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得好与吃得饱的斗争：越南台资工厂的午餐政治

　　本文摘自台湾学刊《台湾社会学》第45期（2023年6月），页1-53。

　　作者龚宜君，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刘桂苓，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博士候选人

　　本篇论文是从越南改革开放后外资工厂的午餐争议出发，分析工厂午餐作为一种强制共餐，如何内化于半边陲的台资威权式与阶级种族化的劳动体制之中，进而触发了接合阶级与民族主义的工人午餐抗争。在越南政府作为「工人国家」与依赖外资的政经脉络下，具有维生道德意义的工人午餐抗争促使政府开启了与食物权相关的保护主义集体协议空间，作为劳资双方「桥梁」的越南政府，试图以受限的7c/NQ-BCH号决议来调解劳资阶级对立关系。此协议性质而非法律的议案，让工人的食物权高度依附于资方的善意与否，不满于资方固守以米饭「吃得饱」的供餐原则，工人只好藉由每日的午餐政治持续对台资抗争施压；除了诉求吃得好的得体午餐外（午餐质量与公平性），由于劣质的工作餐通常是与台资工厂严苛的劳动条件共变，因此可藉由日常「吃饭」琐事来开启其他劳资议题的协议空间，具体化了台商所说的越南工人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叛意识。相当程度来说，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争结合了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抗争行动，午餐权利抗争是交织在阶级认同与跨越阶级的民族认同之中；一方面，反对经济剥削，抗议台资提供无法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劣质午餐，另一方面，反对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个人和社会灾难，抗议种族差异化的劣质工作餐所内含的对工人及社会的贬抑。

一、前言

　　2016 年一家位于越南河内的港资玩具公司 Chee Wah，因午餐问题导致约 1,600 名工人于 8 月 16 日集体停工。根据报导，工人罢工的理由，一是公司未提供卫生安全的午餐，二是公司提供文房员工与生产线工人有差别待遇的午餐。Chee Wah 的工人控诉公司供应的午餐已屡屡在卫生上出问题；更让工人不满的是，午餐有文房（行政单位）和工人（直接生产）之别，工人提到：「我们知道他们吃的白米比我们好，菜也比我们好，鱼露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忍耐吃一吃然后继续工作，虽然深知它不能保證是卫生健康的食物」。事件开始于 8 月 11 日的午餐，工人发现午餐食物中的两道菜有白蛆，马上呈报工团 【越南工会的最小单位为每个企业内的基层工会（越文称为工团），目前每个企业仅有一个基层工会。基层工会必须受到企业所在之工业区、或地方的上级工会（称为联团）之指挥监督，此等上级工会是由地方政府派员组成，而总工会则是中央层级工会。】与公司高层，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答覆。8 月 15 日工人再次向工团与公司高层提出公司供应的午餐必须做好卫生保證，并要求行政人员与生产线工人应该有平等的午餐。但是，工人的要求仍未被受理，1,600 名工人乃于 8 月 16 日 12 点 30 分进行同步罢工，要求公司妥善的处理。之后，公司高层与 20 位工人代表协商后提出承诺：公司会依照食物卫生安全规定供应午餐，并同意按照规定进行午餐品质检查；公司也会平等地供应午餐给文房和工人，统一供餐，不再有分别。

　　越南工人的午餐抗争，同样发生在韩资工厂。例如，2004 年韩资 Shilla Bags 公司管理阶层强迫工人购买餐厅供应的腐坏食物，引起工人自发的抗争行动，决定罢吃，女工们当场折断桌上所有的竹筷子以示抗议，同时全体站起来，大喊食物坏了。之后，管理阶层出面道歉，才允许工人可以购买外面摊贩的食物进公司吃（Trần 2013）。 2010 年 6 月，在韩资 Hansoll 成衣厂工作的越南女工阮氏深（Nguyen Thi Tham）写了一封投诉信给当时越南总工会主席邓玉松（Đặng Ngọc Tùng），信中揭露了工人在韩资工厂中严苛的劳动情境，之后信件全文以及邓玉松的回函被登刊在劳动报（Lao Động）。从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工人抗争的焦点，包括薪资计算方式、不当管理与劣质的午餐，其中有关午餐的描述可以让人深刻地感受到，Hansoll 的工人因午餐而遭遇到的阶级与种族差异的受苦（suff ering）经验。

　　阮氏深控诉公司：

　　规定禁止工人将个人物品、杯瓶、雨伞、帽子和外套带到车间，进入车间必须关闭手机。这个公司在维修部门前挂了一个标语，上面写著：「不歧视」，但实际上并非没有争议。办公室行政人员允许携带个人物品，可以用水杯／水瓶喝水，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都可以使用手机。走到遥远的公司餐厅时，他／她们可以撑伞和戴帽子遮阳，吃饭时也得到「全心全意」周到的服务。⋯⋯（工人）喝水就得把嘴巴就著水龙头喝，不知道他们把工人看成是什么样的动物，去吃饭时，头顶著太阳，打伞戴帽子就得偷偷摸摸像小偷一样。⋯⋯吃饭的时候人多，一定要挤，争先恐后，工人争食像在「难民营」一样。有的人为了一碗饭而落泪，端著一盘饭，彷佛在乞食。饭量像喂「猫」一样，我不知道公司是否把我们当成「人」。

　　在越南的台资工厂中，类似的案例也层出不穷，2004 年台资纺织厂 Top One，工人抗议公司供应的午餐，菜与汤中有蛆虫。工人控诉，工人是人类，不是狗和猫，应该有乾净和得体的食物，而不是被污染的食物（Trần 2013: 208）。10年后的2014年 Top One 工人又因午餐而停工，近千名员工参与停工，要求公司提高工作餐的质量。工人提及，公司提供号称 15,000 越盾／份的午餐，但工人经常吃到腐烂的食物，有时饭里还有蟑螂和老鼠屎。工人们更进一步说到，时常连续几个月，每周 6 天加班到晚上 9-10 点，那样一顿饭，她们哪有体力工作？也曾多次向公司投诉，要求提高餐点质量，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为了證明她们所说的事实，在停工当天中午，工人向媒体端出了一盘食物，问道：「如果厨房不说这是炒豆腐、红烧鸡、青豆，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菜吗？在这里，厨房喂什么就得吃什么」。台商也承认越南工人常因为午餐进行抗议，罢工或抗议通常从「吃」开始；抗议的起因可能是午餐少了「一颗卤蛋」，「饭没煮熟」，或是食物中发现了「蛆虫」，「我已经吃了一个星期饿肚子的蔬菜汤」，或者是因简单又很抽象的「难吃」、「不好吃」而展开抗议。对台商来说，以上这些伙食团或菜不好吃的问题，其实是生活上的「琐碎问题」，工人小题大作，他们就爱「不平则鸣」。从这种情况来看，工人与台商对工作餐（workplace meal）【在台资厂中的工作餐，最主要是午餐的供应，因而在本文中提到的工作餐，主要指午餐。】的重要性有著十分不同的看法，工人认真地看待工作餐的品质，认为是再生产的必要物资，甚至是作为「人」与「兽」区别的基础，一份得体（decency）的工作餐表达了外资对工人同是人类的尊重。而对台商来说，工人对工作餐的抱怨就是生活琐事，能吃饱就好，午餐抗争往往是藉机闹事。午餐为何会成为越南工人抗争的目标或引爆点？工人这种「琐碎的」午餐抗争反应了什么样的阶级关系？在目前已有的越南劳资关系研究中，尚未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越南工人的午餐抗争看来不只是 E.P Thompson（1991 ／沈汉、王加丰译 2002）所形容的「肚皮造反」的问题，还与阶层化的供餐、供餐的时间、餐点的品质、强制共餐有关；相对上与越南工人另一项重要的抗争议题「管理不当」有异曲同工之处。对午餐和管理不当的抗争都不纯粹是经济问题，也是为了人性／民族尊严、公平正义和自我保存等社会价值而抗争。本文试图以越南台资工厂午餐政治的分析来找寻上述问题的答案。

　　台资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前锋，扮演著全球商品链中实现与传输剩馀价值的重要角色，与台资促成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角色一样（吴介民 2019），半边陲的台资也中介了越南与全球市场的连结，协助越南改革开放后第一阶段的资本积累。在越南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劳资关系的显著性展现在剧烈的劳资争议与高罢工率，而其中台资工厂罢工件数的比例最高。2008 年以前台商一直是越南外资的第一位，之后投资金额与件数逐步落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后，但是罢工的比例仍然高居不下。1995-2010 年间，全国外资罢工件数的前两名是台资 38%、韩资 31%；2010-2016 年间的前三名是台资 31%、韩资 31%、中资 8%（Tran 2022）。越南总工会 2020 年曾指出，在劳动争议中，除了工资和奖金外，最让劳动人民感到紧迫的问题就是工作餐的品质。2019 年对外资聚集的东南部经济区 936 名工人的调查显示，工作餐营养不足，不能保證食品安全，是工人参与罢工排名前三项的原因之一（Tran 2019）。这些资讯，显示了工人十分执著于午餐吃什么这件「琐碎」的事。而从上文媒体揭露的午餐抗争事件，可以看到越南工人对工作餐的不满常见于位于世界体系半边陲的东亚外资工厂中，本文试图以越南劳资争议的重要爆发点且在「媒体上消耗了大量墨水和纸张」的台资工厂为研究场域，藉由午餐政治的分析来拓展我们对工厂体制中工作餐制度化过程的理解，以及其产生的政治效应。本文具体的论證议题，在于分析台资工厂的午餐政治是如何交织在越南特有的国家机器、台资属性、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集体记忆／传统与具体的劳动经验中，以呈现越南台资工厂劳资关系的地方特征；同时，也揭示越南工人在东亚半边陲外资工厂可能遭遇的普同困境。

　　二、文献讨论与资料来源

　　根据 Benedict Kerkvliet 的研究调查，外资食堂所提供的食物对工人而言是一项痛处，尽管有些公司提供免费的午餐，不过通常是无味的，营养价值很低，有时候还供应被污染的食物；但是，有些外资却禁止工人到公司外面用餐，甚至禁止工人自行带食物到公司食用（Kerkvliet 2010）。如果说工人的午餐抗争不完全源自经济因素，那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工人的抗争行动呢？本文将从几个面向进行分析，包括工厂体制是如何布署与安排工人的工作餐，越南社会主义政府对工人午餐／抗争的治理，以及越南工人午餐抗争的社会根源与动员方式。在以下文献讨论中，将聚焦于以上三个面向的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回顾与讨论。

