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资料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决策，光明网记者为此采访了一直关注生物国防安全问题的著名军旅作家吕永岩老师，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光明网记者沈阳（下称记者）：吕老师，您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同你近一年来的第三次访谈。前两次访谈内容公布后，收到很多网友反馈，感谢您给我们传递了很多最顶层设计涉及的问题信息。这次访谈，我想请你谈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你一定注意到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其中提到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一、维护国家安全刻不容缓美国经验值得借鉴
吕永岩：非常感谢光明网安排这次访谈。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我是第一时间在我的博客中发文，认为这是一个特大好消息。昨天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观点，特别是我熟悉的罗援将军，也谈了一些很好的看法。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责是全方位地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那么强大，但是在对国家的安全防范上，却比我们明显重视得多，投入也多。美国早就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同样有国防部，还有国土安全部。
我为什么要提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因为中国有个国土资源部，但是没有国土安全部。国土资源部与国土安全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职责区别就更大了。看看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职责，那是很令人震惊的。中国国土资源部侧重的是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的不是土地和资源，而是保卫国土安全及相关事务，主要负责：一是加强空中和陆路交通的安全，防止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境内；二是提高美国应对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三是预防美国遭受生物化学和核恐怖袭击；四是保卫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汇总和分析来自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情报。国土安全部有信息分析与基础设施保护分部，有化学、生物、放射与核对抗措施分部，有边境与运输安全分部，有计算机安全分会，有国家生物武器防务分析中心、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动植物卫生检验局，有联邦保护局，有海岸警卫队，林林总总的部门加起来有23个。
对比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我们就能知道，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我们比起美国，差距相当大，缺项相当多，漏洞太明显。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远没有美国强大。但比我们强大的美国，人家都很注重国家安全，可谓不遗余力，严防死守。我们在这方面比起美国，差得多了。鼓动效仿美国的一些人，从来不提效仿美国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面”上，一定要宽泛一些，不仅是国防安全，更要关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等等。
二、生物国防是当前国家安全要务之一
记者：提到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我知道您对生物国防一直很关注，也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在国内影响挺大。您认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生物国防有直接关系吗？
吕永岩：当然有关系。一般地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照的应该比较宏观，我刚才说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方方面面，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应该照顾到，关注到，当然能管到就更好。我说的“管”，不是具体的管，而是一种顶层设计的“管”。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推动国防生物法的制定，推动建立国防生物委员会，如果能推动建立美国那样的国家生物武器防务分析中心，那就更好了。
众所周知，美国是转基因技术及作物的输出大国，中国是进口大国。生物战，美国占尽了先机，具备方方面面的优势，但仍然厉兵秣马，紧锣密鼓。美国的生物国防法不是有一部，而是有两部。有“公共健康与生物恐怖主义应对法案”，还有更进一步的“布萨特计划”，并且这两部生物国防法美国还在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美国通过种种渠道，向中国兜售转基因“实质等同”，但却从来不提他自己不断完善的“生物国防法”。美国这样做当然毫不奇怪。美国有美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战略。奇怪的是中国只接受美国兜售的转基因“实质等同”，却没有人推动“公共健康与生物恐怖主义应对法案”即“生物国防法”的制定和落实。
