美国承认中医是好东西，日本为中医平反，中国的西医越来越不争气，外国人平均每天只输1瓶液，中国的医生用掉8瓶，当然不是白水，其中绝大多数是带抗菌素的。
可怜的现代医学的内科医生
对西方的医生来说，“医生再也不是一种职业了——这个事实够残酷的，今天的医生仅仅是制药公司市场部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了免费的午餐，赠送的礼品和免费打高尔夫球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灵魂被制药公司所收买。”（见《别让医生杀了你》“序言”）我国的西医并没比西方的好，君不见经常有报道说，某人民医院上百医生接受了药商的回扣。
西方的医疗管理体系自古就有的，根据西方医学史，公元17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有立法管理医疗的。汉漠拉比（公元前1792——1750在位）法典“其中有九个段落规定了医疗费的管理以及关于病人的地位、适当的收费和处罚的关系的详细阐述。对治疗赓的重罚提醒医生在接收病人时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无望或有可能引来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内科与外科之间的巨大差别。内科医生，即处理今天‘内科问题’的医生属于祭司阶层，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后果不属于那些处理的伤害、医疗纠纷的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内。”（[美]洛伊斯·Z.玛格纳，刘学礼译：《医学史》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现在的西医，停留在疗法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管理，积累不起医学的理论。
而中华大地一直是无为而治。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同期，我们的医学理论《内经》出来了。它把怎么维护健康避免生病，也把生病的道理讲清楚了，（实际只一句话：“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或者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解放前我们温州每个村庄几乎都有放痧的农民，许多农妇拥有好些单方、验方。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医疗市场化之前，温州市有几百家草药店。经营者都是老年人。65 岁不准开个体医疗机构的政策出台后，全部都因“非法行医”而关门。这些老年人都拥有某些治病的单方验方，一夜被消灭了。老百姓小病小痛用不上草药单方验方了，只得花大钱上医院。这不是有了管理体系的好处吗？
拥有了管理体系就拥有了立法权，它规定必须在固定的地方行医，所好扁鹊那时还没有这规定，他是个游医东走西荡就是触犯法律了。尤其是现在路上如果有人昏倒，会抢救的医生也不敢抢救了，因为这叫做非法行医。卫生部门为什么不规定病人如果不在医院里发病，就是非法生病，死了也不应该理他！法律是管西医的，他们却拿来管中医，管得中医后继乏人。管来管去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中医斩草除根。
中国看病是靠不断积累在群众中的威望而展开的——生意是守出来的。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成了名医才有生意。因为病人找医生看病，医生的举措涉及病人的生命或健康，所以，病人自己就十分小心，要打听谁的医疗经验好才找谁。初出茅庐的医生有时候连饭也没法混，只得跟着师父过日子。可是，西医一开始为什么就会生意兴隆？窍门一个：抓住行政权力全面开花，门路五条：一是通过基础教育灌输西医“科学性”权威知识，这一条是对全民进行洗脑的软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一；二是在主流媒体上和科普活动中大肆宣传西医病理学知识，这一条是对全民进行洗脑的软硬兼施的基本功之二；三是把所有疾病都假设为“不治之症”，对人宣传“目前没有特效药”“目前没有有效疗法”。从伤风感冒到癌症白血病艾滋病通通都是“不治之症”，对就医者进行言语恐吓，非要接受他们的对抗疗法长期服药不可，这一条是留住病人客户的软内功之一；四是假借免费体检，制造长期服药的病人，这一条是扩大病人客户的软内功之二；五是假手医保制度“指定”大批病人只有到那里去接受治疗才可“享受”报销，这是旱涝保收的硬外功，更是鲸吞大量纳税人血汗钱的神圣不可侵犯之法制者也。如果叫西医也跟中医一样无依无傍单打独斗“守三代”，我相信他们一定守得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给守没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历练不足，经验不多，对辨证论治的方法掌握运用还不熟练，也还有点相信西医西药。到65岁后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听得多见得广了，自己在临床上不管什么病都敢放开手脚处方了，才逐渐加深对西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我治愈多例阑尾炎后，发现不管急慢性都可由中药治愈。平时把急性阑尾炎推给手术认为比较稳当，实践中却发现急性期的中药治疗比慢性期施用更容易痊愈，预后好得多。其他疾病无不如此。例如胸膜炎疼痛：发热、咳嗽、胸痛有摩擦音，用中药可立即见效；而且多数经中药治愈之后，健康更上一层楼。而用西药所谓退热消炎就慢得多，而且事后都拖泥带水衰弱多病。谁能知道这是治好的，还是自愈的？
中医是医学，西医是医疗，无为而治是中医本色