　　（一）午餐抗争的场域：工厂食堂的强制共餐

　　吃午餐是生物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共餐（commensality）简单来说，是指一起吃饭（eating together）以及在同一张桌子上分享食物。研究者指出，一起吃饭分享食物是社会团结（solidarity）与社交性（sociability）的重要标志，共餐因而有著社会整合的积极性，增加群体内部的团结，所以共餐通常伴随著欢愉（commensality with conviviality）（Grignon 2001）。但是我们可能被迫和他人共用桌子用餐，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并没有形成什么社会关系，只是纯粹地为了补充养分并桌吃饭（Simmel 1994; Symons 1994）。可见共餐未必都具有正面积极、欢愉的意涵。Grignon（2001）曾描述一种制度共餐（institutional commensality），将之视为以集体方式完成生物个体需求的物质任务和象征性义务的聚集。在制度共餐中，群体所属的机构基本上是封闭的，这种共餐原则有著严格的阶层区分，反映的是机构的社会组成，例如军队、监狱等。而在学校和工厂的共餐，可以说是一种准制度（semi-institutional）共餐，它的产生可能来自于机构强加的分类和限制，或是来自社会惯例。Grignon 只对各种共餐形态进行分类描述，并未有实际经验案例的研究，而 Watson（2011）则进一步讨论了历史上曾出现的制度共餐，那是中国大吃饱时代（1958—60）集体食堂中的「强制共餐」（coercive commensality），也就是「大锅饭」。当时为了实施康米主义，认为必须消除私人家庭厨房，打破家户共餐形成的家庭凝聚力，便以平等主义为由强迫人民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根据人们亲身的负面经验，大锅饭不好吃又不卫生，经费短绌也造成食物短缺和品质下降。工人阶层中出现有关大锅饭的反politic宣传与反文化霸权民谣，以幽默为武器，作为一种底层的抵抗。在本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台资工厂中类似的强制共餐，与大锅饭相似的负面经验与强制性，通常会引起越南工人的抗争，资方与工人围绕著午餐而产生的冲突，可说是名符其实的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

　　工人必须要进食，而强制共餐的资本逻辑是什么呢？ Foucault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顺服的身体一章中谈到了工厂体制，这种工业空间有著新的控制形式，实施严格的管理来获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同时保护生产工具及驾驭劳动力。为了维持秩序和便于监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须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要消除人员的四处流动和无益或有害的人员聚集。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能聊天，不能吃东西等，甚至在吃工作餐时「不得讲故事或进行其它会让工人分心的谈话」。因为工人在付薪时间内的劳动必须是高质量的，身体应自始自终投入生产中。对资方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工人浪费时间就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诈欺，Foucault 认为经由时间表的控制，从外施加集体和强制性节奏，让工人和工厂间建立起强制联系，便可以让工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极限，汲取更高的利润（Foucault 1979 ／刘北成、杨远婴译 1992: 135-167）。

　　这样来看工人要吃饭，时间是一个问题，所以资方要有节省时间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资本家为了节省时间，到了用餐时间也不让工人离开机器，资方往往得在机器旁跪下来喂工人吃饭，因为机器不能停下来。资本家十分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让机器停下来」这样的倡议；因为他们担心丧失占有工人劳动的时间，从而丧失利润。所以，资本家的办法就是把午饭当成是劳动工具的辅助材料，添加到正在进行生产过程的工人身体中。马克思反讽的说，资方刻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像对待单纯的生产机器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Marx 1876 ／吴家驷译 1990: 295）。彭昉对中国台商的研究也发现，台商将宿舍和食堂视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衍生物，以掌控工人劳动的确切时间，确保工人每日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量（彭昉 2006）。但是，当共餐作为一种社会／交活动，转化为工业生产活动以释出劳动力时，势必会面临社会活动与强制共餐间的矛盾，在安排与布署每日多达数万人，少至数百人的工作餐时，势必对工人身体、个体差异、口味偏好予以否定，找出最低限度的共同点，吃饱就好；这样的午餐很难不造成骚动，或台商口中的藉机闹事。

　　（二）午餐政治与集体协议的空间：政府与工人间的食物供应政治

　　在传统社会中，支配者与从属者间的食物供应政治（politics of provisions），通常是讨论在一个共同体中，如何经由社会／政治习惯以及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经济」来保障从属者的维生权利。例如，Scott 讨论二十世纪初越南农村的道德经济时，指出地主与农民间的食物供应政治，考虑的是农民作为一名消费者而不只是生产者，农民吃饭的维生权利是不能憾动的，其中饥饿会召唤正义。Scott 曾指出，「从农民日常生活食物摄取中也许可以推演出他的政治活动」（Scott 1976 ／程立显、刘建等译 2001: 242）。而在当代社会，社会群体与统治者之间的食物供应政治，国家政策往往取代了实作的习俗传统，但是，人民吃饭的权利仍难以憾动。在一些政体中，尤其是威权政体，食物供应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它的实践与否更直接影响著这个威权政体的正当性与稳定性，政府必须要能确保人民的粮食安全。例如，在孟加拉军方所支持、未经民选的政权下，各种抗争活动都被禁止，但即使这样，愤怒的饥饿人民还是可以上街抗议负担不起食物（Hossain and Jahan 2014）。这似乎意味著，维生权利的实践与否与政府的正当性危机密切相关。这样的现象也显示面包和奶油的问题是底层阶级政治与抗争的本质所在，发生粮食骚乱时，如果威权政府的保护主义契约被群众压力所激活，公共当局就可能采取保护维生权利的行动，食物骚乱将开辟出「协议的政治空间」（political space for bargaining）来解决饥饿问题（Bohstedt 2014）；或如 Hobsbawm（1952）提到的「藉由骚动而促成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抗争迫使统治者采取行动。这些观点意涵著食物权所诉诸的道德力量更能突显抗争的正当性，同时更能打开异议各方集体协议的政治空间。那当代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的食物供应政治是由哪些因素所主导？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曾经历 1975 年统一之后十年间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的失败，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造成了北部多达 930 万人面临饥荒（Pham 2006），这是越南政府放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改革开放的原因之一。1986 年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后，越南宪法第 25 条即承诺提供外资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但是，越南社会主义政府的正当性也建立在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契约上，如宪法第 4 条就载明，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第 10 条更规范了代表工人阶级之越南总／工会（Tổng Liên đoàn Lao động Việt Nam），照顾和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任务。此外，越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外，还有另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亦即民族主义的社会契约。当初胡志明的越盟及后来的越南共产党的革命，主要是以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号召来动员越南人民。相当程度来说，当前越南政府的统治正当性很大成分是来自对越南去殖民化与国家独立的贡献。

　　学者们分析在市场经济脉络下，面对外资与工人间的对立时，越南官方似乎更偏袒和支援工人而不是资方，对罢工的镇压也很少见。他们认为官方容忍罢工的原因是，工人的抗争诉求只限制在劳动条件上，并未外溢到其他威胁party—state的政治性议题，且组织性很低。另一个原因则是，越南社会主义政府认为维护工人权益对其作为工人国家的统治正当性至关重要。基本上，面对工人的抗争处境，政府是以回应、容忍和压制的混合方式来处理，Kerkvliet（2019）将之定位为「回应式的压制性」国家（responsive-repressive state），王宏仁（2019）则称之为「防御威权主义」政府。而工人也会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抗争时对执法者召唤民族情感寻求支持；或是指责越南共产党屈从于新殖民主义，对其施压并挑战其统治的正当性。工人即曾批评地方政府在工人背上铺红地毯欢迎外资，以牺牲工人为代价（Do et al. 2006）；《劳动报》在工人罢工时会批评政府劳动部门对外国资本卑躬屈膝，牺牲数百万工人。越南异议人士 Nguyen Dan Que 博士接受有关罢工的访问时提到，「战争期间，农民和工人牺牲的血汗最多。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河内政府却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越南工人」。

　　既依靠one party制威权又依靠社会契约统治的越南政府，当遭遇愤怒的外资工厂工人因食物而抗争时，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契约是否会被群众压力所激活，而打开政治谈判的空间？不是打压工人而是协调出平衡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亦即越南政府有无可能将保护主义和劳动力商品化两项相互抵触的利益融合在一个制度之内？保护主义原则是要保护劳工免于资方／市场的危害，但劳动力商品化却迫使他们以出卖劳力谋生。本文的讨论，将聚焦于越南工人阶级的食物供应政治如何在越南社会主义政府对外资的依赖与工人间的社会契约脉络下展开，具体分析越南政府与工人之间食物供应政治的决议文，越南总工会 2016 年发布的 7c/NQ-BCH 号决议 -「工人工作餐品质」（Chất lượng bữa ăn ca của người lao động），探讨影响「工人工作餐品质」决议制定的因素、执行过程、政经效果，以及越南总工会对午餐相关劳资集体协议（CBA）的倡议。

　　（三）解释越南工人的午餐抗争：跨国资本与越南工人的行动主义

　　为什么在越南社会主义one party制中，公开抗争成为突出且持久的政治特征？午餐抗争成为日常政治，基本上，也是出现在这样的脉络中。Sui Kaxton 与 Anita Chan 指出，越南不仅因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引人关注，持续不断的罢工行动也是世人注目的焦点，在其他亚洲国家，甚至邻国东大，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多的罢工报告（Sui and Chan 2015: 71）。有关工人频繁的「不平则鸣」公开抗争的行动主义，大多数的学者是以国家与社会（工人）的关系来解释行动的可能性（Kerkvliet 2019；王宏仁 2019）。如前文提及的 Kerkvliet 认为越南「回应式的压制性」国家机关的特质，所形成的国家—工人关系，为工人的行动主义创造了可能的政治空间。Joe Buckley（2021a）则是以自发抗争来解释越南工人的行动主义，因为自发的战斗式（militant）未遵行合法罢工程序的野猫罢工，对资方形成的压力往往是有效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委托进行的 2011 年有关越南罢工的调查，在 92% 的罢工中雇主接受了工人的所有要求（Do 2017: 1058）。相对于 Kerkvliet、王宏仁等学者采用国家—工人关系视角来分析越南大量的野猫罢工，Buckley 采取的是资本—工人关系的观点来讨论此议题，这种论点强调工人自主及行动主义的罢工是源自资方的行为，劳资对立关系形塑了越南工人的战斗性，因而要解释工人的战斗性，应该是去了解阶级关系的配置（arrangement），尤其是资本违反劳动法规的种种行为和态度（Buckley 2021b）。那越南台资的劳资关系特征是什么呢？

　　根据已有关于越南台资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没有明确定位台资的劳动体制，但是从文章中劳资现象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其倾向专制式的劳动管理。复制来自中国的管理方式，为汲取利润的最大化，以威吓强制的管理方式来取得工人的从属性，尽管遭遇到以往在中国未曾经历过的激烈反抗（Sui and Chan 2015）。或者指出在核心国际买家驱动的全球生产压力链结构下，促成半边陲越南台资工厂对高劳动强度的要求，形塑出高压专制的劳动控制方式（王宏仁 2019）。另有研究者指出，台资管理者缺乏对工人理解和同情的敏感性，资方就是施展权力的人，通常会强迫员工服从他们，对台资来说与工人协商和让步是羞辱和不可接受的行为（Tran 2022）。甚至有研究提到台湾的管理者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知识甚少，且具有军事性格，有时表现在对工人的身体暴力上（Anner 2017）。而在媒体报导的台资厂罢工事件中，资方严苛的劳动条件、不当管理通常会和劣质午餐同时出现，这似乎意味著工人的午餐抗争与资方的管理专制化倾向共变，我们尝试解析台资劳动体制与午餐争议之间的关系。

