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人种田的谬误
近些年来的中央政策文件，不断强调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集中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一种声音：在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不会种田，农业劳动力不断老龄化的背景下，未来谁来种田？可以说，在当下的政策界和学术界，“无人种田”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政学两界之所以担心“无人种田”，主要是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考虑。主流观点认为，现在这一批农民有可能是“最后的农民”，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种田，当这一批农民退出以后农业将后继乏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老年人种田是不争的事实。中部地区某市曾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结构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口的年龄集中在23岁至70岁，大部分集中在51-60岁阶段。其中23－40岁的人口占15.9%，41－50岁的人口占14.6%，51－60岁的人口占41.1%，61-70岁的人口占22.5%，70岁以上的人口占5.9%。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的主力是51-70岁的人口，占务农人群的63.58%。该市农业部门认为，未来10年时间内将有近60%的务农人口是60-65岁的农民，无人种田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因而农村土地集中流转面积必须达到耕地面积的60%以上，才能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
年轻人不愿意种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体现在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之中，还直观地反映在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上。笔者在农村调研时，经常听到老年人这样讲：“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他们也不会种田，让他们稻田里去，可能连哪个是秧苗哪个是杂草都分不清”。笔者遇到的年轻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有点文化的，有点本事的，肯定都想到外面去上班，没几个愿意种田，又赚不到什么钱，还很辛苦。再说了，上了大学再回来种田，感觉太亏了”。正因此，基层流转着这样一句话：“80后不想种田，90后不会种田，00后不问种田”。
表面上看，随着农业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年轻人又不愿意种田，“无人种田”似乎就成为了一个真问题。但这个判断经不起逻辑推演，更经不起基层经验的考证。
我们先从逻辑上审视“无人种田”的判断。
一方面，如果站在某个家庭承包户的角度来看，“无人种田”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农业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上一代人年龄大了以后，土地就交给下一代人来耕种。一旦下一代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再种地，该承包户的土地就出现了无人耕种的问题。但是，中国有2亿多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不足10亩，对于农民来说这些土地还是太少。所以部分农户的土地无人耕种时，其他农户完全可以流转过去。更何况，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田，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出不去，只能留在村里种田。前提是，种田的收入能够养活年轻人，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营规模，耕种自家承包地显然是不够的，大多数农户不种田恰恰给这些人提供了种田的机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一对夫妻管理200-300亩土地不存在问题，东部发达地区更是能达到300-500亩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即便村民小组里的绝大多数农户都不种田，几个在村农户也能把土地全部种起来。
另一方面，老年人种田并不等于“无人种田”。如果简单地认为年轻人不愿意种田，老年人成为种田的主力军，当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出现无人种田的情况，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当老年人不断退出农业生产时，相对年轻的劳动力可以扩大规模，把这些田种起来。更重要的是，中老年人不仅能种田，还能种好田。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小农户普遍借助农业机械生产，种田已经没有重体力活，60岁的夫妻经营200-300亩土地不在话下。因此，中老年人种田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常态。有人会怀疑，老年人种田可持续吗？正是基于此，主流观点认为无人种田是一种未来趋势，虽然现在还没到无人种田的地步，但是需要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仅仅是就农业谈农业，没有站在“三农”的整体立场和城乡关系的视野中考察这个问题。虽然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进城务工生活，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在城市里扎根，总有一些无法在城市扎根的家庭回到农村，回到农业。与此同时，即便农民家庭在城市扎了根，也并不是全部家庭成员都在城市生活，农民家庭的父代们在城市务工生活，但他们的预期是干不动以后回到村里。就是说，那些在城市里扎不了根、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的农民，必然会在某一个节点回到农村继续种田。大多数农民返乡的时间是60岁，这时候他们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但是体力尚可，回村种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60-70岁的劳动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的受益也会随之增加，这对愿意种田、有能力种田的农户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们再结合基层经验来审视“无人种田”的判断。