中国对生物国防法的忽视和冷落，不仅有可能使中国签署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保护条款在中国落空，而且使得中国宽正面、大纵深、充分裸露地任由转基因生物入侵，包括中国的动物、植物，都在无任何法律保护的任由攻击之内。转基因生物无序扩散、疯狂入侵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约束，转基因生物战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也没有任何制裁的法律可依。并且生物技术应用科研的双重性，即相关科研本身具有的危害风险、实验时的泄露风险，不良科学家出于种种目的制造转基因食品武器、疫苗武器的危害风险，也都没有明确的法律限制。没有把来自国内外的生物危害、生物进攻统统关进法律的笼子里。特别是美国专门制定了孟山都保护法，中国不但不制定相应法规，反而“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孟山都大摇大摆地进来，想干啥就干啥，想咋干就咋干。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危险的现实我希望能够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所改变，这也是国内众多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人们的普遍希望。
三、生物国防需要高屋建瓴扎实施行
记者：听您这样一说，我们国家在安全防范，尤其是生物安全防范方面还真有不少问题。中国需要有一部《生物国防法》，有法还要有人去抓落实。您能不能就落实环节再深入谈谈你的看法。
吕永岩：你说得很对。推动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人，一贯唯美国马首是瞻。既然这样，那我们不妨就多借鉴一些，既借鉴美国建立《生物国防法》，又借鉴美国建立一个涵盖面广、真正具有约束力和权威执行力的生物国防体系。
美国参与生物国防行动的机构多达15个。不仅有农业部，更有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商务部、卫生部、交通部、劳工部、能源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等。
相对美国，中国的生物管理机构不但不是在扩充，而是在萎缩，连原有的卫生部部门法规也自己废止，这么关键的部门被边缘化了让人很难理解。与国土、环境、粮食、种族、生物安全生死攸关的关卡，真正“一夫当关”说了算的主要是农业部。没有国防部，没有安全部，也没有司法部及国家情报部门，完全排斥了军方及安全部门。并且转基因作物管理仅凭一个名单从来不敢公开见诸报端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国防部门和安全部门参与，更没有生物国防专家，甚至连医学、环境、检疫、食品安全部门的人员也都寥寥无几，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都是搞转基因的农业专家，这些专家有的还拥有国外转基因生物公司及生物组织背景，有的甚至是国外生物公司及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有的涉足国内生物种子公司，与转基因有巨大经济利益关联。也就是转基因“运动员”充当转基因“裁判员”。这样的一种生物监管，无论怎样标榜“严格”，怎样通过媒体宣传让中国人放心，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迫切需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引领下，建立起一个以维护生物安全为目标的有效的生物国防体系。
记者：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刚才你提到美国不但早就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还有一个国家生物武器防务分析中心。据我了解，这个中心是后组建成立的。您能不能再具体谈谈这个中心是怎么回事？
吕永岩：的确，美国的国家生物武器防务分析中心组建的时间不算长，而且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名字，叫“国家生物防卫分析和反制中心”。两个名字，相当耐人寻味。
从已经公开的信息看，美国的这个“国家生物防卫分析和反制中心”有几个特点：一是建在军事基地里，二是属于高度机密的研究机构，三是不仅主营“防卫”，还有一个是“反制”。中国很多出于职业敏感的军人，提出重视和加强生物国防的建议，但是不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反还受到转基因利益集团以“不懂科学”、“军人干政”为棍子的压制和围剿。在这样转基因“一转独大”、“一转独尊”的环境下，中国当然不会有类似美国“国家生物防卫分析和反制中心”那样生物软打击的“盾牌”，也没有生物反制的“长矛”，更谈不上由军队主导的生物软打击防范与反制的“矛”和“盾”。
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生物防御还停留在二战水平，也就是只有对以动物、昆虫为载体的生物战防范研究，没有对以植物为载体的生物战防范研究。当中国转基因科学家出于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所带来惊人个人利益的追逐，不断声称与转基因产业化相关的研究要“落后”，要“误国”的时候，中国生物防卫研究与反制早已经大大落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不但误国，而且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和种族的健康繁衍。并且中国越是按照转基因产业化“一转独尊”、“一转独大”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生物防卫与反制就越是被冷落，中国面对生物战软打击的处境就越危险。
五、只有建立有效防范体系才有更科学高端的国防力量
记者：防卫加反制，美国确实好厉害。形势紧迫，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吕永岩：我看到你在光明网上发表文章，披露围绕转基因产业化，中国已经总计投入了1200亿元资金，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在我看来，中国在转基因问题上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中国急需设立生物国防专项经费。美国财政部从2003年开始，为生物国防行动拨付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累计开支。其中，卫生部一个部门就拿走了总数60%以上。这表明美国生物国防的最终落脚点是保护人。中国农业部搞了一个“转基因重大专项”，高达1200亿的巨额经费竟然没有一分钱花在生物国防上。也就是说，中国对生物国防的投入，不但无法与美国600亿美元开支相比，而且得不到一分钱的国家财政支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片空白。
