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专家的良心

　　向朋友介绍马司令参过战，还参加过核试验，没想到引爆了马司令的谈兴，他竟滔滔不绝再次回忆起当年参加核实验的细节，其中提到他与一个参加核试验的专家领队的冲突，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今天几个颇为活跃的转基因专家，还有他们的“科学家共同体”。

　　于是，我的“写兴”也被引爆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马司令讲他当年参加核试验的经历了，马司令当年自然也不是司令。马司令当司令前曾经当过大名鼎鼎的雷锋团团长。我认识他是在洪水共长天一色的松花江边，他当时是一个主力师的参谋长，正风餐露宿在松花江大堤上，指挥部队抗洪抢险。两年后我奉命由战区机关到这个师代职，他已经是副师长了。

　　师常委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部队，夫妻天各一方，常委远离家门，一个个在部队大都是“光棍”，一日三餐，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食堂”。一些不需要开常委会定的工作，师长、政委经常在餐桌上或是在饭后散步的时候就安排了。饭后散步还可以谈心交心。我有空闲的时候，就请马副师长谈他以往的经历。他参加过越战，但不是中国对越反击战，而是帮助越南打美军。据说有一次他与包括一位将军在内的部队朋友聚会，酒喝多了，有人当着他的面热捧那位将军，说将军参过战，了不起，现在部队参过战的军人不多了。马司令酒壮英雄胆，毫不客气，说你参战打的是谁?我参加越战打的是美军。将军马上说：“真的啊?还是你厉害!佩服”。

　　但是，给我印象深的还不是马司令当年去帮助越南打美军，给我印象深的是他当年参加中国的核试验。

　　那时马司令是雷锋团的一名排职军官，没有人想到他后来会当司令，更没有人会叫他“司令”，顶多叫他一个“马排”。

　　雷锋团是工兵团，作为工兵团的一员，马排不止一次参加核试验。乘飞机穿越原子弹空爆后的蘑菇云取样，他干过;钻进地下核试验的坑道里取样，他也干过。

　　我要写的是他参加地下核试验取样。

　　作为试验的核爆，当然要有监控，有记录。负责影像记录的是很多事先安置好的摄像机。摄像机是距离核爆中心最近的装置之一。核爆过后，提取摄像机及记录影像，那是专家的事儿。因为原子弹在地下爆炸后，核爆区有核辐射，还有放射性沾染。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有多严重，谁也不知道。所以，为了保证后续专家的安全，在专家亲自提取摄像机及影像之前，需要部队人员先去取样，以检测核放射与核沾染的强度。危难关头，总要有一个人先下地狱，当时的马排就属于先下地狱的人。

　　马排知道地下核爆的位置。因为在地下核爆炸之前，马排曾有机会瞻仰了那颗即将起爆的核弹。

　　核弹放置在坑道里。坑道很长。走过很长的坑道，马排终于看到了放置核弹的地方。那是坑道中的一个小单间，单间四周不仅有很厚的水泥墙，还有一道很厚重的铅墙。墙上面有一个很小的窗口，马排就是通过这个很小的窗口，看到那颗很快就要惊天一爆的核弹的。论个头，核弹不小于一口超大的古钟，它静静地躺在用铅铸就的坑道单间里。这一刻，它仿佛在沉睡;下一刻，它暴跳而起便会惊天动地。

　　果然，惊天动地之后，负责制造核弹的专家们开始欢庆爆炸成功。马排、一个班长、一个司机，还有一辆北京吉普车，三人一车，遥感着人们的喜悦，开始迅疾前往核爆中心。

　　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叫“取样”。

　　司机只管开车，负责取样的是马排和他手下的班长，两个人头上戴了防毒面具，浑身挂满了检测仪器。到了摆放摄像机的位置，迅速取了样。OK，任务已经完成，该迅速返回了。可是没想到遥控话筒里又传来新的命令——要求马排深入地下坑道400米，继续取样。

　　核爆后的坑道，400米纵深，那里的核放射、核沾染，不是魔鬼胜似魔鬼。尤其是核爆过后坑道里的热度。马排想，那坑道下面会不会已经统统化作了岩浆啊，进入坑道会不会一脚踏入火山一般的熔岩空洞啊?

　　如果那样，等待马排的就不是瞬间化作山脉，而是瞬间化作青烟。

　　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马排没有选择的余地。“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对此时作为军人的马排可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立即付诸现实的行动。

　　“冲!”

　　“快!”

　　所幸坑道400米纵深没有火山一般的熔岩。马排与他带的班长两个人顺利取了样，钻出坑道。马排嘴里又冒出两个字：“快撤!”

