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和监管的争议

　　你是不是觉得转基因作物和食物在欧洲差不多已经消失了？

　　现在，他们又要回来了。

　　如果游说者得逞，那么基改(genetically modified,GM)作物、食物和动物就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地里和餐桌上——甚至不用经过安全性检查和标识。

　　这些新的基改作物和食物使用所谓的基因编辑技术(gen-editing)。基因编辑生物已经有了超级肌肉猪（和上面图片中的猪很像）、不会变色氧化的蘑菇和能够产生变异脂肪(altered fats)的大豆。

　　基改公司也计划推广耐除草剂的作物[1]，包括小麦[2]。这些作物被改造为能抵抗大量除草剂，例如以草甘膦为主要成分的除草剂。

　　基因编辑技术通常被称为“新的育种技术”(New Breeding Techniques, NBTs)。但它们并不是育种技术，而是人工实验室基改技术生产的基改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基因编辑技术并不精确，它的效果也无法预测或控制。这意味着使用这些技术研发的植物可能含有新的毒素或过敏原，或对野生动植物有意想不到的影响。

　　我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要求“新基改生物”继续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标记。否则，农民和消费者就不能选择是否种植或者使用新基改作物，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或者不是基改生物。

　　问题1

　　你可以做什么？

　　分享此传单和网页的链接，可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更多详细信息和常见问题解答。

　　随时了解情况——访问www.gmwatch.org和注册我们的免费通讯。

　　给议会成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写信（英国www.writetothem.com；欧洲

　　www.europarl.europa.eu/meps/en/home），请他们支持公民有选择他们吃什么的权利，并要求对新的基改生物保持严格的监管和标识。

　　问题2

　　为什么是现在（要求去监管）？

　　在过去几年中，基改作物的游说活动——农业生物技术行业人士和游说团体、持有专利的科学家以及来自接受基改行业资助的研究机构人员——一直在努力使基因编辑作物和动物免于欧盟和欧洲各个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对基改作物的规定。基改作物游说活动目的是使这些“新基改生物”逃避目前所有基改生物都必须接受的安全检查，并确保它们不必被标识为基改食物。

　　但是，在2018年公众的一次重大胜利中，欧盟法院裁定[3]某些基因编辑技术（在案件中称为基因诱变技术）确实是基改技术[4]，必须和传统的基改作物接受同样的安全检查和标识。

　　作为回应，基改作物游说团体正在向决策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改变规则，使基因编辑的转基改生物免受欧盟基改生物法规的监管，或使它们只受到“轻微”(light-touch)的监管。现在是游说者推动法律变革的最佳时机，因为在2019年欧盟选举之后，新委员会将要确定新的工作计划。

　　问题3

　　这场去监管的斗争中利害攸关的是什么？

　　欧盟目前的基改生物法规定了对于基改种子、食品和饲料的批准、安全检查、可追溯性和标识的要求。如果将新的基改生物从规定的范围中移除，我们将面临未经检验和未经标识的“隐藏基改作物”进入我们的田地和食物供应链的威胁。但如果新的基改生物受到监管，基改种子和食品必须根据欧盟法律在整个欧盟被标识。农民将保留是否种植基改作物的权利，消费者将能够对餐盘上的食物做出知情的决定(informed decisions)。

　　问题4

　　围绕基因编辑的其他争论

　　尽管有声称基因编辑技术自然性和安全性的声音，但这一技术已被美国情报界认定为安全威胁[5]，因为它们可用于设计生物武器。例如，它们可用于开发攻击人类DNA的病毒，或用于设计“杀手蚊子”(killer mosquitoes)。它们还可用于设计“基因驱动器”[6]，能够根除整个物种或彻底消灭主要作物。

　　问题5

　　欧盟已经有基改食品了吗？

　　在欧盟，一些基改食品被允许用于人类食物和动物饲料，但是由于公众的拒绝，食品行业已经淘汰了基改食品。进口到欧盟的大部分基改食品被用于动物饲料。来自基改饲料饲养的动物的肉类、鸡蛋和奶不需要公开标识为基改食品。其余进口的基改食品被用作给汽车供给动力的生物燃料。

