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1978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他一生任职从西北到中央，再到广东，最后又回到中央，这种路径恰恰与他能上能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可贵品质相吻合。他平易近人，十分关心群众疾苦，善于走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本文记述了习仲勋在不同历史阶段到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三个典型事例，帮助读者更加直观、深刻地体会习仲勋永远与人民为伍的真切情怀。
土窑洞里识英雄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抗战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首当其冲，外加连年自然灾害影响，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了严重困难。为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打破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封锁。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新年献词》中指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这成为指导全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
1943年2月，习仲勋受党中央委派，从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党校校长任上调到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肩负起了发展绥德分区经济生产、保卫边区北大门的光荣使命。绥德分区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重要；全区人口50多万，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习仲勋到绥德以后，认真执行中央和边区的命令，带领全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指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要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以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经过研究，习仲勋决定成立调查组赴绥德县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的工作。郝家桥村距离绥德县二十里，是绥德县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也是该乡的乡政府驻地。因村前建有一座碎石桥，村民又多为郝姓人家，故取名郝家桥。调查组成员有：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中共绥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人。4月中旬，习仲勋在地委机关主持召开调查组成员会议，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文件，帮助调查组成员从思想上加强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学习如何搞好调查研究，为这次下乡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在会上谈了移民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把移民作为大生产运动、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重要内容和措施，但是现在移民工作还存在问题，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需要分析原因。他强调要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选出上、中、下三种情况不同的农户各两户，进行调查研究。
◆1943年2月，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独立第一旅政委的习仲勋。
习仲勋带领的调查组发现并宣传了劳动模范刘玉厚，对推动大生产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天晚上，在调查组指导下，郝家桥村召开了一次“好劳动人会”，推选劳动英雄。大家的热情很高，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嚷着“唯有刘玉厚才够得上劳动英雄的资格”，认为刘玉厚是个劳动好手，勤快、忠厚、俭朴、秉公、孝顺。而这时刘玉厚由于勤恳能干，下山晚，是最后一个到会的。炕上坐满了人，他只好蹲在墙角。大家就把他拥到炕上坐，纷纷对他表示称赞，调查组的同志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了下来。刘玉厚没有听过大家对他这么多的赞许，脸上流下了汗珠。第二天清早，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带着他去见习仲勋。一见面，习仲勋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说：“咱是！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住处的习书记？夜黑（昨天晚上）里你们来时，咱一满（完全）没知道，刚劳动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参加开会了！”习仲勋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和他紧紧地握着手说：“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们党就更有办法！”刘玉厚朴实地答道：“咱什么也解（懂）不下，只解下受苦（劳动）。党要咱们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吆！”绥德县委书记在郝家桥生产动员大会上，向全村群众宣布：“刘玉厚是共产党员，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现在共产党要老百姓过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大家就可以向刘玉厚学习！”经习仲勋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荣誉称号，授予郝家桥村由习仲勋和绥德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落款的“农村楷模”牌匾，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秋收以后，刘玉厚到绥德地委机关向习仲勋汇报说，一年下来收成不错，习仲勋认真听了以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和生产展览会开幕典礼同时举行，刘玉厚作为绥德分区劳模代表参加了大会，在闭幕典礼上光荣地选为全边区25名“特等劳动英雄”之一。此后，习仲勋与刘玉厚结下了一生的深厚情谊。1984年2月11日，习仲勋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刘玉厚。远在异地无法见面时，两位老人就互相致信问候。