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组织科学——淮海战役解放军伤员救治
阿蒙
医护人员救治解放军伤病员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万与国民党军队80万在广大中原地区进行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战争规模大、解放军伤员人数多、我军运输工具落后，如何将负伤的解放军战士快速运至后方医院抢救这是保证我军战斗力的大工程。
战斗规模的升级促使抢救伤员工作模式升级了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救护工作与后勤补给都是适应游击战争形式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小休养所性质的野战医院，整个战斗的全部伤员的收容治疗任务就能解决。而到了解放战争战争时期，随着战役规模增大，远距离长途作战，伤员数量多，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远离阵地。运输工具落后，支前民工四人抬一副担架，一天至多能走六十里。必须建立起一套适合新的战争形式下的伤员救护组织体系。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李振湘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出：“大兵团运动战中，伤员转运工作的好坏，决定救护工作的成败。”
我军先从火线抢救入手。最大困难是专业医护人员奇缺，为解决伤员多而医护不足的矛盾。中国人民解放军先从战士中间选择有威信的、学习能力强的战士，培养为卫生战士，一班一名，经常对他们进行医疗技术培训。战友负伤负责救治，战斗紧张时拿枪战斗。
我军出现过不少“战神”级别的卫生员。华野六纵十连卫生员王云先，阻击杜聿明集团时他除救护自己部队的彩号外，还替七纵救护伤员50余名。连长、指导员分别牺牲、挂彩，他主动指挥阵地剩余战士，最后坚守住阵地。华野战场救护模范刘继祯，他参加了许多次战斗的突击队，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奔到哪里去抢救，他常说：“炮响得凶的地方就会有伤员，我是党员，我不去谁去！”淮海战役刘集战斗中，他在突破口上包扎30多名伤员，后又参加战斗和指挥，被大家誉为救护员、通信员、指挥员的“三员”称号。中原野战军卫生员吕全海阻击黄维军团战斗中，在敌人炮火轰击下抢救伤员，还鼓励新战士冲锋，战后缴获3支枪。
在连队成立抢救组，通常5-7人，以连副指导员为领导，卫生员或卫生战士为骨干，由文教、文书、炊事员、理发员等组成。抢救组的任务：负责火线伤员的抢救，对伤员进行止血、包扎、临时固定骨折、搬运至隐蔽地点，并组织后送。有了连队抢救组，卫生人员可以集中精力救护头、胸、腹部伤员，从而降低了牺牲率。对伤口的初期处理，需要能做到在两、三天内不须换药的准备，以应对因运输时间长带来治疗不及时引起的指战员伤亡。
再以连为基础开展群众性的“普包”活动，教会指战员学会在战场上利用急救包进行简单包扎，包扎前先以磺胺类药物消毒，以避免伤口感染。急救包在战场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解放军伤员由于失血过多死亡。解放军伤员高兴的说：“我负伤后马上就用救急包，包起来一点血也没流。”一些部队不重视“普包”活动，导致伤员出现不应有的伤亡现象。华野昌潍、胶西战役，华野二、四团普包开展不够，因流血太多，轻的重了，重的亡了。
解放军伤员由部队救护组搬运隐蔽后由随军常备民工（中野无常备随军支前民工，临时组成）后送。然后到营包扎所，纠正和补充包扎，用压迫或止血带止血，对骨折伤员上临时夹板固定，预防休克和初步救治休克伤员，迅速组织后送。再到团救护所补充包扎，补充水分（腹部内脏伤者除外），清除伤口外的血迹，对生命危急伤员施以急救（如气管切开，对张力性气胸穿刺排气等）。给伤员挂分类标志，按轻伤、重伤挂上不同伤票号。红布条代表出血，白色布条表示轻伤，黑色布条表示有战伤传染病。
担架队员从火线转运伤员
再由支前民工转运到师、旅级卫生处（救护所），检伤，交换敷料，做紧急手术处置但不做初期缝合（因为离火线太近），普遍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大量补液（口服或静脉滴注），防治休克，留治轻伤，填写伤票和作好战伤登记统计工作，再将重伤员转运至纵医院进行手术。
伤员运输从团救护所——旅收转所——师转运站（轻伤员转轻伤收容所）——第一转运站——第二转运站——军区野战医院，逐级转运。连卫生员随部队前进，施行救护。营救护所设在全营的适中地点约2-3里路，团救护所距前线4-6里路，旅救护所距前线约10里路。纵卫手术组，以及收容单位，距前线约15里。
后方医护人员救治伤员
重伤医院是如何救护伤员的？
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是专们收治头、胸、腹部伤和四肢骨折的重伤员，软组织轻伤均不收容。每个医院配担架200—300副，民工1,000人左右。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下属各所设：药房、手术室和两个医疗大组。医疗大组下，又分治疗组、换药组、护理组和发药组。这样的组织方式便于明确责任，分工协作，节省时间。各部门各司其职为解放军伤员康复而努力工作。
淮海战役前，院、所、室领导曾多次对全体工作人员作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形势与任务教育，号召医护人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院长陈海峰对医护人员说：“大批伤员转下来，就怕你们忙得饭都顾不上吃，到时可别叫苦。”中原军区医院传达上级口头指示：“后方医院治好1000名轻伤员归队，就等于你们消灭国民党一个师。”广大解放军医护人员为了救治战友的生命忘我的工作，不眠不休。
