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家界跳崖时间已近一周了，四位当事人的身份均已查明，他们均在外务工，经受着家庭新添的变故和贫穷的压力。与他们父辈不同的是，他们的苦苦谋生并没有改善家庭条件，实现他们成家立业的目标。第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遵循“发展逻辑”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更加遵循“生活逻辑”。第一代农民工的目标动力在于生存与延续。他们生活在家庭生活压力、农村社区竞争性目标以及中国式“新教伦理”等三种因素交织的无形大网之下，“拿命在拼”。但是，在城乡结构演变以及传统社区解体的背景下，他们在子女教育与家庭生活中缺位，成为“农二代”一步步沦为“局外人”的重要推手。对于“农二代”而言，旧的社区伦理逐步解体，新的社区逻辑尚未建立，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乡村，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在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侵袭下，他们拥有城里人的想象和欲望，但自身能力又无法企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躺平”便成为他们的归宿和寄托。作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国家的入场与再建构，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衔接，增强社区内部的互助和抚育功能，培育年青一代的意义感和尊严感。在此过程中，国家应改善分配机制，缩小阶层分化，让更多人有获得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题为《颓败的“农二代”》，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和财富的海量积累，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拼搏奋进。农民工为了改善生活境况，赢得社会性竞争，甚至实现阶层跃迁升，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拿命在拼”是第一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最终这一代发展型的个体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发展型的国家。然而，第一代农民工勤俭、质朴、责任、本分的精神特征，在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却越来越少见。近年来，“用工荒”和“就业难”在我国劳动市场同时出现。一方面，一些工作辛苦但薪酬不低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招不到青年劳动力；另一方面许多青年人内卷于工作轻松但薪酬较低的服务业，成为“空调房中的低端白领”。
可以说，第一代农民工遵循发展的逻辑，不辞辛苦地抓住所有机会多赚钱多省钱，他们为了整个家庭而进城，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力、情感甚至尊严；而第二代农民工则遵循生活的逻辑，倾向于选择更为轻松和安逸的状态，他们更多是为了自己过城市生活而进城，为此拈轻怕重、不断跳槽，乃至“月光”“啃老”，甚至“躺平”成为“三和大神”。
“农二代”怎么就成了“懒二代”？为什么一代接一代的农民式勤劳致富没有在这一代人身上得到延续？发展逻辑向生活逻辑转化的原因和机制又是什么呢？
▍生存与延续：第一代农民工的目标和动力
老一代农民也有一些懒人，不过这些“懒汉”都是被充分标签化、边缘化，甚至社会性死亡的。在过往的农村生活中，大多农民在农闲时也会呈现出慵懒的状态，聊天、打牌、晒太阳。但这是因为中国长时期以来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是多余劳动力的不合理分配，黄宗智称之为“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农民要么选择边际收益递减地内卷式生产，要么干脆偷懒和闲玩。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启动，收益较高的就业机会出现，大量农民便选择离土离乡、外出务工，以解决生存问题。费孝通曾用“匮乏经济”一词描述中国社会的传统处境。匮乏经济中没有充足的发展机会，自己多得一点就会侵害别人的资源，是一种零和博弈。在传统中国，农村周期性地经历灾害、瘟疫、土匪、战争等天灾人祸，农民食不果腹是常态，能否吃饱饭、填饱肚子于这种生存困境中是头等大事。在农村调研时，当农民回顾他们曲折的一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想再受那种苦了。”苦难与痛楚的经历、让家庭成员能更好地生存，构成了他们拼命干活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追求生理上的满足，人的行动还有社会性动因，即谋取特定场域内社会位置的稳定、延续与提升。传统中国人的社会意义和生命意义依托于家族或宗族的延续，这构成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准宗教信仰。在“归属体系-传宗接代”的模式中，通过对家族历史、祖先的追溯，以及对“祖先-我-子孙”一体的想象，人们生发出浓厚的家族情感和集体意识，并在祭祀祖先和生养男嗣后裔的过程中，获得其在亲属结构中应有的位置，进而实现生命意义的超越。父母是家族纽带的传承，子女又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此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意义。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形式，但仿佛又到处充斥着宗教式的信仰和情怀。杨懋春说：“一个人只有在老年时还完整地保持着他继承来的财产，才能心安理得地死去。他会像胜利者一样把儿子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他无罪于祖先，无愧于子孙。”对上的祖先崇拜和对下的香火观念，对上的敬重孝顺和对下的无私奉献，构成了中国人的一体两面，也构成了中国式的宗教。初代农民工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地工作，便是基于这种中国式的“新教伦理”，在这种伦理的熏陶和感召下，吃再多苦都没问题。他们愿意哪怕以“内卷”的方式奋斗，是因为他们身上肩负着厚重的家庭责任，既是为了抚育下一代，也是为了赡养上一代，目标是实现整个家庭的延续和发展。为了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香火的绵延和家族的兴旺，他们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宗教式情怀让每个农民工都具有使命感和超越性。
