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湘西北
1，一代农民工普遍到了“退休”年龄，但返乡养老的极少。小叔是泥水工，还是个小包工头，在东莞打工很多年了。前两年盖了一栋新房，但还是今年还是继续出门，计划赚足养老钱。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大工地经常停工。但他却因祸得福，改作小工程，效益比在大工地还好。一位亲戚也是一个小包工头，做的是轧钢圈的活，工地在哪里，活就在哪里，全国各地跑。外面有活干就出去，没活干就在家打理农作物。去年一年出去了两三个月，赚了六七万。岳父刚过六十岁，早些年是石匠，他说如果不是跟着我们在武汉，他肯定也就跟着那位亲戚去打工了。
2，小叔手下有五六十个工人，六十岁以上的工人超过一半。尽管国家规定超龄农民工不能进工地，但根本就没有年轻人愿意当建筑工人。而很多超龄农民工又没办法进厂，还非常愿意到工地干活。因此，工地上很多超龄农民工，是建筑业的潜规则。他们无法交各种保险，也无法把工钱打卡上。但老板和包工头会以其他办法保证其权益。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兜底。前年，小叔工地一位七十岁的工人，因为有智障，且不会说话，竟然徒步从东莞跑到了惠州，小叔为了找他五天五夜没睡，最后是惠州高速公路交警找到了，他赶紧租了一辆车把他接走，送其回老家。
3，近几年，建筑行业出现结构性变化。建筑业总利润二十年没变，但人工成本成倍上涨，工价已经到了三四百元一天，这对普通农民工还是还不错。但这意味着，其它环节的利润下滑。比如，挖机、拖车等机器已经过剩，拥有它们并不能致富。以前建筑业的小老板，比如包工头、机械投资人，现在都得亲自干活，多一份工钱才能保证效益。包工头和工人之间，在收益上没有多大差异，顶多就是只要总承包商的工钱来了，自己可以有限保证工资到位，再就是总归还有一点点返利（虽然不多）。去年行情不好，小叔还有几万块钱的工资没拿到。
4，小叔的工地，工人最多的是来自广西，其次是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的也有一些。一代农民工是否还继续在工地干活，取决于家庭负担。广西的一代农民工，普遍还是多子；河南等地不仅多子，且高价彩礼也传递了压力。他们打工恐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女。两湖平原少子化明显，农民工打工普遍是“自养”需要。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儿，又远嫁的，只能靠自己。
5，五六十岁的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养老”需求。有条件的，会把房子整好，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城市，哪怕是县城，他们都不愿意去。小菜园、自住房，自给自足非常关键。和乡亲们聊天，他们都有非常确定的预期，就是和子女分离。他们拼命给子女创造进城条件，帮忙子女在城里买房买车，自己却退守村庄。
6，乡间别墅在兴起。一代农民工开始回乡建造养老房，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见识，也有生活质量要求，且家庭少子化明显。乡间别墅，尤其是大平层别墅，适应了私密性和家庭公共生活的需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楼房还是典型的走马楼，2000年后的楼房已经出现套房，2020年代的乡间别墅，则真正具有了生活方式都市化的特点。
7，县城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农民也要进城享受都市生活。县城也有了湿地/郊野公园，非常豪华大气。公园旁边就是五星级酒店和商品楼小区。公园既是城市生活的产物，但它本身也在造城。当地县城的房价只有三四千，城市配套也不错，但即便如此，房市也不太景气。表妹在县城买了一套新房，有20多万房贷，姑父说，表妹两口子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表妹在一家企业上班，除了交社保，拿到手的工资很有限。表妹夫当了十二年消防员，今年夏天转业，会在事业单位上班。按当地工资水平，一个月只有四千有左右。乡亲们都说，当地没有产业，县城居住确实有压力。
8，村里有一些在外务工回不了乡的人。一部分是近乡情怯，不想返乡。乡土社会历来都是温情与残酷、合作与竞争并存，有人在过往的乡村生活中深受伤害，再也不愿意看到那些亲戚朋友熟悉的面孔。还有一些欠债的人，外出务工本来就是躲债，没赚到足够的钱是不敢回家。讨债的人往往年三十跑别人家去，结果还是扑了空。村里有不少跑婚的女性，回来也没地方可去，还不如留在城里。再有部分人跟着儿女进城，家乡没什么牵挂了，老人都去世了，小孩又都在城里，无所谓返不返乡。
