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维俊：什么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

　　彭维俊：什么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

　　【老田按：读到彭老师这篇深度访谈，心中有无限的感慨：目前中国，一方面是农村出现大片土地抛荒，另一方面中国成为最大的转基因粮油产品进口国，饭碗掌握在别人手上，粮食安全堪忧。解散了集体农业之后，农业机械化的路就走到了尽头；只经过很短时间，农民就发现依靠种田越来越养不活一家人了，就不得不抛弃农业并离开农村了。农民被逼大量离开农业，单位土地上的活劳动投入急剧下滑到一定程度，土地抛荒就成为必然选择了。此时，最迫切需要机械化耕作的介入，但机械化所需的各种制度条件都完全不具备，这样，最珍贵的土地就“不得不”被抛荒了，农产品进口就成为唯一选择了。集体农业不仅是一个农民联合起来从事农业的方法，还是一个毛教员所说“农民联合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平台，平台被拆毁之后，不仅农业机械化的道路终结了，同时各种基于农民自身深度学习的技术积累过程，也一同终止了，农民和农业的“去技术化”过程就开始了。一个方面的“去技术化”，会促成另外一个方面的技术垄断地位和盘剥能力，今天跨国公司垄断的育种技术和相关农资产品供应，越来越成为榨取低水平农业剩余的强有力商业链条。这些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变化，亟待反思。

　　记得前些年，在山西参观汾阳县贾家庄的农业机械化成果展览，那些被摆放在展览馆内的系列农业机械，竟然是村庄内部木匠和铁匠，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完成设计和制作的。老田感到极大的感佩和震惊，山西农村的农民师傅们，曾经拥有那等辉煌的创造力，这简直超出了一般人的最大想象力。农民可能缺乏文化知识，也缺乏工业化的经验，但是，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平台，他们就能够在这个薄弱的基础上，去展开他们的想象力空间，逐步积累经验和提高技术乃至于制造水平，回答生产过程中间提出来的需要。

　　刘集公社的机械化努力，没有山西农民那么高的雄心壮志——在村庄内部完成农机制造，他们是结合国家工业化的成绩，外购农业机械去推进相关事业的，但是，世世代代的土里巴人，热情地引入农业机械化去帮助和替代传统耕作方式，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还得到那一代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他们作为先进典型曾经拥有“为国家未来农业发展探索道路和立法”的“人民创制权”地位。很遗憾，由于人为的原因，这个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被终结了，与他们的“探索终止”相对应，中国今天不仅粮食安全堪忧，而且相关的农业技术对外依赖程度也有增无已。今天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要给前人的探索和努力以应得的尊敬，还应该在现实的种种困境中间，学会象我们的前辈们那样，对农业相关问题进行务实的观察与思考。】

　　提要：从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至今，我国农业机械化已经走过6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里程。地处武汉新洲的刘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典型代表，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经验被誉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遗憾的是，在有关地方党史中还未留下些许痕迹。2015年，受江汉大学有关专题组的委托，笔者数次赴新洲刘集采访，与原刘集公社副主任郑树芳、原刘集农业机械站副站长何成焱、原刘集机械站拖拉机手刘耀华、刘集农业机械化的带头人程金阶的养子刘耀祥等面对面交谈。以下记录的，就是这些刘集道路开拓者和见证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

　　刘集地处新洲。当年搞农业机械化的刘集，称作新洲县刘集公社。1983年新洲县由黄冈地区划属武汉市，1998年撤县设区，刘集现称武汉市新洲区刘集乡。当地人喜欢“聊撇”[①]，一般都把“乡”和“公社”都省了，称之为“刘集”。

　　（一）刘集道路与毛泽东的缘分

　　刘集的农业机械化起步于1957年，发展于1964年。据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档案记载：

　　1958年4月11日晚，毛泽东在武汉参观农业机械

　　1964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黄冈地区拖拉机站保留公社核算制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道：“哪个拖拉机站办得好些？”

　　姜一回答：“新洲刘集公社拖拉机站办得好。”

