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迈过年关

文 |耿云

　　打工人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这一群体还在不断壮大着。《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约为4亿6千万人，占劳动年龄段人口的绝大多数。人社部今年1月24日发布会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

　　如今，年关将至，中国的打工人又站在了时代的关口上。他们怎么样？又该做些什么呢？

要看看整个阶级

　　年关头上，打工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 2023 年全年和 12 月单月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均为49.0小时，创造全年周平均工作时间和单月周平均工作时间在统计数据的最高纪录。而在制造业企业普遍两班倒、快递外卖行业内卷严重的今天，你相信周平均工时仅仅是49小时么？

　　但统计总是给出了个趋势的。五年来，打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持续增长。2018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5小时，与现在相比，或许应该称为“仅”46.5小时。疫情导致部分企业停工停产，打工人工作时间却不降反升，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7.0小时、47.8小时和47.9小时。

　　放眼全球，中国在统计上的平均工作时间也“遥遥领先”。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2022年有统计数据的167个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有9个，周平均工作超过49小时的，只有不丹和阿联酋两国。我国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长甚至远超以“过劳”而闻名的日本和试图将周最长工作时间延长至69小时的韩国。

　　法律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可以推算，超过法律规定劳动时长的情况恐怕才是打工人遇到的普遍情况，法律条文的落实变得十分奢侈。

　　工作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带来工资的大幅上涨。统计上说，2022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折合成月则为5436元，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算了下，平均每小时挣个二十来块。打工人，你，挣到了吗？

　　与工作时间的延长对照的，则是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工厂关停或工人放长假、屡禁不止的欠薪。

　　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2023年6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21.% ，为历史最高值，此后该数据暂停公布，12月份修改统计方式后，16—24岁（不包含在校生）调查失业率为14.9%。一面是有工作的人工作时间增长，劳动强度变大，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一面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年富力强又迫切需要工作的青年找不到工作。

　　2023年经济“强劲”复苏之下，仍有大批企业选择关停、减产、裁员或变相裁员。4月，全球知名IT巨头纬创旗下泰州工厂发布公告，工厂将自4月26日起正式停工停产，并拟于5月26日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约。5月，福特中国开始裁员，人数超过1300人。同月，深圳新安电器工厂关停，不少工人在离职时才发现公司未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6月，上汽大众旗下，建成于1984年出产第一辆国产桑塔纳的汽车一厂永久关停。同月，深圳某医疗科技公司发布两份《放假通知》，放假时间分别是2023年7月1日9时至2023年10月31日18时和2023年11月1日9时至2024年4月30日18时，放假原因是订单不足，公司经营困难，无法满足经营条件。9月，日本三菱汽车决定退出在中国的汽车生产。11月，蔚来汽车李斌发布全员信，确认蔚来当月将减少10%左右的岗位。12月，东莞科隆威设备厂发出放假通告，称因订单量不足，给员工放假三个月。2024年1月，在深圳经营了30年的老牌玩具电子厂达琦华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宣布将不再生产、全员解散。1月15日，东莞捷荣工厂强制放假6个月，变相逼退员工离职。

　　找工作难。找到工作不被裁难。而找到一份能按时发放工资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对打工人来说，欠薪是多么普遍而又严重的一个问题。据报道，湖南2023年共查处欠薪案件20913件，为11.25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11.39亿元；东莞法院共执结欠薪案件10918件，帮助劳动者追回工资4.95亿元。《工人日报》报道，多地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年年根治，为何欠薪总不能“治根”？2003年总理替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薪，如今20年过去了，被欠薪的劳动者是多了还是少了？讨薪是更简单了还是更困难了？展望2024年，查处的案件是不是会增多？根治行动是不是会更迅猛？年底讨薪还会不会继续作为热门话题？

　　尽管劳动者用劳动法律法规维权如此困难，但企业家们仍然认为法律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过多，他们一边不断呼吁着修改法律，一边想尽办法从各个方面逃避它本就无力的束缚。在物流、外卖、网约车、家政服务等行业，灵活用工方式兴起，众多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中介的关系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他们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特别是在社保入税的政策下，为了降低成本，灵活用工更是大行其道。据统计，包括灵活用工在内的新业态劳动者已达到8400万人。当他们权利受到损害，诸如遭遇欠薪、工伤需要维权时，在“确认劳动关系”这法律途径的第一道关卡上就被拦住了。

　　以上等等，便是今天打工人的生活图景。

要注意经济关系

　　打工人过得越来越难了。但我们不能只盯着打工人的困境，就困境看困境，就痛苦谈痛苦。这除了收获情绪，除了挥洒泪水，大概还是不顶用的。要到社会当中，尤其是到经济关系中，到生产的变化当中找到打工人当下困境的根源，才能有助于认清实际，找准方向，从而推动社会前进。

　　打工人为谁打工呢？为资本。不管它的主人是谁，资本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安排社会生产，使用资源，当然也使唤人。打工人的命运也就只能在资本逻辑规定了的轨道内滑行。

　　有市场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资本集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大资本碾压吞并小资本，这是市场的规律。

