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主宰健康：西医、中医与医疗改革

谁来主宰健康？

——谈商业对医学的异化

医学的存在不仅关乎人类的健康，而且更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当今商业社会的医学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一、西医学的异化

西医学是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企图而进入中国的，与其他领域一样，无非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在“列强”社会化的卫生方法和医疗、教育模式成为当时政府组织实施公共卫生的榜样后，西医一方面与中医和平共处，传教士、医生甚至中西药并用；一方面积极介绍西医学，开展慈善事业，并用国人的赔款兴建医学校、医院、药厂，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包括留学生），以医学手段获得了武力所得不到的权益。待具备一定实力后，乘着中国精英界“西化”的东风进入学政两界，随即撕下和平的面纱，不再在乎科学的原则（西方在有组织的学术行为上是有双重标准的，不会脱离政治背景及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开始对中医大肆攻击，为西医进一步开拓市场、传播西方文化开山架桥。故而，从一开始，中西医之争即是打着学术论争幌子的市场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到新中国时期，由于政府的干预，加上统制经济的束缚，西医学的商业化全面受限，并失去了西方的支援，所以不见多少成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的放开，西医学的春天才真正的到来。在健康的名义下飞速发展，其商业性越来越明显，甚至科学的外衣也渐渐包不住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涵。

在当今社会，面对医改难题，政府急、百姓急，但医院不急。在解决问题上，政府的影响反而没有医药企业大。就医学本身来讲，分科越来越细，检查治疗也就更细，医疗过程的复杂使人体变的更零碎，当然花钱也更多。我们不讨论学术上这个阶段的优劣，单从医疗过程上看，什么设备支持什么诊断，什么设备用于治疗什么病症并不是临床医生可决定的；开什么药能治什么病也不是临床医生说了算的。只有医药企业才能掌控它们：给你什么你才能用什么，包括怎么用。我们不能说多数医学院校（尤其国外）都被跨国企业、基金会控制，但起码医学理论研究出来与怎样实施是两个阶段，病生理与治疗也不一定对应，即教科书所罗列的诊治方法未必反映本质，而连这些不是最佳的诊治所依赖的工具的生产制造权都掌握在商人手中，那最终整个医疗过程也就不得不受制于彼。药物在制造者眼中不再是医学问题，而成了商业问题。由此，医生最后不过成了医疗商业链中的最后一环——产品促销员——而且是在科学名义下的强制促销。

如炎症，病生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目前相对完整的全身反应过程，但治疗偏偏选择了抗菌消炎，除了思路简单外，另一因素恐怕就是该思路研究出的药物相对便于生产，而且已是行业利益的一大支撑并形成了患者的共识，相当易于营销，任何的异见挑战的都是整个行业利益。除非“大佬们”能利益均沾；医院医生们依然有建立在检查，药物上的诸多好处（包括医生不必再管具体情况的变化和病生理之间的不对称，更无须为药物理论内的副作用或之外的情况负责，有了保护伞，甚至不用自己费心思医病，一切但凭“说明书”），否则，从上到下都会自觉抵制异己的出现。故而疾病的治疗只能以升级药物来解决，难以从理论上改变。当医生让病人选用更高档的药或终生服药来完成医疗的升级；当中国的百姓不断听信广告，不断买药自医，乐此不疲，我不知道他们心里会不会产生内疚或困惑——这也算治疗？医学的商业化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医学关心的已不是追求疾病变化的规律，而只是在其间寻找一两个环节，不论前因后果地去干涉之，抛弃了人体与疾病的有机性，何遑及长远的影响？只不过修修补补，在技术上改良，不敢越行业利益的雷池，不敢对理论进行批判。从而，医学飞速发展的百余年也是疾病爆炸的百余年，病未减少，药更增加；带病生存，带病遗传，商机无限。最后是药企赚大头，医院拿小头，政府和患者做冤大头，被动应付商业医疗的扩张。而以药企讲，进口药越来越多，合资、独资越来越多，本国弱小的制药业最后难免为人所制，此时医学的发展就不是建立在患者和社会的需要上，而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需要上。医学何为？