　　王任重补充说：“他们除了搞农田耕作外，还搞运输，作用很大。”

　　毛泽东说：“拖拉机站还是以公社建站为好。我们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要以公社建站，走刘集公社的道路。湖北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新洲刘集农业机械化的肯定。此后，新洲刘集公社办农业机械化的事迹开始“走向全国”。从1964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社员加快收割小麦。这是社员们用脱粒机给小麦脱粒”的图片报道开始，《人民日报》、《经济研究》、《新华文摘》、《新华月报》等中央报刊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新洲刘集农业机械化事迹进行了长达15年的宣传，一直到1978年。期间，新洲刘集作为全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典型，在那些年的全国重要农业会议、农机会议、展览会、广交会，都有代表参会、农机参展。按郑树芳的说法：光是省以上报刊的宣传报道就有上百次，到北京、武汉、广州参加的省以上会议、展览就有数十次。

　　1965年8月，程金阶作为集体经济办机械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了刘集公社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开创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为主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报道说：

　　会议根据湖北新洲县刘集公社自力更生办机械站的经验，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鼓励人民公社用集体的公共积累购买农业机械，用集体的力量办农业机械站，并在农机站中推行亦工亦农制度。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这样做不仅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客观要求，也是日益壮大的人民公社经济力量所能胜任的。

　　刘集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特别关注，也给时任副总理的谭震林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议后，程金阶按照县委的指示，向八机部销售局申请购买拖拉机，得到谭震林的支持，破例批准新洲县以公社集体的资金，一次购买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54型”拖拉机50台。这个消息很快在全国农机界乃至农业系统传为佳话。

　　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审阅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时，新洲县刘集公社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设想》谈到：“新洲县依靠集体经济办机械，是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发展起来的。该县刘集公社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办机械。充分说明了大寨式的自力更生道路的无比生命力。”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②]

　　3月12日，毛泽东回复刘少奇3月11日的来信，肯定“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

　　4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依靠集体经济和地方工业潜力，走自力更生、勤俭创业道路 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让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进一步为全国人民所认识。

　　4月10日，周恩来总理派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国家三线建设计委副主任林乎加以及国家农业部部长林枫一行，来新洲刘集等单位考察，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作准备。

　　7月17、18日两天，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率领下，分乘72辆小车到刘集参观考察。这些代表中有国家部、办、委领导，各中央局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农委主任，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机械的副书记或副省长、计委主任、工业厅厅长和农业厅厅长等等。

　　出席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会议的代表

　　在刘集公社现场观摩半机械化插秧

　　何成焱回忆：

　　听说全国各地的领导来我们刘集参观，我们农机站的姑娘小伙既高兴又紧张，说实在话，应当说主要是紧张。代表还没来，我们就提前好几天将机器反反复复擦了一次又一次，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会出什么纰漏。这种紧张的心情，一直到各地的领导们参观结束后，才真正放下。我们的紧张是值得的，那天我们在田间地头的所有农业机械操作表演，都得到了成功。送走参观的客人们后，程金阶等社领导都露出了笑脸。

　　郑树芳认为：

　　这时的刘集在所有参观者的眼中，不再是三个月前在北京农展馆展出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展览中的那个黑白图片中的刘集，那个全国“发扬大寨精神、依靠集体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6面红旗之一的平面化了的刘集；而是一个彩色的、立体的、鲜活生动的刘集，一个地里“铁牛”奔跑、田边“水龙”欢唱的刘集，一个早稻穗长粒饱满、棉花花蕾满枝头的丰收在望的刘集……

　　从这天起，“走刘集公社的道路”不再是一个号召、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样板”。

　　刘耀祥谈到：

　　记得父亲说过，第一个公开宣传“走刘集公社的道路”的，是1965年12月30日出版《湖北日报》，那天有篇报道，题目就叫《走刘集的道路 自力更生办机械》。说的是省经委召开的有关地委、县委城镇工作部的领导和17个试点公社的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的事。从此以后，最初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走刘集公社的道路”的指示，从“公社建站”到“自力更生办机械”，被赋予了的一个崭新的内涵。