　　此外，上述的解释主要是以政府与资方的行动来分析越南工人的抗争活动，而非以工人的视野为出发点，无法说明罢工的行动主体— 越南工人为什么频频罢工，工人战斗性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其行动主义是立基于什么样的阶级构成和团结？基本上，本文比较想进一步探索的是，是什么样的价值引发了越南工人的「不平则鸣」？亦即工人作为行动主体，其行动主义的根源除了物质性的不满外，还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来正当化其抗争行动？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又源自什么样的历史脉络？ Trần（2013）曾讨论越南工人的抗争行动，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工人抗争，一种是马克思式，是指新兴工人阶级在生产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另一种是波兰尼式的抗争，基于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实体的破坏，她提到越南的情形是，工人反对劳动力商品化对人类尊严、正义和自我保存造成的破坏。当我们将这两种抗争放到台资工厂午餐政治的研究时，马克思主义式阶级抗争，主要探讨的内容是针对强制共餐所内隐的经济剥削。而另一类，波兰尼式反商品化的抗争，工人成为有效的行动者，不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一定是发生在生产点上，例如，抗争出现在食堂中，是为了捍卫个人尊严、得体的饮食和对越南社会的尊重。

　　基本上，波兰尼是以「整体性」（totality）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的商品化，他反对在分析人的利益时区分物质需求与理想关怀。对他来说，劳动力的商品化会影响到人类个体这项商品的承载者，也就是说当在市场出售或处理一个人的劳动力时，将涉及承载者「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实体。他认为工业革命造成惊人的社会混乱，而贫困问题只是这一事件的经济方面，它也会破坏既定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关系。因而，他强调阶级分析不应采唯经济论的观点，只著重劳工阶级的经济处境，因为文化灾难比经济剥削更为重要，例如，工业革命在不到半世纪就把大量的英国乡村人民由定居转变为不受保护的市场商品并遭受到文化冲击。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商品化，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相应的「保护社会」的反运动，来调节和约束由市场所造成的文化破坏，限制文化衰退的程度，这代表的不只是市场的阶级利益和经济原则，而是社会的普遍需求（Polanyi 1957 ／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 1999）。如果以波兰尼整体性的观点来看台资与越南工人的关系，当工人因出售劳动力而从属于资本的支配时，作为承载劳动力的工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实体也将经历文化从属化的过程，这是劳动力商品化内生的暴力过程。如果劳动力这个商品被过度使用、不加区别的使用、任意对待时，工人除了反对经济剥削外，也会出现反对文化从属化之社会关系的防卫行动。越南工人源于食堂的午餐抗争，部分原因即是为反对不体面、种族差异和不当对待的供餐，找回作为人的尊严。

　　此外，波兰尼式反商品化的抗争强调跨越阶级利益，形成政治联盟来捍卫个人和社会利益。Beverly Silver 在《工人的力量》（Force of Labor）一书中也指出，传统工人研究忽视或淡化了种族、民族、性别和国籍在阶级形成中的地位，工人的身分和认同，以及在生产点之外的各种生活经验，应被认为是集体／团结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干预变数。也就是说，工人会援引可以对资本施加压力的各种身分组合（如年龄、性别、种族和地缘），父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liver 更进一步指出，工人会划定非阶级边界和界限，作为要求保护的基础，即在非阶级基础上构建排他性阶级身分，例如，工人强调公民身分而非阶级，藉助国家的干预争取集体权益。当援引民族主义时，工人所依赖的不是工人在生产点的力量，而是依靠与整个共同体跨阶级的联盟。例如，1920 年代印度和中国纺织工人的行动主义，是与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Silver 2003）。那越南工人进行午餐抗争时，如何让相关的社会成员感知到他们经验多样性之间的某种统一，以组织有效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说，工人抗争的胜算机会在于他们是否能取得阶级之外成员的支持，这又取决于他们的诉求能否超越本阶级的利益。那在午餐政治中，越南工人会诉诸什么样的普遍利益来连结工人之外的社会群体呢？而在抗争进程中，相较于马克思式的抗争，波兰尼式抗争的诉求是否更能迅速扩展团结行动，而成为越南工人行动主义的特征？

　　本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是由 2017-18 年科技部支持的「越南台商的在地联结：政商关系、劳动形构与生产性摩擦」计划延伸而来，资料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移地研究的访谈资料，另一部分是越南总工会与越南媒体的文献资料。移地研究的部分，共搜集了 11 家台资公司的工作餐资料（表 1），经验资料的取得主要是经由对 11 家台资公司的台商／干、越南干部、越南工人的访谈而得，同时也访谈了西宁 T 加工出口区工会主席与干部。2021 年疫情期间，为更进一步了解工人对午餐的看法，但因无法赴越进行移地研究，乃以开放式问卷请 11 家台资厂中的 B 工厂与 C 工厂各 10 位工人填答有关工作餐问题。此外，文献资料主要是来自越南总工会以及各媒体网站，其中《劳动报》（Báo Lao Động）是越南总工会的机关报，是最积极的亲工人报纸。《劳动者报》（Báo Người Lao Động）是胡志明市工会的机关报，《青春报》（Báo Tuổi Trẻ）是胡志明市共青团的机关报，《青年报》（Báo Thanh Niên）则是越南联合青年联盟的机关报。这些报纸每日都有关于劳工议题的报导，提供了本文许多重要的资料。本文的作者之一，由于长期从事越南相关研究，搜集了许多台商／干、越南工人与地方工会干部的访谈，因此，本文也使用了过往搜集的访谈资料中与工作餐相关的资料。

三、台资工厂工作餐供应体制

　　（一）劳资关系紧张的午餐时刻：食堂中的工作餐

　　台干小琳在 2007 年，从台湾前往越南工作，抵达的第二天吃了第一份台资工厂午餐，当时她只夹了些菜、配上几口饭后，就整盘饭菜几乎原封不动的倒进厨馀回收桶。她说，在越南吃工厂的饭菜，也不是想要吃饱就能吃饱的，要能吃得下去才会吃得饱。她可以倒掉饭菜，但是现场的工人却不能这样做！当时那间台资工厂用餐的地方是一座临时搭建的茅草屋，正午时分温度近摄氏 35 度，十分酷热难耐，草棚下几支大型工业用电风扇呼呼的吹著，主要的功能是加速热空气对流和驱赶蚊蝇，若要以此吹乾现场员工的满身大汗也行得通，但若是想降低酷热所带来的不适，几乎是有限。工人中午用餐与休息时间总共是 30 分钟，全厂两百多人分成两班轮流吃饭，办公室人员被分配在第二批用餐，大家拿著餐盘跟著排队，大约排队 10 分钟后才会轮到取餐。午餐外包商的服务人员在餐盘里挟进了几块肥肉居多的水煮三层肉、小黄瓜切片、蒜头炒空心菜和一片西瓜，接著用大汤匙盛起白饭，汤则是打好放在餐台上，一碗一碗的让员工们取用，汤碗里的汤料就只是两、三片菜叶而已。餐桌可明显地看到著浅蓝色短袖上衣的越南籍工人和著白色长袖上衣的台干及陆干分桌而食。在白色长袖上衣的餐桌还摆著肉松、酱瓜和花生面筋，品管部门主管告诉小琳，在这里吃饭，口味不太习惯的话，就配点肉松、酱瓜和面筋；而在越南籍工人的餐桌上则摆放著鱼露、酱油和辣椒酱。这样的午餐，一份是,000 越盾，折合台币约十几块钱，算是很粗陋的午餐；当时，一份夹有两颗荷包蛋的法式面包（bánh mì）就要 8,000 越盾。

　　对小琳来说，除了不习惯菜的口味外，米饭是冷的，又干又硬，还稍微带点蟑螂味，这才是让她很难把饭吃完的主因。隔壁桌的工人则是在米饭上淋上酱油、将一条生辣椒压成碎片拌入空心菜里，一口空心菜配上好几口饭，吃下一份午餐。那工人为什么要硬吞下这样的午餐呢？小琳提及，工人早上若只吃一份法国面包或者糯米饭，十点多就会饿了，外加公司有门禁管制，中午要外出必须向公司申请、登记，十分麻烦，吃饭加休息时间只有 30 分钟，员工们为了有体力接续下午的工作，只能靠公司的那顿午餐，所以工人虽知午餐不好吃，但为了身体所需也必须吃饱，尤其是依赖大量的米饭。小琳的这段经历，其实是许多台资工厂典型的午餐样貌；包括了廉价外包的工业式午餐、贫乏的午餐质量、半强制的共餐、紧迫的用餐时间、炎热的用餐环境以及餐点的阶级／族群差异等。

　　对提供午餐的资方来说，中午吃饭真的很恐怖，每天要提供数百人到数万人用餐。例如，韩国三星电子 2018 年时，在越南北宁和太原的两家工厂共有 11 万名工人，每天提供约 17 万份工作餐（30,000 越盾／份）。许多台商在午餐时刻要担心无法准时供餐、怕饭没煮熟、担心苍蝇太多被抱怨等，而引起工人鼓噪。C 公司台干曾提及，有一次午餐的主食临时以面条代替米饭，工人非常生气，她说：

　　用餐时整个餐厅是躁动的，很多人坐下没多久就离开餐厅，离去时还用力甩椅子，口中念念有词以表达不满的情绪，这和平常用餐的氛围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已经每桌去解释说明，饭锅突然坏掉，米煮不熟才改吃面条，还每人补上一包泡面作为补偿，但是员工的怒气还是难以抑止。

　　她不太了解为什么工人会这样反应？她说，难道吃面条就不能吃饱吗？只有米饭才能吃饱？员工们还不是常在街上吃河粉、米粉汤，也把这些食物当成正餐来吃啊？以工人的反应来看，到底是对午餐的内容不满，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李天柒曾归纳工人罢工酝酿的前兆，其中一项便是拒绝吃饭，以小问题挑起集体反抗。台商郑先生也说，工人习惯从吃的问题发动罢工，公司吃的其实比家里好，但却不满意。我们访谈的工厂工人大都很在意午餐的品质和内容，D 公司的越籍干部提到，工人抱怨午餐不好吃，很正常，每天都有。J 公司的阿明提到每次开会时，「都讲那个吃饭，不好吃啊！这个菜不好，这个菜不要煮，哪个菜要煮。真得讲一天讲不完。工会也很多意见。10 个人有 11 个意见。厨房也很麻烦」。T 工业区的工会主席说外包煮好送到的餐点，大多数已经用餐盘分好，通常已经冷掉，很干，工人认为这种午餐不能吃，并觉得公司不照顾工人。K 公司的阿国抱怨，菜不是用油炒的，而是用水烫过而已，三层肉都是肥肉。F 公司的阿贤说，工人大多认为午餐不好吃，用太多猪油，有菜虫，会拍照放在 FB 上。H 公司的员工嘲讽午餐吃的鱼肉，那条鱼在冷冻库的时间，比它活在水里的时间还久。G 公司的台干也提到，「每次开会都有关于吃饭的不同声音，就是怎么吃那么差，要提高金额啊」。而 B 公司填答问卷的 10 位工人大都表示午餐很难吃，有 8 位工人希望公司能给午餐津贴替代午餐的供应。