目前我国有经费支持而没有严格监管的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研究，很难不走上背离正轨的邪路；没有经费支持的生物防卫与反制研究，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其实，转基因产业化研究，目前已经仅仅是一种“技术”，一般研究生都能搞。被专家冷落的生物防卫才是更高端的科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譬如转基因转入的外来基因以及启动子等“钥匙”，究竟能打开多少潘多拉魔盒？如何抑制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及生态链条的破坏？怎样阻止转基因技术导致的病毒在转基因产物中的频繁重组？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的新型病原体是哪来的？会带来哪些危害？转基因食品一旦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怎么办？怎样对付转基因导致的“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靠什么恢复被转基因作物破坏的土壤？怎样恢复被转基因作物破坏的生物多样性？如何应对转基因生物打击造成的各种特定疾病、死亡，动植物、生物的生物性失能，环境破坏等等。
总之，生物国防，生物防卫与反制，课题只能比服务于产业化的转基因技术更多、更难，科技含量更高，而绝不会比服务于产业化的转基因技术更少，更容易，更浅显。转基因专家所以从来不提生物国防，生物防范，一是他们的立场、动机值得怀疑；二是生物国防、生物防卫与反制缺少转基因产业化那样惊人的利益驱动。生物国防、生物防卫与反制远没有针对产业化的转基因技术赚钱。这又从反面证明了生物国防、生物防卫与反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衷心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即将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足够重视。如果能引起重视，我想这是国家的幸事，是人民的幸事。
六、必须尽快培养自己的高级人才
记者：您说的这些我深有同感。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面临的课题相当多，任务相当繁重，人们对其寄予很多厚望。你认为生物国防有了法律，有了机构，有了经费，问题就解决了吗？
吕永岩：还有一个问题是人才，中国急需夺回被外国资本占领的生物国防人才高地。严酷的现实是，中国没有对生物研究人才高地的有效控制，相反还把生物人才高地拱手相让。中国德高望重的老农业专家佟屏亚先生有一篇文章，其中写到：
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有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在出国留学、进修、搞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受到国际咨询机构和跨国种业公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助。所谓“有奶便是娘”。这些人陆续回国后，有的进入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学会，有的进入政府机构。有的擢升院士，有的成为政协委员或政府要员，在国家科技决策方面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在社会活动中有了一定的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他们不仅吃了、喝了、拿了国外的种种实惠，而且跨国公司还不断“放长线”，通过在国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资助科研项目、共同进行合作研究，或聘任为高级顾问等，将中国高级生物科研人才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使其表面穿着中国外衣，暗地里却为跨国生物集团谋利，充当跨国生物公司占领并戕害中国的“卧底”。
中国出国人才被牢牢“钓住”，在国内学习的，美国孟山都、杜邦等公司也绝不放过。他们通过在中国国内重点大学公开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论文奖”等方式，不断进行腐蚀拉拢。不算暗地美元攻关的开销，仅孟山都等公开的“助学”、“奖励”，便覆盖了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十数所农科院校，每年投入的美元数量显赫，累计受资助、奖励的大学生成千上万。尤其是孟山都、杜邦公司的美元优先资助的是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生物工程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这些感恩孟山都栽培的硕士、博士作为后续梯队，将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农业主导机构、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陆续担任要职。中国生物人才高地的失陷可谓“这里的投降静悄悄”，让对手俯拾而得，令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人才高地的陷落是最根本的陷落。当占据主导地位的生物人才一个个都吃里扒外，里应外合，朝自己的人打黑枪，中国在生物战软杀伤面前不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才是怪事。
七、生物国防问题中国已经到了应该真正警醒时间
记者：佟老的这篇文章我也注意到了，的确是一针见血，令人警醒。
吕永岩：最后我想说得尖刻一点：金融危机，我们曾经救美国一把，但却不肯拿出一文钱来构建新时代对自己生死攸关的生物国防，更不在意生物人才高地的失陷，而被救的美国不但不惜耗资600亿美元，紧锣密鼓地准备生物“防卫”与“反制”，而且拿了我们接济的钱来收买我们的人才，甚至把我们几代人才都彻底掏空。“借刀杀人”，“以夷制夷”，“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舆论战、信息战、金融战、生物战等领域，统统都被美国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应该醒醒了！
记者：谈到这里，我还想像上次访谈那样，请你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
吕永岩：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幸福的保障，值得期待！
记 者：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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