　　欧盟境内允许种植基改作物，但是超过17个国家不允许在境内种植，只有西班牙种植了一种基改玉米。

　　问题6

　　基改生物是我们面临的食物和农业问题的答案吗？

　　基因编辑的植物和动物被大肆宣传成我们面临的许多食物和农业问题的答案。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代基改作物和食品也是被这样宣扬的。

　　然而20年后，99％的[7]基改作物只有两个性状：

　　除草剂耐受性，使植物能够在喷洒大量有毒除草剂的情况下存活。

　　杀虫性，能够杀死昆虫。

　　和已有的天然育种的作物相比，基改没有提供更高产、更有营养、更环保或气候适应性强的作物。

　　相反，基改造成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的传播[8]和除草剂使用量不断增加[9]，对基改作物中的杀虫毒素具有抗性的害虫[10]也出现了。

　　大多数基改作物需要配合使用的农达(Roundup)除草剂，它的主要成分草甘膦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机构IARC列为可能的致癌物质[11]。

　　所以，我们应该对有关“新基改”作物、食品和牲畜的宣传持怀疑态度。这些说法只是营销炒作，基改作物还不能被种到田里。

　　问题7

　　我们是否需要基改生物养活世界？

　　我们不需要基改技术来养活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已经生产了[12]足够养活140亿人口的粮食——超过2050年人口高峰期预计的90亿人口。我们已经拥有数千种能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且高产、抗病虫害的作物。

　　在发达国家，40％的食物都被浪费掉了[13]。在发展中国家，饥饿却十分普遍。然而，饥饿并不是粮食生产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贫困——甚至在最贫困的国家，人们无力购买市场上的食品。饥饿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不需要用基改技术解决。

　　例如，阿根廷是世界上基改作物主要生产国之一。但是，由于政府接受了基改农业模式，人们种植食物的土地被转变为种植基改大豆，而这些大豆则是用于出口，做动物饲料。结果，食物贫困(food poverty)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14]。

　　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400多名国际科学家撰写的关于食物和农业未来的报告[15]得出结论，养活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最佳方式是生态农业，这是一个对生态负责任的农业方法系统。该报告并未认可基改作物是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并指出基改作物的产量“非常波动”，安全问题一直存在，而且附带的专利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保存种子的实践和粮食安全。

　　问题8

　　解决方案在哪里？

　　像基改这样的技术修复方法无法解决气候变化等复杂问题。可持续农业需要的性状，如对害虫和气候变化有抵抗力的植物，不能像基改技术（包括基因编辑技术）那样通过调整一个或几个基因来获得。这是因为这些性状基于许多基因在复杂网络中协同工作才能实现。

　　我们需要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粮食生产系统以保护生态系统并为所有人提供健康食品。由农民、研究人员和当地社区合作开发的本地化解决方案才是真正创新的食物未来。

　　问题9

　　谁在背后推动放松监管？

　　先推动基改生物的农用化学品公司已经知道这对公众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已经说服基金会、研究人员和学术机构替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和个人并不是独立的[16]。例如，许多大学和研究人员依赖于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资金资助，他们也可能拥有农业生物技术专利。

　　事实上，推动“新基改技术”和“旧基改技术”的是相同的[17]公司和势力：拜耳（2018年收购孟山都）、DowDuPont / Corteva、先正达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8]。

　　问题10

　　新的基改作物是否可以安全食用？

　　没有人知道新的基改生物是否可以安全食用，因为还没有对人类或动物进行过喂养研究。然而，对第一代基改作物进行的许多动物饲养研究表明，基改食物会损害动物的健康。不良反应包括器官损伤、免疫反应、血液生化和肠道细菌改变。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影响是由基改作物造成的，还是在基改作物生长配套施加的农药有毒残留物造成的。这些喂养研究从没有追踪调查。相反，进行这些试验的科学家受到咄咄逼人且资金充足的基改游说团体的攻击[19]和迫害[20]，其中有些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和资助。

　　问题11

　　新的基改技术是否精准？

　　科学家仍然不完全了解基因编辑过程对生物体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被曝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基改游说人士的宣称相反，基因编辑工具不精确，其结果也不可预测。它们可以产生多种突变（DNA损伤）和非预期效应，这些问题不仅在基因组的“脱靶”位点（不打算“编辑”的位点）可能发生，在预期的基因编辑位点也可能出现。