农民的奋斗除了源于家庭内部的动力，还有来自村庄共同体的压力。在传统意义上较为封闭的农村，社区内部往往会形成一套自洽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如勤劳、节俭、克己等。每个人只有遵循它才能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反之则会被边缘化或标签化。由此“面子”构成一种社区性货币，围绕“面子”村庄内部会展开一系列社会性的攀比和竞争。农民工拼命干活，积攒的钱基本都弄回村里，用来建房子、娶媳妇等，而且这些事项又无时无刻不在比较和攀比之中，建房子时要压过隔壁邻居一头，娶媳妇时彩礼也要比别人高。因此，杨懋春才会接着说：“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财产的父母要么在死后很久还受人责骂，要么立即被人遗忘。增加了家庭财产或恢复了家庭原有财产的父母则被记录在家谱上，受到子孙后代的称颂。”农民工之所以拼命“内卷”工作，便在于他们陷入这种社会性竞争中,是同辈竞争的压力在促使他们奋斗。二十年前在江苏农村调研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过年回家，在外打工只带回来两三千块钱，而他一个小两岁的堂妹则带回来七八千，这个小伙子当场就被所有人念叨，“你还要脸吗”，“你是哥哥啊，才两三千，妹妹那么小都七八千”。这不仅反映出社区的竞争性压力，还有内部的舆论性压力，即长辈和权威的管教权。
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如此“拼”的动力来自三个维度：家庭现实的生存与生计压力、社区性竞争压力与社会性价值的实现、具有部分“新教伦理”特征的超越性的宗教情怀。
▍“局外人”与“掘墓人”：外出务工中的双重悖论
祖辈的上述三种奋进动力，在新一代农村青年身上都开始悄然消退。
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已使中国从“匮乏经济”形态变成了“丰裕经济”。“丰裕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机会与财富的涌流”，是“止不住的累计和扩展”。“匮乏经济”与“丰裕经济”这对概念的差别主要并不在于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经济结构的本质：前者不但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是封闭的、静止的经济；后者则是扩展的、动的经济。在整体经济状况不断提高之下，绝大部分农民工依靠自身的努力，物质条件都大为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扶贫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基本没有了生存之忧，也失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而形成的奋斗动力和能量。
第一代农民抓住时代机遇纷纷外出，常年在外打拼，却导致了一个吊诡的悖论：外出打工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发展与幸福，但又造成了骨肉分离，甚至导致部分家庭的破碎解体；外出务工也是基于一定的社区竞争性压力，但大家的纷纷离乡却导致社区共同体本身逐渐走向解体。
父母与子女、社区与年轻成员之间的关系，从紧密团结走向松散联系，从总体性互嵌转为单维互动。在传统乡村，社区成员间往往兼具亲戚、邻居、朋友等多重身份，父母与子女在生产、生活、意义世界等多个领域也都是信息同构和规则同构的。共同体瓦解和家庭离散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于单一，并仅限于在某些单独领域内互动，如叔侄间可能只是单纯的亲戚，仅仅在过年时的饭桌上聊聊天。由此，长辈、邻居、村庄权威的管教权开始逐步式微；父母与子女也已然在多个维度产生不同程度的脱嵌，家庭对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约束力也趋于减弱。我们不幸地看到，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家庭发展而外出务工，最后却导致家庭结构的破碎和家庭功能的不完整，他们自己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局外人”。
发展与破碎之间的悖论，还衍生出另外一个悖论。第一代农民工拼命发展是为了家庭的延续，但由于家庭和社区在孩子成长中的退场，代际之间出现社会化机制的断裂，无法完成子代社会化的闭环。原先促使农民积极进取的机制失效了，年青一代开始丧失家庭责任，也不在乎社区评价，出现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特征，其后果小则影响个人前途，大则可能动摇整个大家庭的财富积累，甚至出现子女不孝和虐待老人的现象。若此，拼命工作的父母反而成了家庭和社区的“掘墓人”——家庭在物质财富方面实现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家庭模式的消亡和社区解组与教化功能的丧失。
因此，“懒二代”现象的背后是代际关系的变化与乡村共同体的转型。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懒二代”的实质是新一代农村青年身上背负的家庭性使命和社区性意义的逐渐泯灭，将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设定为个体化的消遣。近几年网络热议的“躺平”，其形成不仅是由于社会转型期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例如经济增速减缓、生活成本高企、行业发展空间受限等经济性动因，还在于旧有的社会化模式在年青一代这里不再奏效，这是教育去家庭化和去社区化的后果。