　　（二）刘集道路算出的三本帐

　　1966年7月，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后，刘集公社农业机械化的知名度，与山西昔阳、河北遵化等全国著名的农业机械化典型一起，开始从国内走向国际。

　　刘耀华回忆：

　　起先，我们只是接待当时的友好国家的朋友，比如朝鲜、越南。后来，我们公社的事迹在1971年3月上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后，当时就有9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知道了我们公社自力更生办机械、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事了。到了1977年，就又有来自苏联、日本、印尼、英国、法国、瑞士等1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考察。那些年，郑树芳主任和我也都参加过接待工作。

　　20世纪60年代，外国朋友参观刘集农业机械化

　　1970年，程金阶被结合为新洲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他创导下，刘集公社成立了由干部、机务员和社员组成的“三结合”机具革新小组，开展了群众性农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1972年，程金阶又走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岗位，继续他在县委领导下的“农机梦”。次年，县委提出了“主攻五大项”（机械插秧、机械收割、机械植保、机械中耕和机械播种），“解决三弯腰”（插秧弯腰、收割弯腰和开沟弯腰）的群众性机具改革活动。应当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是一个把全县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工作重点，由排灌、运输和脱粒加工向农业生产环节所作的重要转变，这就直接推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为了实现县委提出的目标，刘集公社决定将机械插秧和机械中耕列为主攻的重点，并采取了两个办法来解决。

　　一个是领导上阵，成立机械插秧指挥部，所有党委成员都深入到大队和生产队田头，亲手开机子喂秧苗，与群众一起边操作、边发现和解决问题。终于，善于归纳的领导们总结出了“开车没有巧，方向要掌好，三点成一线，保证能插好。喂秧学问深，秧苗摆齐整，心灵手要巧，才能插得匀”的经验。再后来，逐年扩大了机插面积，最终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弯背几千年”的插秧历史。

　　另一个就是动员群众，号召“一人攻一关，十人破一难，革命加拼命，突破中耕关”。周开全等10多个革新能手联手奋战半个月，经过10多次的试验，终于制造出轻便灵活、操作简单的1.6马力手扶单行中耕机和3马力旋式中耕机，日耕地面积可达到 3O亩。

　　同时，刘集公社还注重发展半机械化农具，先后成功地研制了每天可开沟7O－9O亩的营养钵移栽开沟犁等一批简单实用的半机械化农具。至此，刘集依次走过了依靠集体力量买机械——用机械——修机械——革新机械——制造机械的艰辛历程。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下半叶，刘集公社进入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到1979年，全社农业机械发展到1164台，总动力4825千瓦。其中拖拉机125台，1825.9千瓦；柴油机118台，1343千瓦；电动机76台，923千瓦。此外，还有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和收获机械各23台，植保机械8台，场上作业机械 61台。提水机械 237台．喷灌机械25台，机耕船 23只，运输机械122台，插秧机18台，畜牧机械26台，粮棉油加工机械279台，半机械化农具9403台(架)。刘集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机耕、机灌、机脱均为100％，机播6O％，机中耕 95％，机插 65.3％，农运55.5万公里，商运44.9万公里。[③]

　　20世纪70年代的新洲刘集公社农业机械站

　　这是刘集人自己算的第一笔帐，算的是自己曾经拥有的宝贝数量，以及它们在农业生产应用中的占比。

　　第二笔帐是程金阶算的，他说他在1973年曾算了一笔账：

　　当时全年机械农业作业量可以代替20多万个劳力，为全县现有劳力的70%，这就为早、晚稻连作，棉花、麦子两熟的耕作模式提供了生产保障：以前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的“四快”（快割麦、快打麦、快薅棉花头草、快防棉花虫），用上机械后只要半个月，也就不会出现“夏至不打飞上天”（打麦子霉烂生虫）、“头荒不薅草里眠”（指棉田草荒）的现象。再从“三抢”（抢割早稻、抢插晚稻、抢管棉花）、“三秋”（秋收、秋耕、秋种）来看，由于攻克了“五大项”，用机械解决了粮棉生产环节的重大问题，从而奠定了粮棉丰收的基础，实现“一手捉住两条鱼”，就是实现粮、棉双丰收了。毫无疑问，农业机械化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解放了劳动力。[④]