　　在越南总工会的资料与各新闻媒体的资讯中，往往也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工作餐的讯息。胡志明市工业区工会 2020 年曾举行「工人工作餐质量」座谈会，与会的国家营养研究所副所长 Le Bach Mai 指出，部分工业区工人的膳食构成中，只有 12% 的热量来自蛋白质， 16% 来自脂肪，其馀 72% 都是来自碳水化合物，如米饭。胡志明市工业区工会代表进一步提及，区内工人的工作餐分为三组，美国和欧洲企业是第一组（超过 3 万越南盾／份）；日韩企业是第二组（2 万至 3 万越盾／份）；台湾企业是第三组（1 万 5 千至 2 万越盾／份）。工会代表还表示，这其中最低的是台资的纺织／成衣企业，食堂没有空调，午餐只能满足饱腹的需求。而在媒体报导的工作餐争议中，不乏为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的台资工厂，抗议原因有餐费太低、质量差、不准带自己的食物、食物中有异物、阶级化的供餐等。例如，鞋厂赐昌 2005、2013、2015 年的罢工都与午餐品质太差有关。2002 年成衣厂广越工人抗议删减午餐费用以及工人与行政人员间餐费的不平等。 2010 年宝成，有 1 万多名工人罢工，主要是抗议午餐费用只有 4,000 越盾／份不合理，当时一杯工人咖啡都要 3,000 越盾，工人以此嘲讽这是一家有「外资」美誉的工厂。2018 年台资皮件厂 Yamani Dynasty 工人罢工的诉求反映了台资强制共餐的特征，要求提高 11,000 越盾／份的午餐费用，加班到晚上 8 点应该供餐，孕妇可以带牛奶进工厂以补充营养。2021 年台资鞋厂 Viet Glory，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提高工作餐费至 20,000 越南盾／份、提供加班餐等。

　　工人控诉的工作餐质量太差，到底指的是什么？以表 1 我们在 2018 年访谈的 A-J 这 10 家台资企业来看，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是可以观察到各厂工作餐的共同点，餐费成本都高于总工会工作餐决议的 15,000 越盾／份，多数采工业外包商备餐，种族／阶级差异的供餐，30-60 分钟的用餐时间，强制工人在工厂用餐，以及每家企业都无法避免工人对午餐的公开抱怨、抗议或要求再改善。只有 H 公司是以津贴形式提供餐费，吃多少扣多少；但因午休时间有限，也很难外食。显示午餐的争议普遍存在，而且主要是日常抗争的形式而不是罢工。至于午餐的内容，较大规模的公司食堂会提供数份套餐，工人先到食堂门口的午餐样品匮中选餐，之后依循套餐号码的地面动线排队取餐；小公司食堂则会准备两样不同的主菜让工人选择。典型的台资午餐是三菜一汤，一个主菜（肉品），一个配菜，一个青菜以及汤，再加上放在桌上的瓶装鱼露，有的公司每隔几天会提供水果与饮料（如图 1 至图 2）。这些午餐通常是由工业餐商烹调的标准化午餐，无法参照个人的饮食倾向来烹调，只能基于最低限度的供餐准则，通常是贫乏和单调的。

图1 B公司20,000越盾的午餐 图2 C公司22,000越盾的午餐

　　再加上，由外包工业餐商烹调的午餐，其间涉及了人事成本、佣金，还有给食品卫生管理局的红包等支出，使得工作餐是以「低价订餐，高价发票」（đặt cơm giá thấp, nhưng xuất hóa đơn giá cao）的方式出餐（一份 12,000 越盾的午餐，可以开出 15,000 越盾的收据）。根据 2017 年胡志明市一家工业餐商 H 女士分析，12,000 越盾／份午餐，公司会扣除 10% 的增值税，支付 10% 的佣金给订餐者，再扣掉工资、水电、煤气、交通等各种费用，最后，每份午餐可用金额只有 7,000 越盾左右。其中，菜钱 6,000 越盾，饭钱是 1,000 越盾。层层剥削后的工人午餐，如同平阳省食品安全卫生厅厅长 Nguyễn Văn Đạt 所说的，「剩下给工人吃的都是白饭！」；而这些「白饭」通常是由隔夜泡涨的劣质米煮成，阿国说「又干又硬，真的很难吃，整个月偶尔才会吃到一次比较嫩的白饭」。

　　工人们提到，做了整个早上，吃饭时看到干冷乏味的午餐已经很气恼；但是，大家最恐惧的是，菜已经发臭和有异物／蛆虫。H 公司的员工传了一张发霉的午餐照片给我们（图 3），似乎司空见惯，虽然她们的午餐费用是 29,000 越盾／份，品质依然堪虑。K 公司的阿国说公司厨房里老鼠、苍蝇很多；F 公司的阿贤则说午餐不干净、菜有虫，很脏；B 公司的阿翠认为公司的饭菜不好吃，承包商送来的午餐已经冷掉了，很重的鱼腥味，甚至恶臭，还有菜里有异物像是苍蝇、蛆虫、头发，米饭干、硬等等。午餐中毒事件也不少见，位于平阳省的台资远东纺纤（Apparel Far Eastern Vietnam），2016 年 2 号厂曾发生 1,500 多名工人在食用公司食堂的集体午餐后（27,000 越盾／份），多人昏倒，被送往医院抢救。当被问及公司工作餐时，工人提及公司的工作餐是外包的，工作餐无论新不新鲜，工人都必须吃才能有力气工作。台资 All Wells International 2012 年发生过蛆虫事件，工人在食堂吃午餐时，突然把筷子扔到桌上，喊道：「天哪，有蛆虫！」。众人发现鱼丸里有许多小蛆爬来爬去，很多工人当场呕吐。

图3 台资H公司的发霉午餐

　　（二）台商的供餐原则：「吃得饱」的强制共餐

　　工人对午餐难吃的抱怨，其实还夹杂著对强制共餐的不满，时间始终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工人用餐的标准流程，必须在 30-60 分钟内完成排队取餐与进食。取餐队伍挤满了人，员工较多的公司会在地板上划出排队动线，一般说来，要排队 10 分钟以上才能领到午餐。以午餐平均用餐人数 8,000 人的 D 公司来看，公司有两个食堂，分批用餐的区隔时间是 10-15 分钟，食堂人满为患。台资 K 公司的工人提到，公司只给 30 分钟吃饭休息，人多，餐厅不够大，厨房打菜人手不足，排队时间越拉越长，通常要 10 分钟以上，吃完饭就没有休息时间，于是会有人插队，甚至打架。午餐饭菜难吃、用餐环境炎热、时间紧凑，却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多数台资厂午餐时间是不能自由外出，午餐时间短暂也限制了工人外食的可能性，怕时间不够，来不及上班。有的公司不允许带食物到公司吃，需要营养的孕妇们只能偷带食物。另外，我们研究的台资除了 H 公司外，其他 10 家，即使不吃午餐也不会补餐费给工人，用这种方法来强迫工人吃工作餐。以我们访谈的西宁 T 工业区来看，此区是基本薪资属于第二区，工人的月薪收入来自基本薪资、加班费和津贴，平均大约是 700 万越盾，如果以午餐 3 万越盾来计算，如果不吃公司的午餐，每月便会花掉 78 万左右的薪资，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根据国家营养研究所调查胡志明市工人的膳食情况，发现工人只敢将 27.3% 的收入用于饮食，大约 20% 的工人每天只吃两餐，其中不吃早餐的比例最高。这样看来，工人在公司的午餐，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餐，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来源。

　　那台商是如何看待工人午餐和因应工人对午餐的不满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商提供午餐的目的是基于汲取工人的劳动力，在购买的劳动时间内极大化生产力，为了解决工人对午餐的抱怨， C 公司每周六上午固定召开伙食会议，会议上有各部门的员工代表，工团主席以及厨房人员针对一周的午餐菜色提出商讨，经由各部门代表瞭解员工对该周午餐的想法，立即对下一周的菜色做出调整。I 公司的午餐政策，每个星期会有一张关于午餐的建议报表，传给生产线的每个组长，让组长去询问工人的意见，工团再找午餐外包厂商谈改善。此外，工团的干部必须要和工人一同吃饭，工人有问题可以直接向工团表达。员工千人以上的企业，【根据越南罢工调查结果显示，公司规模越大，工人罢工的可能性就越大。依企业员工数大致可以分成四类：1-99 人、100-249 人、250-999 人、1000 人以上，罢工率分别为 6.40%、19.90%、29.80%、40.20%。千人以上的企业罢工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来自工人认为这些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更有可能支持基于工资或福利要求的罢工（Anner 2018）。】会以更系统化的防范争议方式来供应工作餐，如 A 公司和 D 公司设置午餐样品匮，让员工先行选择，以节省时间。D 公司、F 公司和 K 公司，事先公布一星期的菜单，每日午餐前一小时由总务或卫生人员进行试吃、拍照以及保存午餐样本等，以监控午餐的品质。H 公司的伙食委员会每月先行试菜，同意后才出菜，每年办理外包商评鉴。尽管如此，工人对午餐的抱怨仍然不间断，有的台商就会认为这是「藉机闹事」；所以，台商提供午餐的基本原则是工人吃饱和不能发生食物中毒，并以「免费」供餐而非午餐津贴方式，强制工人在公司食堂共餐。对资方来说，午餐好不好吃不是重点，G 公司台干李先生提到：

　　你上班重点是吃饱而已啊！上班只有吃饱而已，大部分喔，公司不要太夸张，肉之类不要有味道，是臭的味道。原则上，第一个，饭要够饱；另一个，不要给他排队太久。公司只有吃饱而已！那你要吃好吃的，回家煮啊！⋯⋯对劳工来说，在工厂吃饱没有问题，我会去监督，在品质、温度、数量、卫生都弄到好。我是觉得吃饱是没有问题啦！

　　D 公司主管则说：

　　不好吃，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因应的方案。除非员工他反映，那个饭吃不够、那个菜打少了！他吃的菜有看到头发啊！还有异物的！他投诉，我们就惩处，跟厂商开罚单！

