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有一家五金公司,李、王两位厂长均是“70后”的农民工,他们是我的访问对象。
这家公司过去制衣,设两个分厂,最开始厂里工人不足100人,最高峰时劳动力达到1200人。2014年,公司放弃制衣转向五金,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两位厂长的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公司为其买了中山市社保,全家都在中山,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从经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应该说是脱离农民工阶层了。不过他们并非完全融入了中山,他们未来的预期是回到家乡,至于其子女是否要融人中山市,成为真正的新中山人,还不确定。
李厂长出生于1976年,老家在广东省江门市,17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2000年,他来到中山市,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制衣行业,工资每月1500元。他从普工做到师傅,最后成为厂长,有技术,是典型的实力派。对于为何选择制衣行业,他说:“一是当时进厂很不容易,需要凭关系,还有送红包;二是当时制衣行业招工多,相对容易进。”对于融入中山市,他说:“(打工)20年也不是中山人,中山人就是中山人。”他在中山没有买房,现在主要住在公司的宿舍。李厂长有4个孩子,大女儿中专毕业在深圳工作,小女儿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大儿子天生残疾,只能请人照料,每月花费3000元,小儿子在中山市上高一。对于小儿子,李厂长说:“肯定要上大学,没文化怎么行,我那时是没有办法。”
王厂长,1972年出生,湖南人,也是初中毕业,1992年外出务工,2008年来到公司,目前是一个分厂的厂长。最开始工资就达到了每月4000元,属于技术人员行列,主要是负责医疗器械的生产和技术研发。他的妻子是厂里的焊工,计件领工资。最高峰时,她月工资能有八九千元;不景气时,每月也有四五千元。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6岁,大学毕业已3年,目前在中山市沙溪镇就业,小儿子16岁,在中山读中专。他本打算2020年在中山市买房,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面积150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比中山市房价低得多。
这两位厂长属于“精英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然而他们依然难以在中山市买房,也不准备在此安家。论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山市属于发达地区,房价很贵,平均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他们作为厂长,工资也不过1万多元,而且不是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难以承担过重的房贷压力。另一方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认同并不在中山市,王厂长说:“虽然我和本地人打交道比较多,很多朋友都是中山人,比如厂老板、同行业比较高一级的——车间主任、厂长等,但我也不会在中山买房。我在中山只是个过客,还是要回老家落叶归根。打工打到退休为止,就回老家农村。农村空气好,有人情味。城市没有多少亲情。”两位厂长和本地人打交道多、社会关系发达,但这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当地的认同感。
厂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工人,管理能力最为重要,这是通过长期积累、学习形成的。工厂的管理主要包括:生产安全管理,这至关重要,下面会说到;考勤工资管理,涉及工人核心利益;技术管理,厂长按照要求执行统一的产品技术标准;日常福利管理,如供给免费的工作餐。厂长还需要调解工人之间的矛盾、向工人传递各类政府公共服务和政策信息,如积分入学、社保管理、反诈骗等。
总体上,工人工作安全程度高,并不怎么危险。“最危险的就是与开机器相关的生产工序,比如冲压等。10年以来,只出过两三例安全事故。”目前李厂长在生产安全管理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每周要开半个小时的生产安全会,督促员工要注意安全;厂长会在现场督促教导,也会有对工序比较熟悉的老员工教授指导新员工或普工;要到五桂山街道进行安全学习,同时还要考安全管理证,有证件才能教授;每天检查员工是否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具,比如切管要求戴耳塞、烧焊要戴护目镜和口罩等,还要检查消防栓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厂里每个月都有专人去车间检查,政府也会不定期抽查。