按照主流观点来理解，无人种田表明农业经营存在两个现象：一是土地抛荒，二是农民不种田。毫无疑问，这两个现象都不存在。在地势相对平坦、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存在抛荒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农民抢着流转土地。东部发达地区Y市，农田生产条件非常便利，土地租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200元/亩，经营主体若要拿到土地，必须在竞价中胜出才行。在山区丘陵地带确实存在抛荒问题，但抛荒的原因并不是无人种田，而是田不好种，要么没有水源，要么地块过于细碎无法使用机械耕种。中部地区L区T镇是低山丘陵地区，2022年对抛荒问题进行统计，发现土地抛荒面积达到了1.5万亩，占到全镇耕地面积的15%。不过，这些抛荒田大多是耕作条件差的旱地及少数水源条件差的水田，还有部分是边角地带的细碎地块。这类抛荒田的特点是“谁种谁吃亏”，所以没人愿意种。同样是在丘陵山区，如果土地耕作条件好，一般人拿不到田，只有关系好的农户才能流转过去。
对于农民不种田的问题，笔者及所在团队曾在全国二十余个省市地区调研，发现大多数地区都是农民在种田。农民不种田只存在两个区域：发达地区城市带之中的农村和资本下乡的农村。发达地区城市带内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不再依靠农业，一些老年人还种2-3亩口粮田和菜地。只有极少数农民在种田，这部分农民大多是长期种田的半职业化农民，他们有机械，经营规模也比较大，种田收入不比在附近务工差。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在全国只占到很小的比例，不能代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资本下乡的农村，并不是农民不种田，而是地方政府“帮助资本打败农户”，地方政府和资本合作将农民从土地中排斥出去，最终造成农民不种田的现象，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综上所述，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基层实际的角度，“无人种田”的说法都站不住脚。因而笔者认为，“无人种田”是一个假问题。
二、无人种田的真相
既然“无人种田”是一个假问题，那么思考“无人种田”是否就变得无意义？笔者以为，“无人种田”之所以是假问题，关键在于误判了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真问题，而将一种朴素的农民话语等同于经验的本质。农民口中的“无人种田”实质上反映的是田不好种和种田不赚钱的问题。
首先来看田不好种的问题。田不好种的原因主要有土地细碎化、水里条件差、耕地质量不好等因素，但是结合全国情况来看，当前时期土地细碎化是田不好种的主要原因。因为土地细碎化，小农户种起来比较麻烦。小农户普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种田主要靠机械。身体好一些的老人可以用自己的小机械种田，一年到头既能解决口粮问题，还能卖一些粮食，算下来是不亏的。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只能请别人的机器，成本要高一些。由于土地细碎化，小农户无论是自己操作机器还是请机械，成本更高不说，还非常不方便。所以一些本来还能种田也愿意种田的老人，干脆不种了。对于那些流转土地的经营主体，土地细碎化同样增加种田成本，增加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影响他们的种田积极性。
再来看种田不赚钱的问题。对于小农户来说，除非种植经济作物，否则只经营承包地很难养活一家人。正因此，农村普遍形成半工半耕的生计结构。老年人种田的成本比较低，土地是自己的，自己有机械还能省掉请机械的钱，有时还可以请亲戚帮忙，所以老人种田是划算的。但是当老年人种田也不划算的时候，农民就没有了种田积极性，干脆流转给别人。对于流转土地的经营主体也是如此，只要种地的总收入接近务工收入，经营主体还是愿意种田的。现在的问题是，最近几年种田的成本在不断增加，但是粮食价格几乎没有变动，农业的单位利润不断被压缩，这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以中部某水稻种植区为例，2023年时农民在农药、化肥方面的投入已经达到400元/亩，比2019年多出来110元；稻种投入达到了150元/亩，比2019年多出来30元；机械费用190元/亩，比2019年时多出来20元。仅仅在这几项的投入上，2023年就要比2019年多出160元。种田成本多160元/亩，种田农民的利润就要减少160元/亩。随着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无人种田”真有可能出现。
正因为田不好种、种田不赚钱，农民才说种田不划算，年轻人才说不愿意种田。如果田好种，种田能赚钱，没有人会拒绝多出来的这部分收入。山东寿光被誉为“蔬菜之乡”，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发展大棚蔬菜。目前当地农民大多在种蔬菜，每户大概2-3个大棚，一年收入上十万元。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通过旧棚改造和流转大棚，每年的收入能达到20万-30万元。在当地，很多年轻人放弃了白领工作回村种菜。湖北公安县也是如此。公安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农户十多年前开始发展稻虾产业，耕种自家的承包地就能收入4万-5万元，如果通过流转外出农户的土地，将经营规模扩大到20-30亩，每年就有十多万的收入。正因此，部分经营规模超过50亩的农户，还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帮忙。湖北沙洋县自2014年开始，在完成确权、颁证等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将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与推动按户连片耕种结合起来，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按户连片耕种结合起来，解决了土地细碎化、生产条件差等问题，农田变得更好种了，部分不种田的老人又回来种田了。
小结一下，当前中国的农业政策并没有把握住农业问题的本质，在“谁来种田”的问题上投入了过多精力。受此影响，各级政府都在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殊不知，这是本末倒置。农地经营权流转，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发育，这是市场自发配置就能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政府来干预。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急农民之所急，着力解决好田不好种和种田不赚钱的问题，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种田积极性，避免“无人种田”的问题，从而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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