　　第三笔帐是汤红娟、涂天向在《新洲刘集公社农业机械化概略》中计算的，他俩说：

　　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给刘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粮食总产量1320万斤，平均亩产 1626斤，均创历史最新纪录，分别比1958年增长128％和146％；皮棉总产量269．3万斤，亩产 202斤，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分别比1958年增长108％和100％；社办工业企业25家，企业总收入376万元，占全社农副总收入的41．3％，多种经济收入比1958年增长29倍；公社公共积累850万元，每户平均1760元，人均分配145元，集体经济日益巩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⑤]

　　（三）刘集道路在老辈人心中的份量[⑥]

　　2012年春，原来在刘集农业机械站工作过的几个老伙计聚在一起合计，决定举办原刘集公社农业机械站全体同仁金秋联谊会，“共同回首那段沉甸甸的人生经历和美好时光”。

　　9月22日，联谊会如期举行，100多位原来在刘集农业机械站的工作的同仁欢聚一堂。那天是何成焱致欢迎词，他用这样几句话，表达了大家欢聚于此的共同的心境：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刘集农业机械站虽然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我们仍然依旧怀念她，因为刘集农业机械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我们葱茏岁月荡漾的壮志，有我们青春灿若云霞的往事。刘集农业机械站是刘集当代农业生产进步的一个重要缩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为刘集的农业生产稳产高产发挥了巨大的重要作用。刘集农业机械站以其独特的激情和魅力，积极开拓进取和不断创新，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坚实的脚步，铸就了刘集的沧桑与巨变，演绎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先进典型的宏伟篇章。

　　2012年9月，原刘集农业机械站部分同志合影

　　聚会上，原刘集农机站职工朱喜桂、缪宏安夫妻的讲话有点像诗，他们用简单的词汇，说出了他们这代人的共同感受：

　　那些年，我们风华正茂，英姿飒爽；那些年，我们纯朴善良，蓬勃向上；那些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集体力量；那些年，我们经常是一身油污一腿泥，但却是十里八乡俊男靓妹追捧的偶像；那些年，我们报酬微薄，生活俭朴，但却走在了那个年代的前列，引领了那个年代的时尚！

　　聚会上，大家谈到以程金阶为代表刘集农业机械化的带头人，谈到当年为刘集农业机械化作出贡献的一机部的边跃纲、农业机械部的赵殿英、新洲县农机局的吕经孝等同志，谈到共同创造的那些创新成果……如数家珍，感慨不已。

　　在这次聚会上，大家除了喜悦，也有其它，但对于他们这些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者来说，大家都能化解开来，就像原刘集农机站拖拉机手刘清初说的那样：

　　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行政体制的改革下，刘集机械站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那么多的车床、钻床、刨床都没有了，那么多的大小拖拉机都没有了、汽车都没有了，连厂房都没有了，但刘集机械站“团结互助、自力更生、锐意革新、致力发展”的精神仍然还在，并长期激励着我们。激励着原刘集农业机械站的每一个人。刘集机械站的这段历史永远存储在我们的心中。

　　在刘集农业机械站的师傅们聚会的前一年，时任湖北省农业厅党组成员、省农机局局长的吴庆峰，在谈到与刘集农机站的师傅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撰文《浅谈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第二部分“湖北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道路十分艰辛”中，写下了如下两段话：