教育的去家庭化，弱化了年青一代传统家庭伦理的培养，也削弱了来自家庭延续的压力。虽然学校也倡导这套价值观，但只是书本意义上的传授。传统家庭教育包含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在农业劳动中通过“自然教育”培育勤劳刻苦等品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社会交往体悟父慈子孝等伦理，中国式的宗教便是这样慢慢践行和培养出来的。这些家庭活动的压缩甚至消失，使得家庭的宗教式意义从下一代开始慢慢消解。诚然，相较于其他文明，在初步实现现代化之后，中国人的家庭意识仍然较重，但年青一代已经失去宗教式情结，不再为家庭无休止地拼命。在这种意义上，由向上的祖先崇拜和向下的香火观念构成的中国式宗教便自此慢慢倒塌。
在农村，一般最懒的人是老光棍，因为他们家庭压力最低，既没有家人对他的期许，也没有可寄托的对后代的期望，由此也不在乎社区性的评价和压力，自甘边缘化甚至社会性死亡。对后代绝望的人同样也会有这种倾向。在山西调研时，一位村民在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儿子奔波，甚至为了让他在大城市安身立命而同时打四份零工，但在儿子遭遇牢狱之灾后，过去的发展逻辑顿时失去了动力，过日子也没有了“奔头”，现实的幸福感只能来自每周进城去约会情人，其生活意义在于当下。
回到年青一代身上，若原有的社会化模式失败，他们将可能变成上面说的光棍或老父亲，考虑问题不再基于整个家庭的整体利益，而是更多从个人利益出发，或者在个人的付出成本和享乐收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下，由于经济条件的提高和代际关系的松弛，来自父辈的压力也在不断减弱。年青一代更有“资本”从“为他人而活”转为“为自己而活”，越来越在乎个体性的身体、情感和精神体验。他们将变得安于现状，只顾自己潇洒，不愿意为家庭进一步发展而吃苦和“内卷”，但又在入不敷出之后默默“啃老”。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仅仅脱嵌于家庭伦理，但不脱嵌于家庭支持。
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成长还是去社区化的，结果是他们既没有社区性舆论压力约束行为，也没有社区性竞争压力相互督促。在传统农村社会，村庄内聚力越小、文化传统越弱的地方，作用在个人身上的社区性压力也越小，这些地方因此往往更容易滋生懒汉。目前的趋势正是前文提及的村庄共同体的瓦解，这让社区教化和社区抚育的功能变得孱弱。一旦年轻人出现德行上的“偏航”，不再有强大的社会网络拽住他。以前即便家长本身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但社区一般不会缺位，他的兄弟、邻居和家族权威会帮忙出面管教孩子。如今年轻一代若懒惰或不思进取，社区其他成员是不会出面管教的。可以想象，上文提及的过年回家因为拿钱少而被集体谴责的故事不会再发生。
同时，来自社区的竞争性压力也在不断减弱。脱嵌于村庄的青年已不在乎社区评价，不会为了“脸上有光”而拼命发展；更不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不会为了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争一口气”而省吃俭用。老一代农民工生活在具体的社区，并在具体的社区生活中建立具体的参照系统，他们和同一个阶层的人拼命比较。他们绝大部分也不是为了阶层跃升等宏大叙事或成为大老板才出去打工，他们的奋斗是由众多具体生活目标共同决定的，如建房子、买车子、娶妻生子等，目的是成为村里有面子的人。现在年轻人的参照系则是宏观的阶层比较与遥远的精英想象。在巨大的阶层差距面前，一旦遇到挫折，他们便会自怨自艾、垂头丧气、不愿再去受苦。
▍向何用力：小传统和大传统的虚实转换
在“局外人”和“掘墓人”两重悖论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事实上陷入一个新的大系统之中：个体逐渐从原有的家庭和社区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向大市场和大国家。他们既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又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一些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处于传统脱嵌和制度脱嵌的“双重脱嵌”的困境。在这个大变局下，年青一代原有的地域链接、宗族关联、社会关系处于“脱域”状态，在行为逻辑、价值诉求、情感归属等方面呈个体化的新特征。换言之，“懒二代”背后指向的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
我们将看到，结构性变迁正在逐渐形塑一个个体化的社会，去社区化的个人又和宏观的结构继续产生互动。在农耕文明中，大部分农村的“小传统”和“大传统”在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二者关注的都是在匮乏环境下如何谋求生存与延续的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指向勤劳、克己、节俭等方式；共同体成员的价值体系，一方面以“小传统”作为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以“大传统”作为相对形而上的文化背景。当村庄共同体的功能缺损，没有办法和能力再生产出社区内部自洽的“小传统”后，在城乡间流动的年青一代将会轻易地被“大传统”俘获。而如今的“大传统”以城市文明为核心，追求独立、自由与个性，这是建立在城市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础上的，也只能在相应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支持的前提下发挥作用。但由于当前城乡分化仍然较为明显，这样的“大传统”有两个与农村社会相悖的特征。