医疗“市场”是广大而永恒的，2006年全球单药品就达6430亿美元的销售额，刺激着大小的商家。但患者手中的货币不足，医疗市场反而相对过剩，为了赚取这有限的财富，药企、医院就用各种方式刺激需求：各种虚假广告、虚假宣传；各种所谓健康理念、健康品应运而生；或者从学术上支持代言人，把商品学术化，支配医生用药；或者直接以金钱的方式，如回扣、红包等来进入市场。诱导医疗，创造消费。他们的行为使医疗市场呈一度红火的势头，使更多小企业进入无政府的生产状态。一方面使企业小而弱，一方面使患者更无法承担医疗中附加的灰色成本。脆弱的农村市场因缺少回报更早就被商业抛到了脑后。其中尚有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人心理上的不健康——恐惧：使人不能理性地看待疾病，要么过分依赖医学，期望值过高；要么消极失望，认为又贵又医不好。前者导致了对西医学的盲目崇拜与对医疗等级的迷信，培养了市场，形成了一级级的医疗商业链同时却又混乱而困难的一种就医状态。后者使病人把有限的金钱、精力投入到了如法轮功等邪教及一切江湖骗子和迷信活动中，贻误身心。为了配合人的虚荣心理和商业社会“经济人”的习性，药物，保健品讲究包装、档次；携带或服用简便；讲究享受服务的虚幻。反而对车祸、职业事故及经济利益促使下的“烟酒饮食文化”推动的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社会性病害、死亡不以为然，掩盖了消费社会对疾病的促成及对人的伤害。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业传教士”的角色，是令人遗憾的。

医学是人创造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药，而是解决病痛，保证人的基本生产力。但医学的理论和工具反而束缚了人，把人变成它们的附庸，用工具理性限制了人性，对物的追求变成了医学的目的。人类于医学上的不同创造力与创造成果，不停地实践过程，不同的需要和选择，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最后似乎都让位于工具背后的市场和利润。垄断的医疗市场自有其垄断规则，垄断的学术也即是真理，医学完成了其“异化”。

二、中医学的困境

解放后，中医学虽然在某些发展思路上必然地受到了西医学的影响，但毕竟中西医学间的交流合作还是比较和谐的，中西互学开展得不错，没有利益冲突，中医也得以有了一段“正规化”时期。但随着商业化的发展，中医却飞快地败下阵来。其实中西医学之间、医者之间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鸿沟的，无非是针对一个人体而已，中医之所以失败，是败于商业对科学的异化，而不是败于西医学本身。中医的治疗理念是大环境下的“群体性”与小环境下的“个体性”相结合的，大环境无特殊变动的情况下基本上难以使其诊疗模式化、规模化。中医的医疗行为也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模式下发展起来的，保持着医学与商业的平衡及传统的道德制约，是靠行医生存而不是靠资本生存，没有集体的经济利益诉求，故而不成其为一个利益集团。因医疗本于自然，故不可能出现对医疗工具的依赖而从属于商业，更不可能为商业而不断创造市场，追逐利润，套取财富，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消费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如仍以中医学为主导，则西方医药资本将失去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不符合进攻性极强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的，除非中医药的主导权掌握在西方手中。君不见国外实力雄厚的企业财团，不断斥重资研究中医学，而且不断在中医药领域通过并购等手段进行“圈地运动”，蚕食中医药成果，抢注中医药专利，甚至可笑得来抢夺中医的发明权，即可看出中医的优越及巨大诱惑力。世界各国对中医的立法与应用越来越广泛，使得西方国家在本国医疗行业利益与中医的美好前景面前选择了一条先占据中国市场再研发中医药的战略。故一方面在其国内对中医不断施限，不开放市场，抢时间打自己的基础；一方面时不时借其代理人抛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中药有毒，中医伪科学等信息，以混淆视听，扰乱民心，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基础，真乃用心良苦！