　　资方最重要的杀手锏是，不吃就饿肚子的「零合策略」，因为午餐对资方来说是一种消耗性福利，而不是必要的基本权利；资方认为「免费」午餐即使不好吃，劳工也必定会「加减吃」来维持体力。 D 公司主管提到，如果员工没有吃午餐，公司也不会补贴任何东西，「所以工人会乖乖的在公司吃饭」；G 公司的员工曾要求补 24,000 的餐费，让他们自己去买，李先生的回答是「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一定要强制共餐呢？我们得到的一些答案是，会造成小贩聚集、闲杂人等在公司出入、脏乱、老鼠来咬电线、吃饭 1 小时前就在那订便当。更重要的理由是，许多工人为了省下食物津贴，会随便吃，例如只吃一根玉米，有人就在工作时昏倒。一名玻璃厂的台商便说有工人为了省午餐钱，没吃饱饭，下午搬玻璃摇摇晃晃，看了胆颤心惊。另外，也有台商提到，如果给钱，要给多少？这也会是另一个抗争的引爆点，越南的物价波动高，计价的基准在哪？基本上，资方所在意的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要能守住量能吃饱／维生的这个底线；虽然很像马克思说的，给工人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但台资认为在法规上与道德上都是没问题的。越南国家营养研究所建议，工作餐应占男性工人每日能量贡献率的 35%，占女性工人的 32%，对重体力劳动群体则应佔 39%，为防止工人拿津贴却不自己带餐，没吃饭没体力工作，免费的强制共餐是台商普遍的解决方法。另一项理由是，集体共餐较能控制工人的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基本上，台资也知道强制共餐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但在资本主义下商品化的劳资关系，资方通常将工人的「午休时间」视为工人仍受雇主支配的「工作时间」，所以怎么吃和吃什么也应受资方强制管理。台资清禄的女工就曾向媒体抱怨，许多工人想自掏腰包出去吃饭或自己带饭到公司吃，但公司不允许，台资华丰的工人也指出，午餐时公司不让工人外出用餐，强迫工人在拥挤的食堂吃饭，这样强制工人集体共餐，是华丰 2005 年大罢工的原因之一。在当代越南劳力密集的台资工厂中，多数是以专制式的劳动控制手段来取得工人的从属性，以便在购买的劳动时间内增加劳动强度或劳动消耗，汲取一定时间内的较大劳动量。安排 30-60 分钟内的集体共餐，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节省时间和控制劳动力，能更精确地掌控工人的劳动时间，确保工人每日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量。

　　以上两个理由，都涉及了工厂体制的政治美学，台资工厂治理的特征很类似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t）的意识形态（Scott 1998）与福柯讨论的工厂体制的控制形式，倾向以简单化与清晰化的视觉美学来安排工厂纪律，以威权的方式将复杂简化为秩序的规训。集体共餐简单化了工人口味差异的生理需求与用餐时间，同时也能清晰的看见工人在食堂中确实用餐，能维持体力保持效能。在工厂体制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方将工人的劳动状态，以及作为人的社会需求（进食、上厕所、睡眠）都纳入可控的范围和工厂建构的秩序之中。

四、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餐供应政治

　　在越南与工人权益相关的「准」政府部门是「越南总工会」，总工会及其下属工会是唯一合法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在共产党领导的议程下运作。基本上，越南总工会是遵循列宁主义的双重功能工会模式，工会既鼓励发展生产力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功能），同时也保护工人不受管理阶层的剥削（Anner 2017）。基本上，越南社会主义政府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调节，一方面是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则是规范以劳动单位为基础的集体消费／共餐。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正如 2017 年当时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与总工会主席团开会时，曾指出工人的最低工资仍然很低，他们不得不依靠中午的集体用餐来再生产劳动力。越南最低工资的制定是为维持工人基本生活所需，但却远低于其他东协国家，2022 年外资的最低工资约为 192 美元，国内企业（国营、私营）2018 年时的最低工资约为 61 美元，低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最低工资往往也是外资工厂劳资争议的引爆点，为什么外资的最低工资订这么低呢？阮春福曾表示，最低工资的实施路线图必须和谐、体贴达理，「因为最低工资太高，招商引资困难，解决不了许多工人的工作问题；太低，工人的生活就会很艰难」。越南政府计划逐步将外资与国内企业的最低工资调成一样，但因为国内最低工资涉及的还包括所有政府部门雇员及社会福利支出的预算，影响甚大。政府无法提高外资的最低工资，即是因为肩负著提供友好投资环境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敏感任务，于是必须寻找其他措施来改善劳动条件，同时推迟对最低工资的调整（Do et al. 2006）。规范以劳动单位为基础的集体共餐，便是这样的措施。

　　2007-2011 年间越南通货膨胀，当时许多工厂没有供应工作餐，或只补助不足以维生的午餐津贴，低工资和高通膨，让工人因营养不良／饥饿而住院的报导不时传出，工人也不断地控诉食物不够吃（Sui and Chan 2015: 81）。2011 年宝成 9 万名工人大罢工，即包括工作餐的议题，当年越南劳动部（The Ministry of Labor, Wa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 airs, MOLISA）已意识到工作餐对工人劳动再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地方政府检查并要求企业保證工厂食堂的食物质量符合标准。劳动部同时发布一项研究文献，建议修订劳动法，强制外资工作餐的最低成本是每人每餐 15,000 越南盾（Chan and Siu 2016）。这些措施开启了越南政府改革开放后的工作餐供应政治，以满足工人维生的基本需求；但是，一直要到 2016 年才有关于工作餐的 7c/NQ-BCH 号「工人工作餐品质」决议，这是越南政府执行其保护工人职能的新尝试，可说是在不损害其植根于社会主义正当性的authoritarian统治下适应资本主义转型的一种策略。但是此决议并非法律而是总工会颁布的工团条例，【有关越南总工会的工团条例（Statutes of Viet 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 Charter of Vietnamese Trade Union）规定，并非法律而是越南总工会的内部规范，但因越南采取单一工会制度，因此全国各工会依法必须遵守工团条例（徐遵慈 2016）。】 主要是透过规范基层工会来进行劳资集体协议，集体协议的原则是劳资双方自治、协约自治的行动。越南《劳动法》所规定的是劳动条件的最低基准，集体协议则是被定位为自主地维持、改善劳动条件之机制。工作餐的品质于是取决于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谈判协议，例如，韩资 Hansae 公司工会主席 Võ Văn Hùng 表示，「只要基层工团好好协商，加上业者对工人有怜悯之心，午餐的品质一定可以改善」。 这句话的重点是「业者对工人有怜悯之心」，也就是说工人午餐的品质很大一部分是要依赖资方的善意，而大多数的资方在集体协议膳食计划时，通常以 7c/NQ-BCH 号决议的水准为基础。

　　7c/NQ-BCH 号决议在形式上，并不采取国家干预主义的方式来调解劳资争议，而是希望透过更分权和民主的劳资集体协议方式来规制市场关系。在实质上，越南政府是以工厂集体共餐作为补偿低工资的手段，一方面向工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按照工人的利益行事，赋予工人协议工作餐的权利，维持社会主义保护工人的意识形态承诺。另一方面让外资相信，工人的要求到此为止，不会有更激烈反市场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是却将解决劳资争议的压力转移到资方手上。依据决议文，工人午餐抗争的正当性受到越南社会主义政府「受限的」保护性干涉手段的支持（不像薪资、工时等明订于劳动法中）。越南工人对工作餐的抗争似乎迸生出一些政治空间，即经由每日例行午餐，工人可以进行持久和难以消停的日常抵抗，开辟出协议的空间。为了让工人明白工作餐劳资集体协议的重要性，工会也透过各种政治宣传让工人认知自身的权益。以越南目前的劳资关系来看，相较于少数以强大工会力量与资方进行集体协议的企业，大多数企业中是工人自身对集体协议的认知与近用，才让集体协议在劳资关系中发挥普遍性的作用。根据 Chan（2011）的研究，越南工人对集体协议的认知明显高于东大的工人阶级。

　　政治宣传（propaganda）对越南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带有贬抑意涵的词汇，向来便是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在 7c/NQ-BCH 号决议中，便提到工会：

　　要提高工人和雇主认识营养、食品卫生安全以及工作餐品质对工人健康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加强媒体宣传膳食质量的意义和效果。组织宣传形式，如发放传单、小册子、企业讯息网页、巡回咨询活动、座谈会⋯⋯并且重点关注工业区和劳力密集的企业。表彰做好营养保障、食品安全和员工膳食品质等工作的企业。同时，各级工会建议有关部门对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企业应严肃处理。于是，透过各级工会大力宣传，我们可以在各电子／媒体、脸书专页、社交媒体 Zalo 群组（类似 LINE 群组）上看到有关工作餐的讯息，例如，上传优质午餐照片，分享工作餐集体协议内容等。有关工作餐政治宣传的内容，一方面，政府积极地正面表彰工会争取到供应高质量午餐的外资企业，例如，劳动报就多次报导韩资泰光的优质午餐，前总理阮春福 2016 年后也曾两度到雇用 37,000 名工人的泰光与工人一同排队取餐和进餐，高度赞扬泰光工会努力协议出 23,000 越盾／份的工作餐，能保證工人的健康与劳动力再生产。在越南总工会的电子杂志上和各工业区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可以看到工人上传各自公司的午餐让大家评比，上面也有许多爆赞的午餐（如： Panasonic, Canon, Colgate）。另一方面，总工会也会负面地宣传外资与工作餐承包商供应质量不佳的午餐，所导致的罢工、抗议与中毒事件。有时媒体也会指责外资对工人工作餐的苛刻，台商抱怨，越南媒体常报导台资的工资低，伙食差。透过大量的政治宣传及倡议，工人知道，质量均衡的工作餐是工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也是资方应尽的义务。在劳动大会中，工人可以代表自己，替自己发声；例如，前文提到的台资 C 公司，定期召开劳动大会，与会者包括公司管理阶层代表、工会主席、工会代表以及由各部门所推派出的工人代表们，工人的发言许多是针对工作餐的建议，如：增加酸汤的次数、供应素食、口蹄疫期间不吃猪肉、禽流感期间不吃鸡鸭肉、不要煮冷冻鱼和咸蒸蛋、每周二要煮酸汤、加班时也要每星期煮一次酸汤等等，工人并且要求必须将这些建议写进集体协议中，显示工人理解集体协议的重要性。

　　基本上，越南政府／总工会与台资对于以集体共餐来供应工作餐，看法一致。双方都认为工作餐的主要目的是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以总工会立场来看，资方应供应安全营养的团膳来维持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最好是以自组集体厨房而非外包的方式来供应，以保障食物的安全。为突显工会保护工人的功能，落实集体共餐机制，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将工作餐协商视为经常性任务。以成果来看， 2022 年时签订了 21,457 份包含工作餐内容的集体协议，占已签订集体协议总数的 57.07%，其中 94.03% 的集体协议餐费在 1,5000 越盾以上。2022 年 1 月 18 日，越南总工会决议继续执行 7c/NQ-BCH 号决议，以集体协议方式提高工人膳食质量作为照顾工人生活和打造（xây dựng）工人阶级的重要方案。虽然，越南政府与总工会认为对话式的集体协议是解决劳动再生产以及工作餐争议的有效方式，但是，仍有将近一半的集体协议内容并未包括工作餐，19.44% 成立基层工会的企业，没有为工人提供工作餐，大约有 29.57% 的工人没有得到工作餐的支助。【2022 年总工会建议在集体协议时工作餐餐费依最低薪资地区差异，以18,000越盾（第3与4区）及20,000越盾（第1与2区）作为谈判的基础。】 食物中毒、因午餐而集体停工等情况时有发生，有关工作餐的罢工与抗争仍持续存在。

