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建构中国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前进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剧烈的变革和阵痛中，这些大家们都曾对中医提出过置疑。他们曾经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成为近来少数废止中医论人士常用的证据。然而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对中医吗?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全面分析他们的一生，探寻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中医”情结，认识五四新文化大家所对中医的认识转变过程。
鲁迅：从“中医是骗子”到收藏中医典籍
鲁迅是中国文坛的泰斗。对于中医，他起先是认可的，以其少年时多次请中医大夫为父亲诊疗即可看出。其后由于父亲不幸病故，鲁迅开始反对中医，个中原因比较复杂。他曾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不满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曾经在他的《呐喊自序》中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医的不满：“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也正是由于基于对中医的失望，鲁迅萌生了到日本学习西医的想法，于1902年赴日本在仙台学医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其人生前后期发生过很大的思想转变。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生改变了自己对于中医的态度，逐渐扭转了自己偏激的观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先生不断整理收集中国古代的医药典籍，二是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经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变得较为科学和实事求是。
鲁迅后期非常重视中医药古籍，他一生中购买收藏了很多中医药典籍，这些从《鲁迅日记》中都可以看出：如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等。此外，鲁迅不仅亲自选购和收集中医典籍，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他在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在对中医学大加指斥的愤激之余，对中医药学成就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希望它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胡适：从中医不科学到中医让他“起死回生”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风云人物，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他认为“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胡适极为尴尬。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后来朋友建议去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不料反而治疗痊愈。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适被推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1921年，胡适在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了题了长跋，详细叙述自己的事情，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从中不难看出，表面一直对中医非常敌视的胡适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真实价值有了领悟。
郭沫若：从“宁死不请教中医”到对中医兴趣浓厚
郭沫若早年也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论者，他在《独立评论》发表评论提到：“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而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坚定地反对中医的态度开始松动，对于中医不再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
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鲁迅一样，在晚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新的认识。他曾给河南中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题写了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还曾服用老中医郑卓人的桑叶酒治愈半侧肢体活动不利。
矛头：批判的是庸医以及中医落后现象
新文化大家们批判中医虽有其当时认识的片面性，但分析发现，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庸医以及中医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某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故弄玄虚、敷衍了事、轻率从事的行医作风，新文化大家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讽刺。如针对名医陈莲河惯用的奇特药引——用蟋蟀一对，且注明要原配(即在一个巢穴中)，鲁迅辛辣地讽刺到：“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和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鲁迅在《明天》中就写到：“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医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不足。医生态度生硬、诊治潦草，丝毫不顾及病人家属的焦急情绪;尤其是使用“中焦”、“火克金”等令普通人很难领悟的专业术语，更是增加了中医玄虚飘渺的神秘色彩，使中医很难令人信服。鲁迅用艺术化手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医存在的不足，点到了中医的某些痛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发展现代化中医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缘由：借批判中医表达救国救民愿望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此富国强民，捍卫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认为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一剂西方文化与技术的猛药才能改革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为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众矢之的。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认为“医”是与中国思想最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因此，中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交锋的主要领域和阵地。对中医的反思与评估，其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评估的具体外化。不难认定，新文化大家们言辞激烈地抨击和反对中医，矛头所指不完全是中医本身，而在于批驳支撑和影响中医发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文化大举东移的特定时代，中医非常悲壮地成为了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牺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敌视的命运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他们一方面对中医极力地批驳和抨击，一方面却与中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同时又由于思想与阅历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他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矛盾与复杂的过程难掩时代的尴尬与印痕，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内涵，值得后人细细思考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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