1994年9月6日刘玉厚给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写信说：“想起我童年时代受人压迫痛苦生活的经历，对习老、齐心你们的帮助下投身革命，并在大生产中光荣的推选为劳动英雄，这段历史是党的教育，是你们辛勤培育的结果。老一代革命家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胸怀，对群（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苦百姓的培养教育和爱戴，我将永世铭记在心。我们的友谊是万古常青的。”1995年刘玉厚逝世，习仲勋写下“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以志怀念。2002年5月习仲勋逝世后，刘玉厚之子刘宏恩带领他的儿子刘元亮和郝家桥村很多村民专程到北京参加了习仲勋的追悼会，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拨开乌云见青天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3月相继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希望尽快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为了及时了解以上两个文件的执行情况，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1961年作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58年4月，周恩来与习仲勋在河南视察时在飞机上研究三门峡水库建设情况。
1961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带领工作组赴河南长葛县进行调查研究。长葛县在“大跃进”期间以“深翻地”闻名全国，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但是这个县存在严重的“五风”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家人事局局长金树旺，以及张芸、朱斌等十几人。调查组成员没有乘坐轿车，而是集体乘坐一辆中型客车。调查组到长葛后，习仲勋对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于是，长葛县委派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参加工作组。根据长葛县委建议，习仲勋率领的工作组决定把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作为调查重点，因为和尚桥公社问题多，情况最复杂，具有典型性。习仲勋提出这次调查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农业“六十条”，并确定把和尚桥公社的宗寨、王庄、樊楼、杜村寺作为调查点，调查内容集中在公社食堂、生产队规模、整风整社和退赔以及粮食、分配制度问题。
习仲勋在长葛调查期间，处处平易近人，愿意接近群众。他的工作任务繁重，不但要领导调查组，还要应河南省委、地委、县委有关领导干部的请求听取汇报，给予指示。尽管如此，他仍然挤出时间到群众中了解情况。他通常在傍晚外出散步时在田间地头和大家说话，用晚上的空余时间去和尚桥公社的宗寨、王庄村走访。张继增回忆他跟着习仲勋就有十次之多。走访过程中，习仲勋要求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才有可能和群众亲近；要求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要步行，不要坐汽车或者骑自行车；警卫人员不要跟着，免得让群众有距离感。在农民家里，习仲勋总是随意坐到砖头上或者石板上，他要求领导干部不能打官腔，要给农民说他们听得懂的话。最重要的是，要急农民之所急，想方设法解决农民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比如群众最需要干红薯叶和豆腐渣充饥，领导干部就要立即去办，只有这样，群众才会说心里话。习仲勋不但对农民群众平易近人，对机关普通干部也一样，他要求机关放电影时，领导和普通干部要一起看，不要把大家隔离开来。正是这种把群众当亲人，主动和他们接近的作风，使得习仲勋和他带领的调查组在长葛县人民心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1961年，习仲勋(前排左五)在长葛县调研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
但是习仲勋也有严厉的一面。有一次习仲勋在王庄同农民座谈，一位老农反映：“农民以种地为生，现在地少了，无地了，怎么生活？”他听了以后很重视，经过调查发现，县、公社机关占了几百亩地用于不必要的建设项目。5月2日，中共长葛县委扩大会议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对长葛县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针对长葛县大兴土木基建，习仲勋指出：“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毫无坏处。难道旧县城里住不了县级机关？红军长征时，哪里能搞什么建筑，连瓜菜代都没有！”“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有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一大片不可？”“你们的礼堂比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还大。”“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我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都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习仲勋带领的调查组善于倾听和记录群众的心里话。由于习仲勋和工作组成员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欢和他们聊天，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4月中旬，调查组走访了宗寨大队第二生产队的3户贫农，征求他们对食堂问题的意见。一户贫农说：吃食堂时“半年吃了两回面条。分了食堂后，我十八天吃了十六顿面条，比两年半吃的还多”；4月19至20日，工作组在樊楼生产大队辛李庄生产队调查食堂问题。几位贫农指出：“办食堂我们最怕粮食过七关：出库关、磨面关（加工一百斤粮食一般少五斤，多者七斤）、管理关（管理员过秤少秤）、炊事关（炊事员吃饭一个顶三个）、打饭关（给亲近人打饭）、照顾关（照顾干部开会、副业组、外出拉东西等）、干部多吃多占关。结果社员就吃不够自己的粮食标准。”4月26日下午，调查组到宗寨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王庄）访问了一名叫桑树和的下中农社员，征求对划分大队的意见。桑树和说：“分队俺是没有意见，队小了便于生产。过去检查生产，检查一次得一天，还跑不过来，浪费了人力，生产也没有搞好。现在队小了，一个村一个大队，干完活回家吃饭的路上就把生产检查了啦！”“过去商量生产，大队还得开一天的会，现在俺村一个大队，吃饭的功夫端着碗就把活商量好了。”在谈到并村问题时，他说：“1958年往宗寨一并，把俺村拉垮了，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服，一床被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宗寨的户家了。俺回来像要饭的一样，要是政策不变，再过二年俺就活不成了。”4月底，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就长葛县占用和退赔耕地、社员房屋作了调查，生动记录了群众的心声：退赔前，群众说“县级机关挪来，占去了俺的庄田，给俺们生活带来了灾难。”退赔后，群众说：“党和毛主席对咱真关心，现在又把土地送回门，鼓鼓劲加把油，力争今年农业生产大翻身。”由于习仲勋敢于实事求是，调查组十分重视并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才使得调查组形成了9个有分量、有参考价值的专题调查报告和2个综合报告，多个调查报告经中央转发其他调查组以供参考，对协助中央及时了解长葛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长葛县的广大群众纷纷表达着内心的喜悦之情：“现在来了清官，拨开乌云见青天，政策一宣传，粮食分回家，大老鼠再也不能拉跑粮食啦！”