五、吃得好：越南工人阶级的午餐抗争

　　越南台商常说工人的午餐比在家里吃的好多了，给的薪资也比越南本土企业高，哪有剥削的问题？工人则表示不期待豪华可口的午餐，只希望吃得好。如前文所述，越南台资公司的工作餐抗争事件曾登上媒体，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下面的议题，工人对工作餐的抗争到底是抗争什么？又反映了什么样的劳资关系？我们要如何从中理解越南工人的权利意识以及其反叛性行动主义的政治性？

　　（一）工人午餐抗争的形式与内容

　　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争，有时只针对工作餐，但多数的抗争是结合了其他的诉求。通常劣质的工作餐与严苛的劳动条件是共变的，多数台资工厂的工资是跟著最低工资，不会少付但也不会多给，以 2020 年越南第 1 区（核心工业区）最低工资 442 万越盾（194 美元）来看，研究报告指出与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相比，这个数字低了 41%。以同为 NIKE 重要代工厂的台资宝成与韩资泰光比较，2019 年宝成的国际集团执行长蔡佩君指出，宝成工人每月的平均收入是 300 美元（710 万越盾），并宣称越南已经没有便宜工资了；而韩资泰光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则超过 387 美元（920 万越盾），比宝成多了将近 30% 左右。平阳省聚集了全越南约三分之二（1,600 多家）台资，平阳台商会名誉会长刘政谚估计，只给最低薪资或刻薄工人的台商，超过 50%。2018 年我们到同奈仁泽三工业区进行研究，当时韩资新进工人的月薪是 700 多万越盾，台资是 540 万。在工时上，台资厂每周加班 30 小时，每月加班 100-130 小时的工厂并非特例，完全不可能符合劳动法每月加班时数不超过 40 小时的规定；而韩资和日资在星期六不上班，台资通常要上班。另外，台资的劳动控制有专制化倾向，上班迟到、上厕所超过 5 分钟、打哈欠、工作失误⋯⋯都要罚款。罢工领导者通常会被秋后算帐开除，有些台商表示宁愿认赔关厂也不愿和罢工者妥协。台资抵制罢工的强烈手段，如 2010 年机车零件厂 Giai Duc 的保全开车冲撞罢工者，造成 1 死 6 伤的公安事件，保全事后提及事发当时，他接到公司行政组织部主任的电话，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车开进公司。2000 年华丰工人因强制共餐与宿舍的管理政策罢工，公司驱逐 12 名到人民委员会提交请愿书的罢工者，禁止她们回工厂和宿舍，导致这些来自外地的移工无处可归，流落街头数日，在大太阳下展开绝食抗争，有 7 名工人因饥饿和高温而昏迷。但华丰管理阶层拒绝协助送医，一名人事经理坚称，绝食抗争者的健康情况与公司无关，「这些工人已经被解雇，所以她们不再是公司员工」。

　　上述两起台资工厂的罢工都出现改善工作餐的诉求，工人的午餐抗争似乎与资方的管理专制化倾向共变，以下本文再进一步以「已在媒体上消耗了大量墨水和纸张的华丰工人抗争历史」来说明工作餐所反映的劳资关系，以及工人的抗争行动。本文作者之一曾在 2001 年访谈过越南华丰的管理阶层，华丰是恒丰集团辖下的公司，是一间「人头公司」，由越南华人佔名。因为注册为越南民族资本，可以获得各种税率上的优惠，而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薪资是按远低于外资的本地薪资支付。除了薪资低以外，华丰的劳资争议还包括，强迫加班、强迫住宿、严格管控上厕所、不当体罚以及劣质的工作餐等。在媒体上出现过的报导包括，1997 年 9 月，台干 Liu Tien Kuang 强制120 名工人在烈日下受罚 1 小时，引发全厂罢工。2000 年 9 月时， 2,500 名工人反对强制共餐与住宿的管理政策，并有 12 名工人进行绝食抗争。2005 年，数千名工人罢工，并愤怒地砸烂公司食堂和办公室。2006 年 2 月，工人罢工，要求比照外资的最低薪资。2007 年，社保机构表示，公司积欠社会保险金高达 52 亿越盾。2008 年 3 月中旬，4,000 名工人罢工，依然是抗议低薪和劣质工作餐⋯⋯这场罢工起因于之前华丰曾承诺工人提高薪资以及工作餐品质，但均未实现，工人表示一份 3,000 多越盾的工作餐，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怎么可能「吞」的下去。这次罢工更是越南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次罢工，长达 25 天，是华丰 1992 年在越南成立 16 年以来因集体劳资争议而导致的一系列罢工之一。经过 10 多年的抗争，2008 年华丰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接近外资的水准，当时外资第一区的最低工资是 165 万越盾，华丰则是 155 万越盾（Trần 2013: 254）。

　　华丰资方对劳资关系与工人罢工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2001 年访谈华丰时，工厂有 5,000 多名工人，95% 是女性。有关劳资关系与工人罢工，一名受访的管理者提到越南工人普遍有民主思想，崇尚自由，而且整个社会对工人十分保护，他感到非常的意外。罢工时，数千名工人就在工厂内「排山倒海呼呼的叫，我第一次碰到那么大的场面」，这是他在台湾和东大未曾见过的事。我们问工人为什么罢工，受访者轻描淡写的说：

　　简直是平常性。平常性日常性事情啦，这个不公平啦、那个不合理啦，就这些事情。⋯⋯像我们这里伙食团，你吃饭睡觉以及生活上的⋯⋯你的菜不好啦，或者你的宿舍有老鼠啦、有蚊虫啦这些问题，就是这些生活上的琐碎问题。在现场有一个干部骂了她啦，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事情，其他没有什么大事情，就是她不平则鸣。

　　受访者愤愤地表示，在当时越南「这个国度里谈人权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一种奢侈」，因为国民所得 370 美元的国家，要求国民所得一万多美元国家的人权，不合理。资方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需求的道德贬抑，应该是造成劳资双方对立的原因之一。

　　2000 年以后，华丰发生的多次罢工，规模多达数千人，除进行长时间罢工外，工人还会激烈地砸毁公司财产。根据青春报的报导， 2005 年 6 月 3 日，华丰的数千名工人同时拒吃，再次进行激烈的粉碎抗争，砸烂了 7,000 份左右的工作餐、食堂内的冰箱、收银机、电视、电脑、饮料、桌椅，同时也砸了工厂的医疗室、仓储室并摧毁了 2 条生产线。当局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恢复秩序，估计经济损失约 40 亿越盾。工人提及：

　　公司只关心致富，残酷地剥削劳动力。公司经常加班，每人每天至少工作 12 个小时，周日还不允许放假。即使是午休时间，也不允许工人躺下，只能坐著睡觉，头只能靠在桌上。⋯⋯外国专家的态度非常粗鲁，诅咒甚至殴打工人的头部。⋯⋯中午不能出去吃饭，至于中午吃的饭，生的、干的、坏的，近万名工人只有一个食堂，吃饭的时候，要想吃得好，就得挤来挤去。甚至互相打架⋯⋯。再以本文受访的台资公司来看，大致上也可以推论出工人的午餐抗争与劳动条件之间的相关性。台资 B 和 C，两家企业提供的餐费差不多，大约 2 万和 2.2 万，员工人数也类似；但是两家企业的工人对工作餐有相当不同的态度。相较于台资 B 来说，台资 C 的员工对工作餐的负面意见较少，接受调查的 10 位工人，大都满意公司提供的午餐，只有 2 位希望能够以食物津贴来取代集体共餐。而台资 B 工人对午餐的抱怨比较多，受访的 10 位工人中有 8 位希望能以食物津贴来取代集体共餐；工人提了很多意见，公司也换过午餐承包商，但仍然没有改善。这两家企业的劳动控制方式不太相同，台资 C 的主要客户是 NIKE，NIKE 会到工厂进行劳动／人权检查，虽然检查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台资 C 工厂会因此注重工人的声音，比较落实劳资间的集体协议，工人在劳动大会上有关工作餐的提议，管理层大都会接受。台资 B 的劳动控制方式则倾向威权，例如，规定每天只能上 4 次厕所，上班时不能吃东西，旷工要罚一日薪资，还有记过等等；也缺乏劳资间的沟通，工人有关午餐的意见无法在公司内得到回覆或不尊重，便直接写申诉信到地区工会「告」公司。

　　越南工人午餐抗争的形式，除了上述对资方形成「间歇性」施压的战斗性罢工外，更重要且更频繁的则是日常的「持续性」施压。工人的抗争让台商倍感压力的，并不是高度战斗性的罢工，因为多数罢工是发生在 2005-2011 年间，且多数工厂在越南投资过程中，只经历过一次的罢工，所以野猫罢工并不是台资工厂中的日常地景；而工人隐蔽式的抗争似乎并非台商压力的来源。主要的压力来自台商所讲的工人的「不平则鸣」，是一种让管理阶层时时处于紧张状态，担心工人将要罢工的压力中，不知道哪天罢工就会到来。而这种抗争是一种名符其实公开的日常抵抗，对资方持续施压，这种日常抵抗通常是自发而非组织性的，经由信件、口语与肢体行动公开的表达不满，写投诉信、在食堂大声的摔桌椅、拍桌子、午餐时向管理层举起筷子后折断，开会／劳动大会时长篇大论的侃侃而谈要吃什么，坚持要将菜单写入集体协议之中，时而拒吃，如果不改善可能就发动罢工。这种公开的日常抵抗是工人渲泄不满的重要机制，针对特定事件，而且通常能立即获得改善，如午餐品质。而工人采取「持续性」的不平则鸣抗议形式，也是认知到取消集体共餐的不易，根本原因在于公司强调午餐是「免费」的，不可能换钱。而且，如果领午餐津贴，一般薪资是次月发放，工人必须自己先垫钱吃饭，如果工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要先借钱吃饭才能赚钱或不吃饭，对工人来说就会衍生问题。此外，许多台资将餐费压到 15,000 越盾，连外面一碗 35,000 越盾的河粉都买不起，领这么低的午餐津贴不见得更好。单身工人也觉得不方便自己带餐。因而工人午餐抗争的诉求，通常是要求提高工作餐的质量，最具体的就是增加工作餐的餐费，其他的意见则包括更换工作餐承包商或是食物内容／口味的变化。工人对工作餐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同意」（critical consent），接受集体共餐不是甘愿的，是务实地认知到改变实际现状的局限性，却会持续抗争。