　　农机制造工业的衰退。1978年以前，湖北省农机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第一台插秧机、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第一台机耕船都在湖北诞生。1958年4月12日，毛主席到武汉来视察，特意到武汉展览馆观看第一台手扶拖拉机。1978年底，全省共有农机工业企业194家，职工人数达6.8万人，工业总产值4.3亿元人民币。湖北省拖拉机厂、襄阳拖拉机厂、武汉拖拉机厂、宜昌地区农机厂、武汉内燃机厂、湖北省柴油机厂、武汉柴油机厂等一大批农机制造企业，生产“东方红—20”、“东方红—25”、“东方红—40”、“襄江—40型”、“襄江—50型”拖拉机，“工农—7型”、“工农—12型”、“工农—3型”、“工农—5型”手扶拖拉机及多种类型柴油机、机引农具和农产品加工机械，成为全省农业机械的主导产品。年产柴油机150多万马力，拖拉机2万多台，机耕船5000多台，机动插秧机6000多台、割晒机7000多台，机引农具5万多台套。1978年全省农业机械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机械工业总产值的31.2%（不含第二汽车制造厂），高于全国年增长13.1%的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农机工业基本上转向生产汽车的零部件，农机科研和制造急转直下。时至今日，全省没有一个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农机制造企业，没有一套大型农机生产线。当今占据湖北市场主导的大中型农机和特种农机产品基本上都是外省产和外省的合资企业生产的。这与湖北昔日红红火火的农机制造大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集体农机的消失。在人民公社时期，发展农机化具备最有利的条件。那时，土地由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统一号令，可以实行统一连片种植、农机可以实行连片连续作业。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分到农户之后，集体所有的农业机械被拆开当作废铁卖了，一夜之间，农民又回到了牛耕手割、肩挑背驮的年代。[⑦]

　　刘耀祥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从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父亲，听说刘集辛辛苦苦几十年置下来的农业机械当废品卖了，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那些价值百万的集体资产在他心中的份量；我也知道，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刘集道路在他的心里地位；我更知道，毛泽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他心底的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深深烙印……

　20世纪60年代，刘集公社党委书记程金阶（左3）向来宾介绍刘集农业机械化建设情况

　　（四）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展望

　　2004年以来，连续发出的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列为国家政策，这就为发展当下农村的农业机械化找到一个路径。从此，农业机械化的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开始推动着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的加快。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9年国务院公布《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部制定8部农机行政规章、各地先后制定出台71部地方性农机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2010年7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其内容涵盖了农机管理、科研开发、质量保障、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扶持措施、生产流通、监理、鉴定、维修和法律责任等各个领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2010年2月24日，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在京成立，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当选协会会长。政府了解农业机械化行业发展动态，农户表达诉求、化解矛盾的平台由此建成。

　　2018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补齐全程机械化生产短板，协同构建高效机械化生产体系；促进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在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上的应用，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能力；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机制创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又明确提出：支持薄弱环节适用农机研发，促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这就给发展中国农业机械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湖北省农机局从2008年起提出“培植一个主体、确保两大安全、提升三大水平、推广四大技术、建立五种保障机制”的思路。关于“培植一个主体”，吴庆锋阐释说：

　　培植主体就是不提倡每家每户农民购买农机，鼓励将分散的农机手组织起来，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让他们去流转或承租一定规模的土地，与种养大户一样，实行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经过近3年的引导和培植，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力军。[⑧]

　　刘集人认为，省农机局“培植一个主体”的思路，同样契合了毛泽东提出的“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2017年2月5日和12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2016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11.44亿千瓦，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预计超过65%，其中，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9.8%。预计2017年全国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3%，机采率达28%。

　山东某乳业公司所属牧场的机械化作业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力争到2025年，农机装备品类基本齐全，产品质量可靠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国农机总动力稳定在11亿千瓦左右。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粮棉油糖主产县（市、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丘陵山区县（市、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5%，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50%左右。[⑨]

　　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希望能像刘集道路算出的三本账那样，让广大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农业机械化给他们带来的红利。

[①]新洲方言，简单、利索的意思。

[②]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③]转引自《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第43页。

[④]2015年5月，采访刘耀祥的记录。

[⑤]《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0期，第43页至第44页。

[⑥]本节中的引用文字，未注明的均为未刊稿，源于刘集公社农业机械站全体同仁的金秋联谊会资料。

[⑦]摘自吴庆峰在省农业厅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的发言，文章发表于2011年5月27日《湖北农机化信息网》。

[⑧]吴庆峰在省农业厅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的发言。

[⑨]转引至201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