　　在基因编辑工具完成任务后，当编辑过程受到细胞DNA修复机制的支配时，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遗传工程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控制。

　　生成基因编辑植物必要部分的组织培养过程[21]也会在植物DNA中产生许多突变。

　　这对消费者和环境意味着什么？包括基因编辑在内遗传修改技术能够带来基因功能的新组合，也可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作物的组成。这意味着它们可能产生新的毒素或过敏原，或对野生动物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就是欧盟法律要求对基改生物进行安全检查后才能使用的原因。

　　问题12

　　新的基改技术真的是新的育种技术吗？

　　基因编辑技术不是“新育种技术”，或业界喜欢的新名字NBT（New Breeding Techniques 的缩写）。它们是人工实验室的基改技术，这种技术破坏有机体的DNA，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由此生产基改生物。

　　包括“新基改”技术在内的基因控制技术的激烈本质(radical nature)可以带来突变（DNA损伤）和基因组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自然育种中不会发生。科学检验[22]证实，CRISPR基因编辑工具产生的效果不同于天然突变和常规育种中使用的某些技术，这种效果被称为辐射和化学诱导的诱变。

　　在常规育种和自然过程中，基因组中的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经历变化的频率低，因为这些区域受到细胞中修复机制的保护。CRISPR基因编辑工具可以绕过[23]这些自然发生的过程。

　　问题13

　　（基因）突变自然吗？

　　暴露在阳光等自然压力下也会引起植物突变。所以基改生物倡导者说突变是进化产生的和自然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担心基因编辑技术引起的突变。

　　但实际上，自然界中的突变率通常很低。有机体会竭尽全力降低基因突变的几率，因为许多突变是有害的。这也是全球监管机构试图尽量减少我们接触人造诱变剂（如某些化学品）的原因。

　　仅仅因为在应对压力时，自然界中有时会发生DNA损伤，但这并不意味着故意在我们的食用植物中引发它是明智的。我们不知道植物中任何人为的突变会对其组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对植物的消费者或环境产生什么影响。

　　大多数植物在其进化历史中都遇到环境压力，但育种计划会把任何已经产生毒性或引起过敏的植物剔除。

　　但是基改技术引起的变化从定义上看就是新颖的——否则基改技术的成果就不能获得专利——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这些变化的影响可能是意外的并且可能具有风险。欧洲社会和环境责任科学家网络(the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的声明引起人们对基改技术风险。它要求新基改技术的所有产品至少接受与老式基改生物一样严格的监管，并且需要经过标识。

　　问题14

　　为什么植物会有毒？

　　即使是天然植物也能制造自己的毒素抵御病虫害。但是，使用自然育种技术的植物育种者已经使用相同的遗传库很多代了，并且知道要测试哪些有问题的物质（例如马铃薯中的生物碱）。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育种池中消除任何具有致毒水平的毒素或过敏原的个体植物。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承认我们的粮食作物有安全使用的历史，基改生物在风险评估中要与之进行比较。相比之下，“新基改生物”并没有安全使用的历史，正如欧洲法院的裁决[24]所述。法院认为，“新基改”食品和作物可能和老式基改生物构成同样的风险，因此应进行安全检查和标识。

　　问题15

　　我们是否应该针对新基改生物转变为“基于产品”的监管？

　　去监管的倡导者认为，如果对新基改生物进行监管，监管方式应该只是“基于产品”(product-based,也称为“基于性状的”，trait-based)，基改生物生产的过程应该被忽略。

　　这种监管系统仅考虑遗传修饰的预期效果——例如，除草剂耐受性。它不会发现遗传修饰过程（包括基因编辑）的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

　　目前，欧盟的基改生物法律都是以过程为基础的(process-based)。这意味着即使在最终产品中无法检测到基改生物，基改油也必须被标记为基改产品。这是基改生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基于过程的方法确保监管机构不仅着眼于遗传修饰过程内在的不确定性，也关注基改研发者想要获得的预期性状。

