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草甘膦致癌性检测方法过时
草甘膦是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农达”的关键成分，在评估该除草剂安全性时，监管部门过去一直依赖于保密的、企业主导的科学研究。近日出版的一个报告对50多项这类研究进行了分析，[1]提出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7月2日发布的一份长达187页的报告中，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对大型农化公司提交给监管机构的53项草甘膦安全性研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发现大多数研究在科学严谨性方面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同时也没有采用最能够检测癌症风险的测试方法。
“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质量都非常差。”该分析报告的主要撰写人齐格弗里德·克纳斯穆勒(Siegfried Knasmueller) 告诉《卫报》，“卫生部门【译者注：指欧盟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全总司】……接受了其中一些非常不严谨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内容丰富且可以接受，这从科学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
克纳斯穆勒（左二）及其在维也纳医科大学癌症研究所的团队成员 | 图片来源：维也纳医科大学网站
草甘膦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尤其受到种植常见粮农作物的农民的欢迎。但由于担心草甘膦可能致癌，许多国家就是否应继续使用草甘膦存在激烈争论。
这份新的分析报告对草甘膦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研究人员发现业界实验中使用的大部分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不符合国际的研究质量标准。克纳斯穆勒表示，如果以目前国际公认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在这些业界提交给监管机构的53项研究中，只有两项是可以接受的。
他表示，问题特别大的是，致癌试验主要检测实验室小鼠和大鼠骨髓红细胞在癌症早期染色体的受损情况。根据克纳斯穆勒的说法，这些测试通常只能检测出50-60%的致癌物。“许多致癌物用这种方法根本检测不到”，他说道。
据克纳斯穆勒介绍，另一种被称为“彗星试验”的检测方法在鉴别致癌物方面更有效，因为它可以量化和检测各种器官中单个细胞的DNA损伤，通常用于评估基因毒性。但报告指出，已有的业界实验并没有使用彗星测试。
“我不明白卫生部门为什么不要求提供这些数据，”克纳斯穆勒说，他是遗传毒理学专家，就职于癌症研究所，还是两个著名科学期刊的主编，其中一个期刊为《突变研究-遗传毒理学和环境诱变 》(Mutation Research-Genetic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utagenesis)。
如果克纳斯穆勒的观察结果是准确的，那么这些对业界研究漏洞的新发现则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欧洲和美国对草甘膦安全性的监管至少部分是基于过时的科学。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 表示无法对报告发表评论，但表示所有相关方将有机会就草甘膦评估草案提交意见。在问到该机构对业界研究的有效性抱有多大信心时，发言人不予回答。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则认为不需要进行彗星试验，而且表示该机构在评估农药时“努力使用高质量的研究”，并进行“广泛的数据采集”。此外，EPA 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EPA 会“针对所需的研究进行科学可接受性的评估”，以确保符合机构和国际准则。
02
拜尔/孟山都串通监管机构
克纳斯穆勒团队的报告出台恰逢一个关键时刻，因为草甘膦在欧洲的批准使用期限将于2022年12月到期。因此，现在是农化公司大力游说监管机构的关键时机。就在今年六月，欧盟的“草甘膦评估小组”(Assessment Group on Glyphosate, AGG)发表了一份长达1.1万页的报告，认为草甘膦没有致癌性。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12月“草甘膦续期小组”(Glyphosate Renewal Group, GRG)所提交的1500项研究。[2]GRG由拜耳牵头动员其他七个草甘膦厂商组成，它们一再要求欧洲监管机构在明年草甘膦安全证书到期之前进行重新授权，并且业界也在竭力推动草甘膦在全球的持续使用。
不过，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禁止或减少使用草甘膦，其中墨西哥力求在2024年实施草甘膦禁令，法国政府去年宣布对停止使用该化学品的农民给予经济补贴。在美国，纽约市最近禁止在城市物业中使用草甘膦，其他城市也实施了减量命令或禁令。
今年2月，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宣布将于2024年全面淘汰草甘膦和禁绝转基因玉米种植 | 图片来源：ITAP.org
GRG对报告未予置评。但GRG的主要成员拜耳表示，提交给监管机构的一揽子研究报告已算得上是“有史以来针对农药活性成分汇总最全的科学档案之一”。