　　午餐抗争有时不纯粹因为午餐而是其他目标的手段，如华丰高层所说的「藉机闹事」、「不平则鸣」，经由意涵著道德力量的食物骚乱，来开辟异议各方集体协议的政治空间（政府、资方与工人）。台资 K 公司干部提及：

　　闹就是大部分闹什么？一定要有个起头嘛！啊有人会讲有的没有的嘛！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时候，你闹薪水，薪水，公司解释合理，又闹伙食，伙食完后又闹干部，干部什么管理不当啊，之类的！再开始闹什么？厕所！加班太多！厕所太臭之类的，有的没的！因为你从薪水开始，闹到伙食，厕所，管理⋯⋯。

　　又如供餐方式，台商担心用餐时间会有工人先到把菜吃光光，于是以桌餐方式供餐，台商提及：「我们那里的搭伙，都是六个人一桌，像军中生活像成功岭一样，规定要大家一起坐好后，起立相互敬礼开动。但越南工人就有人会去打报告，说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吃顿饭还要跟中国人敬礼。」那以自助餐方式供餐呢？也一样有人反弹：「越南工人认为来帮你工作你要供应饭，饭菜要分配好好的在桌上，不是让人去要，他们觉得吃自助餐是去要饭来吃，是一种侮辱。」

　　对资方来说，越南工人根本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此外，工作餐是每日例行事务，这种持续「不平则鸣」的日常抵抗，即使是对工作餐的抱怨、讽刺和议论，而不是组织性集体的抗争行动，但却可以引发集体共识，创造工人的社会团结感，成为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

　　工人午餐抗争的内容，包括餐点品质、用餐环境、强制共餐和种族差异的供餐等。其内容可以归纳成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式抗争，强调工人作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面临著资本的经济剥削，例如，属于实质薪资的劣质午餐，造成劳动力再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台资厂工人提到公司提供工作餐，是为了让工人获得能量继续工作，只关心工人吃饱的量，而非工人是否吃得下去。其次，是抗议资方窃取工人午休时间，越南劳动法第 109 条规定，若 1 日持续工作时间 6 小时以上，休息时间最低是持续 30 分钟。但是，工人午餐休息时间仍受到资方的控制与剥削，或午休 1 小时被「斩首断尾」20 分钟，被「吃」时间。例如，同奈工人的投诉中就明确的要求，「在午餐和休息时间强迫工人的任何工作都必须停止」（Nguyen 2018）。而根据公平劳动联盟（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2015-17 年的调查，越南工厂违反工人工作餐和休息时间的比例达 41%，高于全球的 10% （Tung 2022）。马克思主义式的午餐抗争，相当程度来说，是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物质需求，确保食物的充分摄取；以及夺回午餐、午休时间的权利。

　　另一类是波兰尼式的反商品化抗争，在这种抗争中，阶级成为有效的行动者，不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是为了个人尊严与捍卫社会的普遍价值。因此，抗争的重点从剥削转向商品化，从阶级转向社会。尤其是，当工人因出售劳动力而从属于资本的支配时，作为承载劳动力的工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实体也经历文化从属化的过程；例如，越南工人必须面临因为出卖劳动力而带来的文化贬抑／低下化的不当对待，失去了自尊和品格。在食堂中，工人在面对外资供应的劣质午餐时，常将自身比喻为猫、猪、狗等动物，吃的是猪、猫、狗等牲畜而非人食用的食物。越南男人爱在工作前喝咖啡，则被资方道德贬抑为世上最没用的人渣，整天只会喝咖啡。因而在午餐抗争中的诉求除了阶级面向外，还为了越南社会的普遍价值，除了争取作为人类的得体午餐外，也要保护越南人的民族尊严，要求越南工人应公平地和外籍干部吃一样的午餐，无法看著台干和陆干吃著牛肉和大虾，而一旁的工人只能吞下干瘪的午餐。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台资公司中，越南员工和外籍干部是分开吃午餐；以 H 公司来看，共有三个食堂，其一是台籍干部的招待所食堂，主要供应台菜，是自助餐式，自行取用，也有现煮的汤粉类和水果等，其次是越籍干部和中国工作人员为主的第二与第三食堂，主要供应越菜和中国菜，供餐方式也是自助餐。干部中午的用餐和休息时间是 90 分钟，现场工作人员用餐时间是 30 分钟，供应配好菜色的便当在工作现场用餐。虽然公司并未强制规定越籍员工不能到台干的招待所食堂用餐，但食堂的分类原则已反映了阶级与种族的差异。台资厂的越南员工大多知道外干的餐厅和他们不一样，F 公司的员工提到：

　　（外籍干部）他们大概 50 个人左右 , 有另外的餐厅给他们吃。他们啊！自助菜啊 ! 煮了很多，然后吃什么去拿嘛！有粉，有饭，有面！有肉，有菜！⋯⋯煮最好的，我们也很想吃。

　　2007 年 C 公司成立初期，为了稳定外籍干部（陆干），保證提供 5-6 万越盾菜色的工作餐，外干每天午餐吃牛肉和大虾，相对工人吃的是 13,000 越盾的干冷午餐。面对阶级与种族差异的供餐，便有 H 公司的越南员工不平的提到：「公司有客人来时，可以跟著去外国老板的食堂吃饭，看著他们的饭菜，心酸越南人的食堂。他们提供自助餐，食物都是可口的，非常干净⋯⋯想想就很难过！」

　　经过工人对不公平供餐的抗争，有些公司采取新策略来化解午餐阶级种族化而引发的义愤。2018 年时，C 公司台干及陆干会和越南工人一起在食堂吃 22,000 越盾／份的工作餐；只是，中国干部的烹煮法会不同，比较油、比较咸、比较辣，也会另外炒特制辣椒给中国员工食用。D 公司的作法也类似，公司约有台干 100 多位、陆干 20 多位，吃饭时是跟员工在食堂一起排队吃午餐，但是有一个中餐窗口，工作餐单价和工人一样。基本上，这是台商的一种「屈尊策略」，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提到为了表示公平，他会「下去」和工人一起吃午餐，但工人会在一旁偷瞄他是否将午餐吃完。G 公司台干也和越南员工一起吃，没有分开吃，以表明「我们（台干）都能吃了，你为什么不能吃？」A 公司台干同样在食堂和越南员工吃一样的午餐，台干通常是坐在第一排，有些干部想增加与工人的亲近性和表示公平性，会在越南工人群体里一起用餐。K 公司的越籍员工提到，公司管理部跟总务为显示平等会派一名主管「下来」和他们一起吃午餐，表示大家一致吃一样的。I 公司会要求工团干部和工人一起吃午餐，因为工人有意见比较敢向越籍的工团干部反映。这些措施能立即知道当天工人对工作餐的态度，但是无法解决种族阶级化供餐的问题。「屈尊策略」是支配者以一种暂时的，但却大肆渲染的方式，放弃他的支配地位来和他的从属者互动，透过拒绝这种支配关系而维持它的存在，以从中获得地位的巩固（Bourdieu 1982 ／褚思真、刘晖 2005）。「下去」和「下来」和越南员工一起吃午餐，显示的正是以这种暂时性的放下身段，来获得支配关系的维系。

　　事实上，这种不同种族和阶级成员在食堂中跨界（transgressing）共餐，通常是一种半隐蔽的隔离共餐。在种族阶级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和排斥性相伴而行，使得不同阶级间的距离很难跨越，只是通过暂时和象征性地共餐将区隔的群体聚集在一起，但最终仍确认和加强彼此的对立。虽然和工人共餐有著平等主义的外表，但是台商干部们通常会比工人晚到食堂，而且大多数外籍干部仍坐同一桌吃饭，继续和同种族和阶级的人互动，而工人则心存怀疑地在其他桌偷瞄干部是否能和他们吃下同样的午餐。所以，台商此种屈尊策略的跨界共餐，也是对阶级界线的操弄，正是通过跨越界线来识别和维护它，很像政治领袖（阮春福）在工厂食堂与工人共进午餐，工人无法拒绝这种民粹主义仪式性的共餐，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事物的秩序并未改变。如前文所述，台资的供餐是以能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吃得饱」为基本原则，有抗争才有改善。

　　（二）越南工人团结的基础：不被外人侵犯的共识

　　Trần（2013）提到越南在改革开放后工人在面对外资时发生一系列的问题，而国籍（nationality）更成为重要的议题，工人的抗争话语中会特别指出越南工人和非越南人外资间的对立，例如，「他们的财富是来自越南工人的血汗」。Trần 认为上述的文化认同可以作为工人团结的基础。类似的，Nguyen（2018）发现同奈省工业区工人写给省级工会和地方政府的投诉信中，广泛地出现外资公司的「种族差异」对工人造成的体力和精神压力，传达了一种工人共同的焦虑和沮丧感。工人指称「中国人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奴隶或囚犯一样」，韩国管理者经常对工人大喊大叫，而不是「交谈」，工人认为这种行为是粗鲁和轻蔑的。Nguyen 指出投诉工人提到「中国人」的角色值得进一步考虑，可能反映了历史上越南长久受东大统治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怨恨；而提到种族差异的投诉信，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工人士气低落和地位低下。Nguyen 的文章中并未明确地讨论种族差异在塑造工人抵抗行动方面的作用，但认为投诉人在提及管理人员的种族身分时，是希望引发与她们有著相同公民身分纽带之官员的同情。而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发现越南工人的民族主义认同除了可以团结厂内的工人外，也可以引发厂外民间与官方部门的支持。在以下的文章，我们试图从越南台／外资工厂工人抗争，去找寻越南立基于民族主义的反叛传统，在涉外情境中如何成为团结的基础。

　　在阮氏深的信中，她提到了「韩国专家」将衬衫扔到工人脸上的羞辱场景，这羞辱的不只是那名工人，而是所有在旁边的越南工人。

　　她于是问总工会主席邓玉松：

　　请教先生，当韩国专家一直诅咒工人，甚至把衬衫扔到工人脸上时，您有什么感受？我希望您站在我工人的立场来同情工人的命运，以越南总工会主席来评论越南公民的工作条件。

　　在这里，阮氏深一方面，利用「工人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修辞，要求总工会对建立公平社会及亲工人的理念负责。另一方面，也以越南公民的身分，召唤同为越南人的总工会主席的民族主义情感，考虑工人内心升起的窒息之痛，因为即使工人战斗、罢工，但劳动条件依旧没有改变。于是，她在信末强调：

　　我和这里的所有工人一样，希望您明白，平等的权利，被尊重的权利，生命的权利正在被雇主践踏，如果我们不斗争，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图景，相信谁，靠谁？我会等待您的回覆，至少我一直为我是越南人而感到自豪，继承了我们祖先的坚毅精神。

　　从阮氏深的信中，可以看到外资工厂工人的阶级意识交织著民族主义，让她遭遇苦难的对象是「外国资本」，反映的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劳动情境。而在邓玉松的回信中，也回应了工人国家的责任和民族情感的召唤；他提到自己 37 年前在南方是一名建筑工人，也面临过同样的境遇和心情，正是这些顾虑和想法促使他在南方完全解放那天起，成为一名共产党干部。他强调越南人已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要「富民强国」，不能接受「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