　　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迅速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打工人的境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资本的集中进程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公共部门的扩大。公共部门在扩大自身时也极大扩展了自身的能力。

　　对公共部门而言，大资本是好的。它有序，数量少、规模大、软肋多，经营上更加透明，也能够为“符合公共规范”支付费用。管住年营业额100亿的十万个小贩，行政成本远高于管住一家年营业额100亿的大企业。所以，资本的集中符合管理上的节约。大资本才是管理部门眼中的模范生。更何况，大企业更有竞争力，更能对外竞争，更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从管理上的“便利”起见，还是从依赖“市场发展”路径引致“富强”的国策动机而言，公共部门都更加青睐大资本，乐于推动资本集中，形成了一个无论从巧合而言还是有意识而言都能够进行双向加速扩大再生产的循环。

　　政策也是一种加速资本集中的工具。政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公共部门往往能够利用信息和知识系统对资本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并通过干预加速这些进程，例如“房住不炒”和“疏解非首都功能”都是应对城市化率增速放缓的提前预警，让资本能够及早应对。在公共部门特别庞大的市场，政策往往决定了资本的生死和变化趋势。“规模以上资本先行”是一个既定的政策。无论通过环保政策提高资本准入门槛，还是疫情中的提前复工复产，都让大资本能够先跑一步，占个先机，更快地碾压小资本。

　　甚至不规范的寻租活动也对资本集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关系户的崛起看上去是违反“公平竞争”的，其实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资本随机集中的作用。每次都是关系户，比利益均沾更有助于集中。其次，吃拿卡要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小企业更难对抗，加速了小企业的退出。支付同样金额，在大企业的资本体量中占比更低，而且大企业能够利用更多资源抵御这种吃拿卡要。

　　国有资本能够收获公共部门的有利人为干预，从而在集中运动中占据有利位置。国资的“自然”优势在于具有公共部门作为“自己人”，与公共部门的内部信息畅通，更能把握“政策”。它也更容易收到同为“自己人”的国有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

　　从有意识地扩展公共部门的支配能力，提升整体资本的内部协调能力和整合度的动机看，国资的扩张带有主观干预的成分；从不以个别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竞争的客观规律而言，它是资本集中的客观运动的结果。即使“公平竞争”，整合度高、规模大的国资仍然能胜出。

　　市场总是给小生产留着门，让产业后备军和幼稚产业能够有些出路。但它一方面再生产出小生产，一方面通过消灭小生产为大资本开拓市场、壮大产业后备军，提高资本的准入门槛。公共部门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万众创新到地摊经济，公共部门对小生产的偏爱都只是权宜之计，它在资本集中的大趋势面前不可持续。

　　当然，平台化也是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平台整合了各种小资本，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大资本一样。公共部门则利用平台方便自己的管理，推行标准化，并从平台处获得征收成本低廉的公共收入。

　　资本集中是这个经济体最大的运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打工人要认真面对它，找到自己的办法。

要关心国家大事

　　在资本周转较为顺畅时，国家便穿上了隐身衣，低调而谦恭。全球化大潮中，和平与发展是绝对的主题；经济高速发展时，闷声发财是绝对的真理。

　　资本周转出现了问题，危机来了。打工人感受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打工人在生产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这个时候，在资本和打工人之间以中立者与服务者面目出现的国家，也在悄然但急剧地发生变化。

　　天下大事，没有与打工人不相干的；打工人如果不胸怀天下，则雇佣制度永存，打工人永远是打工人。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21世纪20年代的女性，又被鼓励回归家庭，接受传统家庭价值观，树立“良好家风”？为什么传统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又被发扬光大？难道女性打工人首先争取的不是参与社会生产，同工同酬吗？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这样的电视理论片？难道儒家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相通？难道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儒家的所谓民本思想一致？难道中庸之道与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契合？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瓦格纳”这样一种在俄国国内合法性都不够，长期以来根本提不上台面的雇佣军公司，在一些宣传中却渐渐由负面而中性，由中性而正面？人们头脑中关于正义的标准正在被有意无意改变，这意味着什么？

　　打工人应该思考，最近几年，为什么经常会有“战马行动”之类的博主产生？为什么他们能煽动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扯起民族感情的大旗，吸引眼球，赚取流量？最为关键的是，为什么社会居然屡屡对此作出妥协，仿佛“战马行动”之类真的是民族英雄一样？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发布的全国一审程序中寻衅滋事罪案件由2011年的892件，上升到了2019年的43776件？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2020年之后裁判文书上网量一路下滑，2023年基本见底，而行政诉讼文书到2022年的24份和2023年的3份？而在裁判文书网事件引起社会热议后，上网文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增加了45.29万份，其中又以行政诉讼文书的增加最为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什么力量推动的？

　　打工人应该思考，为什么网上网下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为什么“莫谈国事”重新成了一些地方心照不宣的规则？

　　恩格斯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恩格斯谈了问题的一半，即“基础和出发点”，列宁补充了另一半，即要了解问题的全部，不能仅仅关注基础和出发点，他说：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他进一步说：

　　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而这种“明确的认识”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

　　毛泽东的话则更简洁明了：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