拜耳表示，当前的草甘膦安全性注册审查，不仅“要求”企业提交旧的基因毒性研究，还需要加入新的企业基因毒性研究。此外，拜耳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农化公司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一项总结数千份草甘膦研究科学发表的全面综述”。
自2015年以来，人们对草甘膦的担忧日益加剧，当时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根据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科学研究将草甘膦归类为“人体可能致癌物”。这就是说，草甘膦对人体致癌是基于“有限的证据”（研究人体在实际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草甘膦），而对于实验室动物致癌是基于“充分的证据”（研究实验室动物与“纯”草甘膦的接触）。另外，IARC也提出，有“强烈”的证据表明，草甘膦能造成DNA损害（基因毒性），这既发生在纯草甘膦中，也发生在草甘膦的配方产品中。与监管机构不同，IARC 对草甘膦的判定主要依赖于大量已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而不是行业研究。
IARC对草甘膦的分类引发欧洲议会的一些立法者在2017年要求解密行业已提交监管构但尚未向公众公开的研究，因为孟山都公司的材料上往往盖有“公司机密”的印章。
2017年1月，由多个环保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组成的组织“欧洲公民倡议”(European Citizen Initiative, ECI)发起运动，要求：
1）全面禁绝草甘膦；
2）欧盟监管机构所进行的安全性评估应基于由可靠的政府机构所委托的、公开发表的研究，而不是基于农药行业所提供的实验；
3）对欧盟境内的农药使用，设立一个逐步减少使用的目标。
在短短的7个月内，ECI就征集到了一百万个签名。但最终欧盟只是部分地回应了第二个诉求，要求农化企业从2021年3月开始必须把申请草甘膦安全证书续期的材料公开。
“欧洲公民倡议”征集到一百万个签名，要求禁绝草甘膦 |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网站
美国消费者保护组织“SumofUS”随后要求业界公开这些秘密研究，并向克纳斯穆勒团队提供了50多项研究以供分析。
2015年IARC的判决在欧洲掀起了草甘膦安全性的热烈争论。如果欧盟接受IARC的决议，就应该把草甘膦归为“1B级致癌物”。而遵循欧盟农业登记法规(EC 1107/2009)的规定，这类化学物质应当全面禁止销售。但欧盟并没有直接接受IARC对草甘膦的分类。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以及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5年11月宣称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草甘膦致癌，认为草甘膦不会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
地球之友欧洲总部检测了草甘膦在不同国家居民的尿液残留情况，残留样本占比最高的国家分别是马耳他（90%）、德国（70%）、英国（70%）| 图片来源：地球之友欧洲
但欧洲议会则接受IARC的分类，在2017年十月通过决议，要求在2022年12月前要全面禁绝草甘膦。但2017年12月欧盟成员国以微弱优势投票通过对草甘膦为期五年的许可延期。[3]
监管机构之所以无视IARC的判决，与孟山都的活动密切相关。近年来，孟山都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一些迹象可疑的接触已经被曝光，如欧洲食品安全局在与美国环保署(EPA)下属一名与孟山都有关系的官员进行磋商后， 驳回了一项证明孟山都除草剂与癌症之间关联的研究。文件还显示，一份声明草甘膦安全的欧盟报告部分是从孟山都的研究中复制和粘贴的。
当EPA于2016年12月在华盛顿特区与一个科学顾问小组进行磋商时，小组成员抱怨说，EPA官员没有遵循正确的科学规范来评估草甘膦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这再次暴露了一个痛点：国家监管机构在审视行业研究的质量时，并没有仔细审查，”欧洲的“企业观察组织”(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研究员尼娜•霍兰德(Nina Holland)表示，“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环境，而不是服务于农药行业的利益。”
03
草甘膦的全球扩张
1974年，草甘膦借农达除草剂的大名出道，孟山都公司宣传其是安全的。该公司的科研人员称，它对人体及其它非靶标生物体无害，也不会残留在水与土壤当中。当时的科学研究也显示，它不会在动物组织中积聚。
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中捆绑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等。农民用了这些“抗农达”的种子，在生长季就可以通过施用单一的除草剂来防治杂草，以节省时间并简化种植考虑。由此，农达成为有史以来全球市场上销量最高、同时也是利润最高的除草剂。
法国农民在玉米地喷洒孟山都公司的“农达720”除草剂 | 图片来源：卫报
到了90年代末，最后一批草甘膦的专利到期了。非专利农药(generic pesticide)行业开始以低价供应草甘膦市场。以阿根廷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间，每升的价格已由40美元跌至3美元。