第一是个体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独立、边界清晰。这与传统乡村社会相互扶持、互惠互利的价值观相冲突，更危险的则是有进一步发展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可能。在讨论中国文化之“要义”时，梁漱溟认为，中国式人生的最大特点是“向里用力的人生”。“伦常”道德秩序和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使得乡村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前者所得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和学吃亏；后者所得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与要强（进取）。总之，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因此上一代农民工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多是“君子求诸己”，加倍努力。如今年青一代用力的方向更多的不再是自省和自勉，而是责备与责骂。一方面，他们嫌弃父母未能为自己积攒足够财产，未能为自己料理家务，乃至怪罪父母身体状况不好给自己增添麻烦。另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为挫折寻找客观原因，将穷苦归因于社会不公，放弃了勤俭刻苦和自我约束，面对困难时也更容易走向好逸恶劳和自我放逐。诚然，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是农民工发展的重要阻碍，但“懒二代”的出现与这种思考逻辑的转变也有关系。
第二是消费主义。传统农村以勤劳节俭为美德，支出根据家庭的需求量力而为，避免过度消费和透支。但在大规模进城务工后，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正进入一种“城乡生活”。今天的农村是处于“城乡社会”大背景下的“新农村”，农民工身处城市主导的消费文化，却拿着农村级别的工资。虽然活动半径仍然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但生活内容已然“市民化”，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都逐渐以城市标准为导向，例如追求新手机和新汽车，选择优质教育以及大型医院等。很多农村青年因此过度消费，成为“月光族”。但他们又没有城市中产青年背后有力的家庭支持，因此最终往往从城市悻悻而归，意兴阑珊地回到农村。面对盛行的消费文化和高昂的城市化成本，农村青年的用力方向不是勤俭致富，而是加入狂欢的浪潮，即时行乐。与已经在城市扎根的中产阶层相比，孱弱的农民工群体其实比传统时代更加需要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庇护，像上一代那样形成适应城市化生活、谋求向上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行动策略。可惜的是，在村庄共同体瓦解的背景下，他们极其脆弱、一盘散沙，因此被大传统轻松俘获和摆弄。
“躺平”文化，似乎是上述两种“大传统”叠加之下的派生品。当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成了卸下家庭和社区意义的孤立个体，他们拥有城里人的想象和欲望，但自身能力显然无法企及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躺平”便成为他们的归宿和寄托。
▍路在何方：青年的觉醒与民族复兴
当今中国正处于迈向发达国家的冲刺阶段。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继续保持积极进取的发展态势，避免过早进入南欧甚至南美式的消遣型或生活型社会，是理应维系的价值倾向。如今大部分“农二代”能享受的生活逻辑仍然属于低水平均衡，这种均衡很容易因外在因素变化而被打破。如此，将无法支撑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在全球化竞争激烈的国际格局下，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失去前进动力，将会不进则退，慢慢地螺旋式下降。目前大部分农村年轻人享受着较为安逸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是对上一代人剩余价值的索取，是一种逆生命周期的“剥削”。当上一代的红利消耗殆尽的时候，这种生活逻辑的维系就将难以持续，进而导致个体、家庭和国家的断崖式下跌。因此，需要警惕中国“未富先奢”，发展逻辑持续不到第二代就堕入南欧甚至拉美的“懒惰陷阱”，必须在他们彻底“躺平”之前“唤醒”他们，否则当消极的生活逻辑成为主流或“政治正确”之后将难以扭转。
个体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容易消解意义。在遭遇不利结构时，与家庭本位和社区本位的父辈相比，年青一代更容易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行动意义的消解是人们转向生活逻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个体化容易消解意义，不代表没有个体化的意义。个体从家庭和共同体的笼罩性道德中挣脱出来，更有可能建立符合自身意志和禀赋的意义世界。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个体也有自发再嵌入社会的愿望与努力，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既获得了自由，又感知到风险，最终也许会发现只有家庭才是不离不弃的保护伞，于是才有“新家庭主义”的兴起。但这种权宜之计无法为个体创造“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那般具有超越性的终极价值，也无法提供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庇护和社会意义。这便需要国家的入场与再建构：国家需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衔接，不能让中国人断了“根脉”；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增强社区内部的互助和抚育功能；还需要在教育中建构意义，如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让年青一代有意义感和尊严感。当然，在此过程中，国家更好地改善分配机制，缩小阶层分化，让更多的人有获得感，自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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