西医药领域的企业本就多是跨国公司的代理人、仿制者，没有国际竞争的实力，但相比中医药企业却也强得多了。中医药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但生产更分散，加工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在国内即缺乏竞争力，更没有国际市场的竞争机会。可中医界却偏偏在这上面不惜血本，各医学院校，制药企业，国家课题都想方设法地搞药，希望搭上资本的快车，不想反掉进了资本的陷阱，消融中医于无形。既然中医要商业化，那中医的诊治方法与之便不再适应。其医药工具与坐诊方式不可能产生高额利润，医生的个人修为不可能批量生产，只有药物和医疗模式变了，那医院经营管理、医疗过程才可融入医疗商业链，以保证分配到一定的利润。在这种环境下，屈屈中医界如何能抵挡资本的洪流？中医不再能以学术来坚守！中医没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没有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内在动力，其医疗现状必然乏善可陈。中医院普遍的以西医诊疗，中医点缀其间，让中西医的所谓规范处理代替人体的复杂变化，代替医者的头脑，除了利润外，无非自欺欺人。一些中医师甚至在实践中维护西医的行业利益，自我贬低，自我放弃，舍西医外即不敢、不能单独用中药，可悲可叹！而中医院的医师又多担当中医学院的教师，教学质量可以概见。市场上清热解毒药、活血药、补肾药作为中成药的拳头产品得到中医界的认可和推崇，又不知是对中医的无知抑或无奈？同时，由于市场狭小而封闭，药品只能越来越贵，就商业来说也是不成功的。效果有限，市场有限，无异于自掘坟墓。现在，一方面打中医名号的美容保健市场逐渐升温，中医院校也大肆扩招，医院里中医理疗逐渐代替中药治疗，成为收费的主力；一方面中医整体水平却滑向历史的最低谷，从业者锐减，何其大的反差？中医学子们又何所适从？在商业面前，中医的消融增加了更多的形式。虽然中国地广人多，英才辈出，学术研究代不乏人，近年中医隔代继承，上溯汉唐，有了学术突破的迹象，但医疗的体制与社会的惯性又怎会因少数人而改变？而此时的中医，即使国家全力支持，百姓拥护，中医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但她是否还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呢？中医何为？

三、医疗改革的新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道在商业大潮里渐从一种治国之道、惠民之德变成了一种商业政策、经济指标；医者的行为也渐从医学路径变成了为路径而路径，即把医疗行为全押在了医疗工具上，把对于医学结果的无限追求变成了对医疗工具的无限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仁术医道褪变成了商业链中的一份职业。在这种大环境下，医者已失去对医疗合理与否的反思能力，只能不断“扩大再生产”，满足资本本性，美其名曰：更好的服务患者。人们所能享受并评价的只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人性化服务“，在不断地迎合背后却是更好地赚钱，医疗问题大多交给了企业思考，由他们定值不值得生产，要不要推广。有何学术可言？

患者选择什么样的医疗模式，就如同孩子选择中餐与汉堡包一样，不是看营养与否，而是以餐饮的观念为依据的（其背后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同）。一个国家如何制订政策、建设社会、改造自然是不由医学技术左右的，古人说“上医医国“正是强调健康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的和谐发展。国家对于医学模式的选择，除了宏观的考虑外，必须考虑国民的接受度，而这种接受度正是建立在国家所给予国民的文化教育、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引导上。所以，医学问题根本上指向于国家对文化、教育、社会的整合与引导能力，她不在于创造利润，而在于使人能健康地投入到其它更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创造”整体利益“，是关乎国计民生与国防的大事，也是关系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今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借用一切可借用的力量——娱乐、消费方式等，医学也是一个载体——在扩大、宣传自己的文化，引导不同国家人们的观念趋同以带来市场的统一，增加自己的控制力。而且，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传统的生产领域是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新开辟的再剥削领域正是日常消费领域，它易于掩盖生产与消费的背离，易于诱导过度消费，过奢消费，医疗市场就成了大蛋糕之一。中国这个大市场恰好存在着中西医两种医学——经济模式，所以其间的争斗实则体现的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异化的问题。只不过集中在医学及文化领域：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如何体现优越性与安全性以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匹配？中国将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以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匹配？中国将选择或创造什么样的医学模式以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匹配？这不是改变一些枝枝节节的医改方案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力能否支撑一个医疗体系的问题；更不是政府主导不如市场主导的问题。而是医疗体系还能不能复归其医学本来面目的问题；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与行业利益、官僚利益产生深刻矛盾的问题；更是谁来主宰人的健康权的问题。中国作为中医学的发源地，有重塑中华医道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有解决全民（包括农村）医疗健康需求的义务；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的使命。虽然它涉及的利益巨大，但也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何时改，如何改，使中国的医疗市场既不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又能使其广布世界，造福于民，行其济世的本色，正是大家该重新思考，深化研究，坚决推行的艰巨任务！（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