9，农村婚姻有极大不确定性。一个处于街镇附近的自然村，共60户，260人，其中30岁以上单身男子有12人，离婚有15对，几乎家家都有婚姻不如意的地方。邻村人口不到2000人，去年腊月的某天，离婚办手续的有21对。现如今，女性结婚要在县城有房有车，男性父母家庭条件其实都不错，但父母对子女婚姻似乎并不会倾尽家财去县城买房。整个自然村，只有一户人家在县城买房，那还是因为他们家在县城开店做生意。
10，在乡里，最重要的礼仪媒介是蛋茶。过年期间，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大盆的卤蛋。“新人”（刚结婚的人）上门，得端上蛋茶，吃一个留一个。大年初一，晚辈也得给长辈蛋茶，以示尊重。来不及请人吃饭，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给客人奉上蛋茶，表达一下意思。我现在才想起来，当年我是“新人”吃蛋茶的时候，似乎两个鸡蛋都吃了，这其实是一个不礼貌行为。
11，烟熏腊味，浓浓的年味。返乡吃，回城也得带走它们。流动的人儿，游走的味道。大流动时代，也促进了饮食融合。我第一次去岳父岳母家过年的时候，对烟熏腊月不习惯，特别害怕吃辣。但我这个清淡饮食的人，现在也可以吃辣，喜欢上了腊味。小叔花了六七千元腌制腊味，过完年就拖到东莞工地上吃。
12，家中年前有人去世，第一个年叫做“新年”，亲戚得先到他家拜年。大家对着遗照烧香、磕头，放鞭炮。今年“新年”的人家特别多。据乡里抬丧的人统计，全乡人口才一万多，疫情放开后去世的有200多人。有一个小组同日去世7人，有一家去世了3人（两个老人，一个30多岁年轻人）。高峰时，有人家自己也是礼生，但家里老人去世，停尸三天也找不到礼生。最忙的一周，道士忙活不过来，礼生兼做道士的活。小舅是礼生，曾经七天七夜没有休息。
13，奶奶和外婆都有基础疾病，年底都因新冠住院，情况一度危急，幸亏挺过来了。奶奶生命危急的那个晚上，叫不到120，半夜请邻居开车送医院；第二次住院，120又说没车，找了医院的亲戚帮忙协调，才派车过来。住进医院后，又因医院内部管理问题，迟迟无法安排床位，很是磨人。这个年，肯定谈不上高兴，却也不算悲伤，乡里人都接受现实，比较平静。这个经历，也许会如很多历史事件一样，在民间不断演绎。
14，本地农村高龄老年人普遍在践行“自养”，独居、靠积蓄度日，力所能及赚零花钱，以不给子女添麻烦为原则。妻子奶奶83岁，去年还种菜，每个集市都去卖新鲜菜，多余的腌制咸菜，也卖，还养鸡卖。姑外婆年近80，也养鸡，过年时还送了我们一只鸡。每年端午节，都会采粽叶卖。外婆年近80，眼睛失明，外公还在世时，也靠外公制作麦芽糖卖钱度日。子女每年都有孝敬老人，也负责供应粮食，但老人都会以各种形式反馈子女（如送鸡和鸡蛋）。奶奶和外婆年前都因心血管病又加新冠感染住院两次，新的一年开始，她们是没法“自养”了。家人们都在商量怎么赡养。最后结果是，留在家里的女儿负责日常照料，儿子负责给赡养费。大家都在讨论，现在的高龄老人还可以有子女赡养，以后他们自己老了没办法自理了，子女又都在城里，可怎么办啊？
15，这两年推广双季稻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公路沿线到处是标语，还有“书记示范田”之类的。但深入村庄内部，田野荒芜，良田改种果树的现象到处可见。出门打工的种不了田，位置偏僻或耕作条件差的田，送人种也没人要。留在村里土里刨食的，总得种经济作物才有收益。岳父和小叔家的田都免费给邻居种，“不荒就行”。双季稻“政府在动，群众不动”，在全国甚是普遍。
16，过年期间乡间也有几场葬礼。葬礼都很是隆重，有一家的拱门扰乱两条街。这两年街上不让放鞭炮了，倒是节省了一点。但乐队还是少不了，演奏的多是红歌，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旋律正，却不哀伤。丧事除了哀悼，最重要的是主人家赈酒，亲戚朋友上人情。岳父回去第一天就去一家上礼，花了八百元。返乡前一天又去上礼，花了三百。我也跟着去吃席，这是主人家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奶奶出院后，亲戚朋友都来看望过，岳父和小叔就在街上餐馆摆了两三桌。
17，街上车很多，堵车。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车牌看了一下，出了本地车辆，大多数是广东牌照的车。几位亲戚从广东开车回来，不怎么堵车。但返城时候，堵得要死。小叔一家昨晚出发去东莞，十多个小时了，还没出湖南。我写这篇见闻时，还堵在永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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