中国的农药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加速。由于当时相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保护法律法规尚且薄弱，加之政策对于农药项目多予支持，因此在中国，草甘膦最初的价格非常便宜。
中国市民要求禁绝草甘膦
图片来源：人民食物主权网站
如今，中国仍然在全球的农药行业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的除草剂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6%。然而，其它国家也想要分一杯羹，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在过去，农药主要是从欧洲和北美涌入发展中国家；现在，发展中国家反而会成为富有国家的重要农药进口来源。农药生产厂家的数量增加和地域扩散导致产能过剩，加剧了低价竞争，并且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04
草甘膦对健康的潜在长远危害
在美国，孟山都正遭遇官司缠身，多起诉讼控告草甘膦破坏免疫系统，使接触者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些原告于过去两年里已在三个陪审团的裁决下获赔数百万美元。2018年，德国化学公司拜耳(Bayer)收购了农达的研发商孟山都公司，接手了约12.5万起未决诉讼。经过拜耳的善后处理，现仍有约3万起诉讼未结案。目前，该公司已宣布将在2023年停止美国非农用市场销售含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以减少消费者维权所带来的损失。
除了致癌可能，草甘膦还会引发其他哪些健康问题？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孕妇在产前接触过草甘膦，出生的儿童患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对照人群。
草甘膦如何通过水体、土壤和食物危害环境与健康 | 图片来源：Environmental Challenge期刊
还有研究发现，草甘膦会损伤大鼠的肝肾器官，改变蜜蜂的肠道微生物群。小鼠如果接触过它，三代后患病、出现肥胖和出生畸形的几率都会上升。草甘膦虽然能够在自然环境中较快地分解，但在水生系统中仍有大量残留，甚至可以从佛罗里达海牛的血液样本中检测到。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际社会通过了几项突破性的协议，以限制或监测有害农药的销售和使用。这些协议——《斯德哥尔摩公约》和《鹿特丹公约》——针对的是具有高毒性、长期残留性、生物累积性的农药化合物。草甘膦貌似并不符合这些标准，但人类其实极易接触草甘膦，因为它广泛存在于土壤、水和食物中。
关于草甘膦对健康和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科学家们还无法达成共识。而对农药安全性的争议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草甘膦。
以滴滴涕（DDT）为例，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用它消灭蚊虫，以防止疟疾等蚊媒传染病；而美国早在1972年就将它禁用，因其对野生动物造成影响并对人类产生潜在危害。但是，之前，人们一直未能认识到它的致癌性，直到2015年，科学家发表了一项时长54年，追踪祖孙三代妇女的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在孕期接触滴滴涕的妇女，她们的女儿成年后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是胎儿期未接触滴滴涕妇女的4倍多。这项研究的发布距离首次滴滴涕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国会听证会已经时隔65年之久。
科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鉴于目前草甘膦的使用如此泛滥，我们预计，一旦确认它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到时其影响将会是广泛、难以清除且极难管控的。
但要找到物美价廉的替代品并不容易。在今天的市场上，许多替代品的毒性甚至会更大。尽管如此，由于杂草逐渐对草甘膦产生抗性，寻求替代品也变得迫在眉睫。
我们认为，人们日益关注草甘膦的效果及其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这会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以找到化学除草剂的替代解决方案。而这些努力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否则农民将选择使用毒性更大的除草剂。草甘膦看起来很便宜，但它所造成的真实代价将是高昂的。
注释：
[1]https://usrtk.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Evaluation_25.03.21-with-signatures.pdf
[2]https://usrtk.org/pesticides/new-analysis-glyphosate-studies/
[3]详情请参阅最强白名单：全球限制或禁止草甘膦除草剂国家汇总，
https://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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