上述两位厂长都不仅懂管理,还懂技术。但这并不是指多么高深的专业技术,厂长只需要懂得技术的标准并且指导、监督工人执行即可。
从阶层的角度分析,厂长不是工厂的投资者,并不是“老板”,而是典型的受雇用的中层管理者。他们的地位,包括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及主观的地位认同,介于工厂老板和普通农民工之间,且更靠近农民工。他们的特征是处于中年、长期务工、懂技术、懂管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于中小规模的工厂来说,厂长并不是高薪职位,他们的高工资只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他们的好处是不需要加班加点,也相对自由,不用待在工厂流水线上。他们的家人可以在中山市居住,虽然依旧可能承担不起当地的高房价,却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子女在中山市积分入学,他们也负担得起中山市私立学校的学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很难通过成为“厂长”而融入大城市,因其在务工及管理岗位上很难积累足够多的经济资本。
厂长和一般的“城市中产”不同,后者中比较典型的是进入城市的大学生,他们在体制内就业或从事大中企业的技术性、管理型工作,要么有体制保障,要么掌握专门技术,收入相对高且有保障。他们是可以融入城市的。尽管短期内,他们在一线城市实现经济自立还相当困难。有人说,在深圳、北京这样的城市,年收入没有20万元根本没有可能立足,更不可能有体面的居住条件。
由此可见,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城市中产”非常艰难,因此比例非常小。至少在“70后”这一代中年农民工里,能融入打工地城市的少之又少,他们最终是要回到家乡的(回到村、集镇或县城都是可能的)。就如李厂长这样的“高级农民工”,仍然要回到老家县城购房,预期回家乡养老,年轻的子女则继续在外面奋斗,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尝试融入城市。
对普通农民工,两位厂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点出了当代制造业农民工的特征, 据李厂长介绍,工人工资收入一般在每月五六千元,最高多元。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会加一两个小时的班:厂里根据订单的多少来决定工人是否加班。工人肯定希望订多,出来打工不容易,都想多赚点钱。由于最近两年经济不气,订单减少,加班减少。因此工厂员工走了十几个。其中两三个技术人员,能拿1万多工资。”剩下的员工就比较稳定。“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离开,要走早就走了,没有其他心思。”主要是公司待遇好及工人习惯了工厂。“一是公司包吃包住,其中宿舍很舒服,一厨一卫一卧室,面积有20~30平方米。只要一人在公司住,全家都可以住。我的儿子暑假就在宿舍做饭。孩子上学后,我就吃厂里的免费餐。二是工人工作习惯了,熟练了,不想再换工作。”
工厂的福利主要分为五类,社保占比最大。一是车费补贴,主要适用于员工回家过年的情况,统一按照一次300元发放。二是工龄奖,每年按照15%递增。三是全勤奖,根据公司要求,工人每月上班26天,奖励30元。四是高温补贴,这是政府严格要求的,企业必须给员工发放。五桂山街道有专门的企业群,街道领导会在群里发布补贴信息。五是社保,公司给所有员工都购买了社保,目前每人每月公司出600多元,员工出200多元。“以前员工是不知道,现在员工都知道,比较关注,毕竟这关系到员工自己的切身利益。新员工都会要求买社保。现在员工知道社保用处很大。一是住院可以报销,且退休后有退休金;二是主要由公司出钱,个人只出一部分。”这和我在浙江金华调研遇到的小厂、工地不同,可能和行业有关。
在制造业工厂的工人就业稳定、工资较高、处于中年,对社保有需求。不过全国总体按照城市标准缴纳社保的人的比例仍然不高。
工厂男女性别平衡,绝大多数已婚,单身的只有4个,男性主要负责焊接、喷粉等工序,女性则负责产品组装。工人普遍在厂里工作了很长时间,一般8~10年,主要来自广西、湖南和安徽等省份,只有几个本地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有些人有高中学历,年龄则分布在40~50岁之间,40岁以下的非常少。从收入、加班情况、年龄和学历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工厂,不同于新型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用工特征。