　　我们需要确保欧盟继续对新旧机关生物实施基于过程的监管。

　　问题16

　　基因编辑的作物是否与常规繁殖的作物难以区分？

　　基改生物游说者坚称基因编辑的植物和传统育种植物无法区分，但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基因编辑的植物是这样的。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最有力的理由是所有基改生物都获得了专利——专利的利润是这个行业研发基改生物的主要原因。为了给基改植物或动物申请专利，基改生物的研发公司必须告诉专利局他们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新颖“发明”。

　　然而，相同的公司和其游说者告诉公众和监管机构，他们的新基改产品和常规繁殖的植物区分不开。

　　两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的，没有基改研发公司会有兴趣推出一种不能与常规繁殖的植物区别开来的基改生物。这是因为这些公司需要保护其专利发明以免其他人复制，也以免农民非法保留和重新种植基因编辑的种子。因此，公司必须能够将其产品与自然繁殖的植物区分开来，这是基改商业模式所需要的。

　　问题17

　　新的基改生物是否可检测到？

　　主张去监管人告诉我们有些新的基改生物无法被发现，但这个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欧盟的基改生物法规要求：在认可基改生物之前，开发公司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供基改生物的样品和检测方法。这个要求只要对新的基因编辑作物强制执行就可以了：“没有检测方法，没有市场”(No detection method,no market)。

　　对于没有先验信息的未经认可和未申报的基因编辑产品，检测更具挑战性，但仍然是可能检测的。只要有了资源和授权，基改检测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能够开发检测方法。现在就需要这样做了。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源或准许。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事实上，某些进口基改生物的可检测性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一些非法存在的第一代基改生物也难以检测，因为它们未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任何认可，因此关于他们DNA序列的信息并不存在。

　　但欧盟在如何保护公民免受这些非法基改生物方面获得了经验。2006年，几个大陆都发现了一种未经授权的基改水稻，这种水稻由拜耳研发并仅在美国田间试验中种植。欧盟委员会的反应是制定取样和检测方法，并要求欧盟的进口商应用它们证明自己的货物不含任何非法污染。2009年，欧盟对来自加拿大的基改亚麻种子采取了相同的方法。

　　应为所有基改田间试验和其他释放的基改生物建立一个全球数据库，数据库包括基改生物的详细信息和检测方法。

　　问题18

　　那些要求对“新基改生物”进行监管的人是否反对创新？

　　将基改（包括基因编辑技术）与创新等同起来是不合逻辑和不科学的。常规育种的作物一直在生产具有理想特性的作物方面超过基改技术，例如高产量、对极端天气和土壤条件的耐受性、增加营养和对病虫害的抗性。这些理想的特征被称为复杂性状，因为它们是许多基因在复杂的网络中写作才能产生的。

　　传统育种的持续成功意味着把它称为“创新”比把基因操作技术称为创新更合理。

　　基改（包括基因编辑）依赖于一次调整一个或几个基因并且总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适合开发具有复杂性状的有价值的植物和牲畜。

　　在GMWatch数据库中收集了一系列非基改育种的成功案例[25]。

　　最后，作物遗传育种只是农业创新的一部分。农业方法也很重要。有机和农业生态农业方法将创新和科学知识与传统实践（例如轮作、种植多种作物和种植伴生）相结合。

　　基改作物研发者不能声称他们对创新拥有垄断权，任何基改作物是否被证明真正具有创新性都值得商榷。

　　问题19

　　如果欧盟拒绝新的基改技术，我们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吗？

　　我们并没有要求禁止新的基改技术——我们的目的是对它们进行监管和标记。

　　然而，即使我们的要求阻止了对新基改生物的发展，这也不太可能影响我们的农业竞争力，它更有可能帮助我们发展农业。

　　一项同行评审的研究[26]比较了过去50年美国和西欧的农业生产力数据，重点是玉米、油菜和小麦。该研究发现，与西欧几乎完全非基改的农业系统相比，北美农业系统中的玉米和油菜主要是基改种子，这一系统的产量在降低而农药使用量在增加。因此，在不牺牲产量的情况下，非基改的西欧农业系统正在减少化学品投入，它比美国的农业系统更具可持续性。

　　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27]更新了这项研究，以查看这些趋势是否仍然适用。结果是肯定的：他们的调查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基改作物并没有加速作物产量的增加，或减少化学农药的总体使用”。