　　时间就是射线，时间就是沾染，时间就是健康，时间就是生命。

　　分分秒秒，性命攸关。司机很着急，也有些慌乱。吉普车在戈壁滩三扭两扭，方向盘内的操纵拉杆竟然被扭断了。

　　完了，惨了。

　　没有四个轮子，靠两条腿，返不回去，既完不成任务，三个人也难保性命。

　　紧急中，马排突然发现后方三四公里处有一辆客车。

　　那也是参加核爆科考的一辆车。车随时可能启动返回。搭上这辆客车，就是生;赶不上这辆客车，就是死。马排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三四公里长的距离，事后马排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的，仿佛眨眼之间，三个人就赶到了。都说兔子急眼了，跑得比鹰还快。马排这次是体会了。

　　客车上坐了六七位参加核爆科考的专家。客车发动机轰隆隆已经启动，眼看就要返程了。

　　谢天谢地，总算赶到了。

　　马排呼哧带喘地说：“我们是奉命参加取样的解放军，我们的车坏了，现在只能搭乘你们的车。我们身上有放射沾染，你们往里去，坐到后面，离我们远一点。”

　　所有的专家都立刻躲到了客车的后面。他们当然知道，这三个军人是深入核爆中心最近的人，也是被放射沾染侵蚀最严重的人。

　　一个显然是负责领队的专家挡在了客车的门口，冷冰冰地说：“那不行，你们不能上来，你们身上的放射沾染太严重了。”

　　马排说：“求求你了。这里只有这一台车，不让我们上，我们搭上三条人命不说，取样任务也完不成啊。咱们都是为了核试验，就请你们发发善心，帮帮我们吧。”

　　领队的专家还是挡在车门口，毫不开面地说：“不行。这是我们的专车，不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许上来。”同时命令司机：“开车，赶紧走。”

　　见死不救，见难不帮。

　　班长和司机都是战士。面对专家领队的冷酷，心想，这下完了，刚刚爆炸过原子弹的茫茫戈壁，没有车，靠两条腿能走得出去吗?这不是明白着要人命吗?

　　领队的专家没有想到，马排是参过战，是在越南打过美国鬼子的。参过战的军人火气大，轻易惹不起。更何况马排执行的任务说白了就是给后续的专家趟地雷。

　　老子为你们专家舍生忘死，你们竟然眼睁睁见死不救。马排怒从心中起，上去一把揪住领队专家的脖领，用力一拽，骂了一句：“去你妈的，你想见死不救，要老子命，没门!”

　　领队专家一个跟头栽到车下，门牙触地，被磕掉了两颗。

　　马排冲两个士兵一挥手：“上!”

　　三个人上了客车。

　　领队专家满地找牙，满口是血，痛得直哼哼。车上其余的专家，面面相觑，再没有人敢阻拦，也没有人敢说话。

　　圆满完成任务，临到论功行赏，领导找马排谈话，说：“本来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尤其是追加任务，深入到地下取样，那是出生入死，按说应该给你立一等功。但是你打了人家专家，人家把状告到了总部，本来应该给你处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处分也不给了，功也不给你立了，就算功过抵销了。”

　　马排说：“我没打他，我就是拽了他的脖领子。因为他见死不救，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可是三条人命!”

　　但专家的状告到了军队的总部机关，山沟里雷锋团的小胳膊岂能拧过北京专家策动的高层大腿?

　　就这样，当时的马排、后来的马司令，吃了不少核爆后的射线，虽然没挨处分，但却少立了一个一等功。

　　危难关头，这就是我们的军人，这就是我们的专家!

　　马排说：“不过专家里面也有好的，车上坐的那几个专家就没阻拦我们，人家都主动坐到了后面。后来部队派人去调查的时候，他们有人也说了真话，说确实是因为不让上车，解放军再三哀求也不让上，解放军急眼了，才揪了他的脖领子。解放军没有打他，他的门牙是摔倒磕掉的。”

　　那时绝大多数人是有良心的。

　　那时还没有人动不动就提什么“科学家共同体”。幸亏车上的专家没有“科学家共同体”，要是有了“科学家共同体”，马排和另外两名士兵的性命就难保了，他们负责的取样任务也难以完成了。

　　那么今天呢?

　　今天转基因专家们有了“科学家共同体”，可是他们还有良心吗?

　　巨贪2000余万的转基因安委会成员李宁有良心吗?

　　与李宁一样甚至比李宁有过之无不及的转基因官员、专家有良心吗?

　　转基因的“科学家共同体”有良心吗?

　　中国非转基因水稻亩产已经达到了1300公斤;那中元用诱导调控技术将单季田变成双季田，水稻亩产可达1500公斤，小麦试验田单季亩产也达到了1500公斤。转基因水稻能杀虫，但农官与专家从来不敢报亩产的具体数字，转基因小麦的亩产数字就更不敢报。媒体不经意流露出转基因水稻亩产“千把斤”，也就是不足500公斤，如此低产又不安全的转基因水稻，凭什么要疯狂推广?中国稍稍退运一点美国转基因玉米，美国便慌了神，其转基因产业界不得不筹划实施新一轮转基因进攻中国战略，中国转基因专家走出实验室当起了美国孟山都、杜邦的推销员，他们还有良心吗?他们的良心哪儿去了?

　　代表5700万美国民众致欧洲的联名信，请欧洲协助抵制转基因;欧洲不惜2500万美元投入，组织“中立”科学家开展时间超过两年的转基因玉米及配套农药的危害实验。中国转基因农官与专家凭什么火烧眉毛一般地急于推广转基因?

　　美中国转基因农官与转基因“科学家共同体”里应外合，为了一己的美元利益，急不可耐地剥夺中国大妈对转基因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他们如此的丧尽天良，难道就不怕有一天13多亿中国人民像当年马司令那样忍无可忍，愤怒地送他们四个字：“去你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