所以，这种65岁就不准个体自开诊所的规定，实际就是为西医排除竞争对手以便独揽生意的好方法，本应该列为上述门路第六条：铲除竞争独揽生意的硬外功之二。我之所以没有列入上述条目，那是因为近年来，似乎卫生行政部门执行不力，所以我只能先挂在这儿，静观动静而后决。也许有人会认为不准开个体诊所都不是不准行医，要行医还可以去集体单位。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以后，提出个体医学和集体医学两个概念，现在想想应该改为个体医疗和集体医疗。
中医自古以来就个体行医，绝对不能“集体化”。行医就是医学的医疗实践。医学是医疗实践的理论提升。个体行医是医疗行为的本色，就是医生个人与患者构成的一对一全息互动的医疗行为。患者首先是对医生的信任才来求医，这是病人对医生的意识全息启动，医生通过言语沟通和劝慰，首先就给病人提供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可靠全息信息，然后进入针药等等的全息诊疗活动，包括饮食宜忌、煎服方法、追踪访问这一全部过程都是一对一的全息互动过程。有了效果是好是坏完全是医生个人的责任，完全没有单位、集体或行政部门加以保护的必要，也就是说，不必像幼稚的西医内科那样没有流水线分摊责任、没有单位保护就不敢行医。西医内科的幼稚病必须采取内部流水分摊、外部医疗机构乃至医政权力的保护伞呵护才可得到掩盖，才能行得通。中医是成熟的医学。中国人把医学分为道、学、术、技四个层次。医学包含道和学两个层次，也就是宇宙万物产生的道理（生生之道）和养生之学；医疗包含术和技，也就是诊断和治疗。我们认为技是最低层次，所以称为末技。循于道、通于学、熟于术、巧于技，何求于保护伞哉。
医学理论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种奉献只有在一个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农业大国才能产生的。做中医的越到老年，越觉得它的伟大。伟大就在于辨证论治能治所有的内科疾病。而西医靠解剖学把身体分解成各个科，按科分治，从此走进了误身体为生命的迷宫。以身体上某处之病来治，除了外科切除就别无他法。结果当然是要把疾病当敌人，只有切下来丢掉一法。头痛不能断颈，所以，任何头痛，对西医来说，仍是治不好的疑难病。但笔者一生，所治好的长期头痛、偏头痛，有的甚至痛二三十年的很多。
有一次，我在中医科学院给研究生们做到报告，我说：“癌症是很好治的。”他们问什么道理。我说，只要“见招拆招”四个字。见招拆招就是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生个人，什么病都能看。经过两年实践，我已经可以证明“见招拆招”的不错了。我的记录中，两年来，死亡的只占30%，70%活着。死亡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思想问题没解决好的。我思考中医辨证论治之所以伟大，是符合医疗的个体化原理，也同时是思考如果仲景把这个知识当做“产权”，那就必然会泯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得不到继承和发挥。
中医医学这么完善和完美，只有中华大地才能产生它，这是什么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奉献精神；其二是长期的农业立国没有市场气息；其三是中华的方块文字变化不多。没有上述三个条件，我认为也就没有中华如此伟大宏博的医学。
我“非法行医”后，却获得了一个大好处，看病的人少了，观察社会、与朋友闲聊的机会多起来了。于是我建了一个网站叫“早叫庐网站”，经常发表医疗腐败的消息和自己的看法，还有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早叫庐”的意思来自鄢烈山的一篇文章，说一个早叫的公鸡让人厌烦，最后给杀了。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由悲剧人物组成的。我就选择了做这个悲剧的角色。
以一个做中医的人来看，“早叫”并不都是叫得对的，有叫得对的，也有叫错了的。例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说中医的不是，就是叫错了的。于是他们相信西医，于是他们在最黄金的年龄段死了，死于西医之手。我认为，他们那个年龄，不管得什么病，都不会死，他们是被医疗害死的。我认为，选择如何医疗是件事关生死的大事。就此，我总结出的一条医学理念：“医疗可救人性命，也可谋财害命”。孙中山等当然不会被谋财害命，但他迷信他们所认为的科学医学，却不知这医学的医疗有大问题。
医学本是不应该分中医西医的。医学是研究为医的学问，它的目的就是维护健康。治病的意念就是把病治好。所以，中医把它称为行医济世——但愿世间皆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可是在西方却不一样，掌握医学研究权的是制药公司，麦克塔格特经过一番调查后说：“如果有个药物公司研究出一种治好病而不是永远‘维持’治疗的话，那么它就会破产。”这就是吃起西药来，永远要维持治疗的道理。医学研究者也一样。他们拿制药公司的薪水，写论文要得到同意才能发表，这“同意”的前提自然是有利药物的销售。如果，中医与西医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那么无所谓中西医了。中医能治好病，西医为什么治不好病，道理就在这里：目的不同！中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旨处方用药，因为这些药都是老天爷赐给人们的自然礼物；西医只能遵从制药公司的意旨开药，要怎么治病是制药公司付给了研制药物的专家薪水，他们要怎么用（即怎么治疗）医生管得着吗？所以，我说，做西医的医生怪可怜的，脑袋手脚全被制药公司拎着呢！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如何治疗的主？因为西医医学本身性质是“集体”性质的，叫做集体医疗。医生属于集体流水线中的卖药这个环节。制药公司属于制药这个环节。制药之上有研究这个环节，但这个环节上的人员的薪水靠制药公司来供给，他们也只能乖乖地听制药公司的话，叫他怎样就怎样。这才形成了一种必然：没有化学药品，就没有西医的内科医生。因此，西方只有医疗而没有医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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