　　基因编辑尚未被证明能够生产出比传统育种更高产量或需要更少杀虫剂的作物。

　　因此，很难看出拒绝基因编辑的作物会使农业领域表现不佳。恰恰相反，非基改作物是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食品市场的首选。即使在美国这个基改作物的家乡，非基改项目[28]的非基改认证[29]也是零售业增长最快的品牌之一。

　　基改作物对非基改作物的污染不断导致非基改作物被市场拒绝(market rejections)，其中一些是灾难性的，并且影响持久[30]。

　　如果基因编辑的作物不受监管和标记，基改污染的趋势将大大增加。

　　问题20

　　如果对新基改生物去监管，中小型育种者是否能与大公司竞争？

　　这一论点是基于对基改作物行业商业模式的无知。虽然基因工程在大多数国家受到监管，但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植物生物技术实验室使用基因编辑和老式基因工程工具。然而，这些过程技术性很强。他们需要昂贵而复杂的设备以及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来执行。更重要的是，新的基改生物获得专利的成本很高，对基因编辑技术去监管不能改变这些铁的事实。

　　大约20年前，当许多公司试图[31]从作物基因工程中获利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个时代唯一的幸存者是有足够资金聘请最好的专利律师和提交了无数专利的公司。经验表明，在专利主导的情况下，中小型育种者从长远来看无法独立生存——这与植物品种保护法的情况相反，后者保护育种者使用常规植物育种的权利。

　　尽管如此，对于中小型育种者来说，在农业生物技术商业模式中取得成功还有一种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其他行业也存在，例如从巧克力制造转变为药物开发。没有“太小不能成功”(too small to succeed)的事情。与投资者/或大公司有共同想法/产品合作的个人或小公司，可以请大公司为其产品申请专利并将其推向市场。对于像药品或基改生物这样受监管的产品，合作的方式是请投资者或大型合作伙伴公司支付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成本。

　　这就是目前市场上基改生物的研发方式。通常使用生物技术行业资助[32]的小公司或大学的基因工程师“发明”基改作物和技术，然后由大公司获得专利和所有权，发明人及其机构享受利润分享安排。

　　所涉及的发明者和大学不会失败。相反，他们从这一方式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有整个部门专门将他们的学术人员产生的“发明”转移到工业。通常在这个过程中，小型种子公司会被较大的种子公司收购。

　　遵循这种商业模式的领域从没有人认为这是值得哀悼。相反，它被认为是所有参与者特别是负责这个想法或发明的个人的成功之路，他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有幸提前退休。

　　此外，在高度集中的[33]种子市场中还有另一条成功的途径。由于新的基改生物是专利产品，大公司急于确保其市场份额，因此较小的种子公司可能更愿意提供替代产品。

　　结论是，对新基改生物去监管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大公司竞争的论点是虚假的，旨在欺骗公众和政策制定者。

　　问题21

　　谁会购买“新基改生物”种子？

　　全球种子市场竞争激烈，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市场已经饱和。“新基改”种子没有新买家，但已经购买种子的农民可被说服去购买新产品。这可能对种子公司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新基改种子及其配套的化学农药投入[34]。但这对农民来说并不好。其他国家已经决定不监管基因编辑作物。

　　问题22

　　欧洲不应该为了统一的全球体系效仿它们的做法吗？

　　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欧盟对基改生物和农药的监管方式总有不同。其他地区和国家知道他们必须达到某些标准才能向欧洲出口食品，不然他们将面临制裁和被拒绝进口。如果欧洲最终采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监管制度，新的基改生物也将面临同样的情况。

　　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羡慕欧盟对于基改生物的预防性法规和对农药残留水平更严格的规定。

　　结 论

　　新的基因编辑产品可能与旧的基改产品一样具有风险。基因编辑技术远非完美，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基因编辑的作物和食物可能导致意外的毒性或过敏性，或对环境的有害影响。

　　根据现行的欧盟法律，“新基改生物”的监管和老式基改生物一样严格，它们也必须接受安全检查和进行标识。然而，资金充足的游说团体正试图改变法律，以便新的基改生物逃避安全检查和标识，或者仅受到“轻微”监管。

　　这忽略了所有基因改造过程（包括基因编辑）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无法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免受未经测试和未标记的基改生物的影响。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新的基改生物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