　　一般说来，越南工人对国营事业的抗争通常是微妙和含蓄的，对外资的抗争则是「政治正确」的，外资才会被视为专制和剥削的资本。台商在访谈中，也常提到越南工人「民族意识太高」，他们常举中国工人和越南工人比较，指出中国工人很怕被解雇，而越南人自尊心很强，宁可没有工作也不要被糟蹋被骂，就算没饭吃也不做了。有家西宁的台资工厂，有天陆干拿铁锤和越南工人打到头破血流，陆干说越南工人敲他，越南工人说陆干敲他，没有人證，之后公安来做笔录。公安来后，就直接写「陆干打越南工人」，台商说事实不是这样，公安就明白说「打人，你就跑啊！跑去保卫那边给他们处理，不然你们会吃亏。外人绝对不能动手。因为在越南的土地上，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当證人」。网路上有一段 9 分钟左右的影片，2017 年韩国三星电子在北越的显示器工厂，一名 40 多岁的越南工人被韩国保安从背后推倒，之后被拉进保安室殴打，愤怒的越南工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迅速地从四面八方聚集了千人，随即开始追打韩国保安。外资工人在社交媒体上号召罢工时，会写「公司欺负我们越南工人」，也呼吁大家罢工时「记得带国旗或是布条」。

　　我们访谈的台商大都认为越南人只会帮越南人，罢工时舆论也都是一面倒向工人，例如：

　　罢工向政府的劳动厅反映，他们会说，工人很可怜很贫穷，请多多体谅。而工团则是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开会协商时，通常会先指责资方不对，要资方先认错，加薪，才摆平。

　　这种抗争行动和社会回应比较属于波兰尼式跨越阶级的反商品化抗争，在越南这类抗争通常是以民族主义来统合社会成员，例如， 2016 年台塑河静钢厂因排放污水造成沿岸数百公里渔民受害的「鱼之死」事件，越南社会是以反对主权／领土商品化的民族主义诉求，「如果我们（政府）没有把海卖给人家」，促成越南社会跨阶级的集体动员。同样地，2018 年延长经济特区租用年限至 99 年的《经济特区法》，同样遭到越南社会反主权／领土商品化之「爱国主义」集体抗争，担心越南成为外资（尤其是东大）的新殖民地，各地台资工厂的工人也以罢工「上街保国」方式响应，台资宝成旗下 4 个厂区、平阳永义鞋厂、隆安清禄鞋厂的工人都以罢工参与了此次跨阶级抗争。在外资工人的反商品化午餐抗争中，也会以民族主义情感作为诉求，来团结厂内工人与厂外的各类社会成员，包括地区工会、公安、媒体、他厂工人与一般大众。例如，工人进行午餐抗争时，会强调是有「外资」美誉的台资所供应的劣质午餐；或是抗议午餐不合理时，也同时抗议外籍管理者对越南工人的冒犯与谩骂。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向媒体投诉在外资工厂受到的不公平午餐／待遇，包括越南的重要媒体劳动报、劳动者报、青春报和青年报等；媒体大多是站在越南工人的立场来进行积极的报导，以支援工人的权益，新闻标题通常是「工人工作餐的担忧」、「令越南工人难以下咽的一餐」、「工人伙食太差」等等。而在内文也一定会揭露外资的国籍、名称与厂址，如，100% 由台湾投资的 Yamani Dynasty Co., Ltd.、100% 台湾独资的 Great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服装公司。媒体除了将工人的投诉传达给公众外，也促成了相关政府机构和区级工会的介入。

　　阶级不只是一种经济形构，也是一种社会形构。改革开放后在形成越南工人阶级的历史过程中，阶级经验包括明显种族分工的生产关系，以台资厂来看，台湾人与中国大陆人是管理阶级，被管理的是生产线的越南工人。每日的阶级与种族差异的强制共餐经验会让工人体会到是阶级种族化的共同体。而实际的午餐权利抗争是交织在「工人团结一心」的阶级认同与「坚毅精神」的民族认同之中，这也显示了越南外资工人行动主义的在地特征。在工人的阶级认同中，工人认为「劳动资源应是企业宝贵的资本」、「工人的组合，企业才能获利」，所以企业要关心工人的健康，照顾让工人，提供质量高的午餐，让工人安心工作。越南工人对劳动价值的肯定，除了前文讨论的总工会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外，部分原因可能来自历史中越南人的南迁（Nam Tiến）开荒（khẩn hoang）经验。在南迁开荒的历史脉络中，底层人民从十一世纪开始便不断地自北方向南方迁移找寻生存空间，开荒意指尚未被使用的土地，必须经由辛苦的劳动才能开辟出农地来，也就是说南迁底层人民近用土地的权利是根植于劳动力的付出，劳动力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这样的劳动价值观曾为 1975 年后南方的集体化带来巨大的影响，1976-1985 年间南方有两波的土地改革，约有 30% 的农户被迫让出土地进行再分配。当 1988 年越南政府开始推动第 10 号决议放宽土地使用权与生产的私有化后，之前被迫让出土地的农户开始了返还失去土地的抗争，驱赶原先接受土地分配之农民，诉求的正当性正是来自于所有权与辛勤开荒、耕作劳动的连结（Gorman 2014）。而近代北方的越盟、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南方第二共和阮文绍实施的「耕者有其田」，都是以劳动价值作为所有权的基础，这样的劳动意识也提供了工人抵抗外资分配不公的正当性。

　　在越南工人对外资的抗议中，能明显地看到越南民族主义反叛精神的历史遗绪。在越南历史上，反叛向来不只是精英传统，也是大众习俗。面对异族的威权，特别具有敌意，殖民时期的法国公共工程官员就曾说，越南人有骄傲与桀骜不驯的天性，你只要批评一名苦力一句话，所有其他人就会离开工地（Scott 1976 ／程立显、刘建等译 2001: 242）。而 1945 年以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中，将现实的战争结合历史上的「北拒」／抗中事件，形塑出反殖民的民族历史中心线。透过政治宣传、街道命名、庙宇祭祀、塑像、教科书打造全民皆知的壮烈抗中女／民族英雄，而印度支那战争 30 年的热战，全越各地都被捲入其中，从北到南都存在抗法与抗美的反叛足迹。Kerkvliet（2010）也认为，越南战争期间的叛乱遗产可以解释为什么越南工人比中国工人更有可能参与罢工。「北拒」传统结合当代冷战时期最悲壮的印度支那热战，形塑出越南人不被外人侵犯的民族共识，以及自负是亚洲唯一战胜过法国、美国和中国的民族。

六、结论

　　综合以上的讨论，本篇论文是从越南改革开放后外资工厂的午餐争议出发，分析工厂午餐作为一种强制共餐，如何制度化于半边陲的台资威权与阶级种族化的劳动体制之中。强制共餐内涵著廉价外包的工业式午餐、压缩／窃取用餐时间、阶级／族群差异化的餐点，触发了工人的午餐抗争。而在越南政府作为「工人国家」与依赖外资的政经脉络下，具有维生道德意义的工人午餐抗争促使政府开启了与食物权相关的保护主义集体协议空间，试图以受限的 7c/NQ-BCH 号决议来调解劳资阶级对立关系。而此协议性质而非法律的议案，虽然赋予工人／会协议最低工作餐费的权利，但也让工人的食物权高度依附于资方的善意与否。不满于资方固守「吃得饱」的供餐原则，工人只好藉由每日的午餐政治持续的对台资抗争施压，争取吃得好的得体午餐（午餐质量与公平性）。另外，劣质的工作餐通常是与台资工厂严苛的劳动条件共变，因此可藉由日常「吃饭」琐事来开启其他劳资议题的协议空间，具体化了台商所说的越南工人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叛意识。相当程度来说，越南工人的工作餐抗争是结合了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抗争行动，工人午餐权利抗争是交织在「劳动价值」的阶级认同与跨越阶级的「坚毅精神」民族认同之中；一方面，反对经济剥削，抗议台资提供无法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劣质午餐以及占用工人的午休时间，另一方面，反对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个人和社会灾难，抗议种族差异化的劣质工作餐所内含的对越南工人及社会的贬抑。

　　强制共餐得以在台资工厂中维持的因素，可以从资方、国家与工人三方面有关工作餐的利益倾向来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半边陲台资为了汲取更多的劳动时间与确保劳动效能，于是采用强制共餐作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衍生物，强制将工人的社会需求（进食）纳入可控的范围和工厂建构的秩序之中。而走向市场经济的越南社会主义政府，以 7c/NQ-BCH 号决议之工厂集体共餐作为补偿低工资的一种手段，试图平衡保护主义和劳动力商品化两项相互抵触的利益。一方面，向工人表明维持社会主义保护工人的意识形态承诺；另一方面，也向外资表明，不会有更激烈反市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免让越南失去吸引外资的世界工厂地位。对工人而言，务实地认知到取消强制共餐实际现状的局限性，于是以「批判性同意」（critical consent），持续日常抗争的方式来接受集体共餐。相当程度来说，是资方、国家与工人之间非意图的串连（complicity），制度化了越南台资工厂的工作餐。

　　由于越南工人的午餐罢工与野猫罢工一样是绕过工会系统，诉求也多数与「面包和奶油」相关，通常对资方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和地方性的要求，往往能在当下阻碍工厂进行资本积累。有学者便质疑越南工人的这种行动主义，如何能发展成迫使资本做出更持久的让步，或挑战更广泛的资本积累结构的工人运动？目前的抗争形式尽管在当下能满足实现要求，但却会继续重演，工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以满足基本要求（Bell 2017）。那这种经由持续骚乱而进行的集体谈判，到底有没有发生持久的影响？以越南工人的劳动条件来看，罢工使得工资增长，政府成立了国家工资委员会，设立年度最低工资固定制度，倡议集体协议制度等。工人罢工也曾迫使国家一级政策的改变，例如，推翻 2006 年和 2015 年对社会保险法的拟议修订（Buckley 2021a），工人的抗争不能说没有实质的影响。以午餐政治来看，工人的抗争的确是非常具体和接地气的抗争，也是一种经由骚乱促成集体协议，但却未必没有任何持久的影响，工人餐费的提升，食品安全的监控，能够更体面的吃午餐，应该都是很难再回头，只有更好，不可能更差。这样的过程，虽然无法完全改变对立的劳资关系，但也产生了一些政治效果，工人行动主义给国家和资方带来了改变现状的压力，一方面促使国家／总工会执行保护工人的职责（午餐决议的执行），工人／工会在制度上与资方集体协议午餐的赋权，工人便能透过一次又一次地抗争—协议来促进「得体的午餐」的供应。另一方面，因午餐差异而强化了「我们越南工人」的群体意识与战斗意识，虽然无法「颠覆资本主义劳动体制」，但在劳资关系去商品化和去种族化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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