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原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全村干部群众给习仲勋写了信，汇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农、工、副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村子实现了由穷变富，并期待习仲勋给以新的指示。10月20日，习仲勋复信，信中写道：“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省、区、市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作为革命老区的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老区经济相对落后，很多老区群众没有摆脱贫困，仍然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包括50多万特困户。为了及时了解江西老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帮助老区加快建设，1985年11月习仲勋到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调查。
虽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领导职务，习仲勋反对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习仲勋在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的第二天，就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的陪同下前往井冈山调查。由于途中有好几个路段正在施工，道路狭窄泥泞，路面凹凸不平，时常出现交通拥堵情况，开道的警车不时鸣笛，并从车上挥动两面旗子指挥车辆注意避让，这一举动引来施工人员和行人的好奇。这时习仲勋变得严肃起来，他对万绍芬说：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车子停下后，万绍芬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习仲勋已经快步走到警车面前生气地说：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你们这样一弄，往来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
◆习仲勋（左六）在宁夏石嘴山和工人合影。
习仲勋坚持了解真实的群众生活状况，反对事先安排。他要求江西省委领导干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在瑞金叶坪乡，习仲勋直截了当地问该乡的党委书记为叶坪的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这位书记说已经办了4件：第一是带领群众打了18口水井，全乡群众喝上了干净的井水；第二是带领群众修好了路；第三是修建了一个集贸市场；第四是依靠当地资源，办了一家儿童食品加工厂，产品远销各地。习仲勋提议看看该乡修的水井，村里的百姓听说中央领导来视察，纷纷来到井边和习仲勋握手交谈，习仲勋对这次即兴视察和汇报非常满意。
习仲勋对恭维领导的作风十分反感。在瑞金视察时，瑞金县委书记抱病从医院赶来向习仲勋汇报工作，说了一些恭维和奉承话，使得习仲勋不愿意听下去，说：你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给我歌功颂德！你的汇报尽说空话，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实际，说实话，办实事！后来，当得知这位县委书记是抱病赶来汇报的，立即怀有歉意地对万绍芬说：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刚才可能批评重了点，不至于加重他的病吧？请你代为安慰几句，希望他早日把病治好！习仲勋就是这样，既对党员干部从工作上严格要求，又从生活上体贴关心。
◆习仲勋在工厂调查研究。
习仲勋时刻关心生活贫困的老区群众。视察期间，他去的最多的是贫困农民家庭，看到房屋破旧的住户，就会直接走进去。在遂川，习仲勋走访了复员军人特困户曾宪绂一家。曾宪绂身体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尚未成年，家中缺乏劳动力，生活非常艰难。习仲勋在曾宪绂家仔细察看了生活状况后，紧紧握住曾宪绂的手说：老乡，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曾宪绂说：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就十分感动了。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批给了救济，我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好起来。习仲勋感动地说：你们看看，他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这样体谅政府。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应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说完后，当即指示我们要专门研究如何帮助曾宪绂这一类特困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脱贫。眼下要立即把他家的房屋修缮一下。
回到县委后，习仲勋立即召集大家研究如何帮助特困户脱贫，他要求当地干部要总结经验，找到老区贫困的原因，研究脱贫的办法，要着重检查指导思想上、实际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江西省委带领各级干部，在财力和技术上给予特困户以特殊支持和照顾。后来，万绍芬去北京开会，习仲勋还关切地问曾宪绂的生活情况，为他们摆脱了贫困而感到高兴，他心系江西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当得知老区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时，表示非常欣慰。
习仲勋一生到群众中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地委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再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不以领导干部自居，总是用群众语言和群众聊天，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解决问题。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使得他能够很快和身边的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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