李厂长还介绍说,工人在工厂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可以长期做下去。“一是哪里打工都一样。工人在这个厂里已经做熟了,习惯了,不想走来走去。在这里是打工,去其他地方也是打工。二是认真做事工资自然就会提升。工人性格朴实,做事认真,懒懒散散的情况比较少。不认真做事,老板也不要。只要认真用心做事,老板和师傅都看得到的,也会加工资。”对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王厂长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老板赚了钱,工人工资才会涨。相辅相成,相互成就。”在微观场域中,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更多是合作的,有订单老板赚钱,工人也能够赚钱。农民工的逻辑并不是劳工理论所关注的劳资冲突的逻辑。
工人都是在流水线作业,一件产品的生产分为多道工序,主要有切管、烧焊、冲压、抛光、组装等。除了少量工序发包给其他工厂外,绝大部分都是工厂自己加工。“生产工序分得很细,每道工序就较简单。工人掌握这个工序,达到标准的质量要求,只需要半个月。如果想要成为一名熟练的工人,至少需要半年。”工人一般只负责某一道生产工序,主动学习其他生产工序的并不多。“由于工资采取计件制,工人只要更加熟练,就能提升效率,花更少时间,就能生产更多产品,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工人难有动力去提升自己。
工人也有一定的消遣娱乐。“在工作以外,工人主要是在宿舍看手机,看电视,喝啤酒聊天,去江边钓鱼,爬爬山,到水沟里摸鱼抓虾。”周边村以及当地政府过年过节会放电影、举办演唱会等文艺活动,通常一年两三次。“政府主要是通过微信群宣传,希望员工参与。很多员工不愿意去,懒得走,90%都是低头族。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抖音,什么都看,看笑话最多。经常听到他们哈哈大笑。”
对于农民工的工资,这里再讲几点。工资普遍采用计件制,这有利于管理。农民工正常的工资水平,把加班(一般两个小时)工资都算上,一个月能拿五六千。景气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万多。不景气时候,工资只有三四千。最低时,为了留住工人,也会保底,每月2400元。技术性很强的工种,如焊接工每月能拿到1万多元,这个工资赶得上厂长了。这种工作既需要技术,又要吃苦耐劳。按照王厂长的说法:“一般负责的工作多,工资就高。吃苦耐劳无意义,光吃苦不会做也没用。”
我们一般将加班理解为强制性的、不平等的,或者是一种“文化”(比如互联网大厂的“996”文化)。从普通工人的角度来看,加班是受欢迎的。“普工加班一般两个小时,不超过3小时,可收入60元。如果企业订单多,就会排单,分派任务。工人也喜欢加班。”
一位工人说:“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是8到10个小时,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加班。由于赚不到钱,35岁以下的工人都走了,有十几个。对于他们而言,家里有很多负担,上有老下有小,不赚钱养不活。剩下的员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工资每月五六千元,他们年龄大了也不好找工作。”其他工人为什么能够留下来?有一个原因是:“继续工作,企业买社保,去其他厂可能都不买。买满15年,一个月至少一千多,养老是可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制造业工厂中的中年农民工比例大,年轻农民工一旦遇到工资低的情况,就要流失。
有人说,能不能不让工人加班呢?比如说提高正常上班时间的工资,满足工人所需,工人就不用加班了,工厂多招工人也可以不用工人加班。但是卷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制造业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强制改变是不可能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最低工资很难提高的前提下,工厂计件付工资,工人多劳多得。工厂订单是不稳定的,是时多时少的,如工人说的,“忙季忙死、闲季闲死”。忙的时候,工人感觉到累,但是能拿更多的工资;而闲的时候,虽然轻松,心里也很慌,因为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多赚钱,闲的时间多了,就不得不另外找工作。
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按照中山市政策,公立学校实行积分入学,总计需要360积分。大部分工人并不关注,因为小孩子并不在这里读书。李厂长工厂里有50多个工人,包括厂长在内只有4个人的小孩在本地读书,厂长和一个电工的孩子读公立学校,另外两个孩子读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少则1万多元,多则两三万元,再加上生活费,读私立学校的小孩一年最低花费两万多。就学困难也是工人不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原因。
摘自 夏柱智 著《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重新发现中国 贺雪峰 沈山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