淮海战役打响后，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到达郯城不久，就迎来伤员。十多个换药组全部出动，每组除两三个卫生人员外，还配一个支前的民工提着马灯照明。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这一切必须晚上进行。另外有一个同志跟医生到各组收伤票并记录伤票，哪个组伤口已打开医生就到那个组去检查伤口。先由换药组长报告伤票上填写的诊断，并提出自己对诊断的初步意见，经医生检查完伤口再作出最后诊断，由记录员记到伤票上，然后由换药组包扎好伤口，根据伤情向指定地点转送。
医护人员经常对支前民工普及简单的医学常识，伤员由于失血怕冷民工就把砖烧热，用稻草包上给伤员取暖。重伤员流血多不能多喝水，民工就把布条沾湿涂抹解放军伤员嘴唇，尽己所能救护子弟兵生命。随军支前担架队不分白天黑夜抢时间运送重伤员，有的担架队采取接力运送的方法，力争从火线6到12小时内送到华东军区重伤医院以挽救重伤员生命。
医护人员为伤员输血
医院的医生护士为了抢救伤员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进入医院有的伤员心跳、呼吸衰竭。医护人员不怕苦、不怕累，嘴对嘴地给伤员做人工呼吸。中野、华野医院医护人员大部分为伤员献过血，还有的献血两、三次。重伤医院的陈海峰院长和一批能进行重伤手术的医务人员在一起，夜以继日用自己娴熟的技术与时间赛跑。在手术过程中，医生轮流坐在手术室外椅子上打个盹休息片刻，又马上进行手术。肚子饿了，喝一碗糊糊，这种状态持续了半个月。华野第一医院院长和主治大夫连续进行手术劳累过度，术后晕倒，醒来之后继续站在手术台上。
重伤医院的冯光同志身边还带着几个月的儿子，在手术空闲时间还要给孩子喂奶、洗尿布，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为了让医务人员有更多的时间给伤员治疗，医院驻地附近的劳动妇女主动承担医务人员家务活。商丘鹿柘县孟半截楼村丁曾氏把徐焰（又名徐广曾，丈夫是前线指挥员）医生不满月的女儿艳玲，抱到自己家与她的孩子，一同吃奶。丁曾氏在奶水不够时,宁肯让自己的儿子饿着也要喂艳玲，小艳玲一直到7岁才被父母接走。
重伤医院的江浩同志，一次给一位得了气性坏疽的伤员打P.P水。气性坏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率很高，但这种药水打进去特别疼，他不愿接受治疗，反而拿起放在枕边的鞋子打江浩。江浩还是个小姑娘，含着眼泪说：“同志，只要你接受打针，打我骂我都可以。”经过再三劝说，伤员感动地哭了，顺从地接受了治疗。有一位伤员是南方人，吃不下北方的杂粮稀饭，重伤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千方百计地弄来大米煮了稀饭给他吃。
我军医护人员制造夹板
医务人员拯救伤员生命同时，也出过医疗事故。围歼黄维兵团，华东军区第一重伤医院收治了一位中野副连长。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左臂，他自己包扎之后，继续战斗，坚决不肯下火线。后来又被一发炮弹击伤，右腿股骨成了粉碎性骨折，还是不肯下火线，硬被团长“骂”下来。副连长转到医院时，已染上了气性坏疽，情况十分严重，如不马上截肢，将有生命的危险。
医院决定马上送手术室截肢。截肢并不算什么高难度手术，关键在于麻醉，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较大的手术，都是用全麻。麻醉药物，主要是乙醚、哥罗仿之类，现在大都不用了。这种药物，比较难掌握，主要靠施麻者的经验。刚好水平较高的管麻醉的同志，发高烧40度，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手术麻醉只好由副手负责，副手经验不够，对药量掌握不准，在手术即将结束准备缝皮肤的时候，病人突然醒了，疼得满头大汗，全身扭曲。中野副连长既要忍受神经系统提早一个多小时恢复运转所带来的痛感，还要忍受截肢、刮骨的痛，又要接受无麻缝合皮肤的刺痛。剩余五分钟的手术过程中，他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嗯”、“嗯”，没有一次喊叫。术后，他左手的4个指甲，全扎进手掌里，留下了4个弧形小伤痕，身下的床单，全被汗水湿透。刘伯承同志被德国军医誉为“军神”，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神”比比皆是！正是有一群这样的“军神”，这只军队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他们能够创造任何奇迹，他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队伍。
医院护理组的任务很繁重，我军医护人员发扬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般一个人要看护30至40个伤员，有时甚至多达50个伤员。每天从早晨起来给伤员打热水洗脸刷牙，打扫卫生，挑饭送菜和给重伤员端屎端尿，整天忙个不停，经常夜里还要值班。有的伤员截瘫，护士就用手为伤员抠大便；有的同志把自己本来就很薄的棉被中的棉絮扒出三分之一给伤员做垫圈，以防止褥疮。十八九岁的看护员王秀英同志，用口衔着饭去喂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使其由危转安。
淮海战役初期，后勤供应由于战役规模远超预定，后勤供应出现困难。从前线上抬下来的伤病员被子不够用，医护人员将自己的被子给伤员使用，解决临时困难。医护人员两个人共盖一条小被子，夜间睡觉都当“团长”。医护人员一个多月没有发鞋，有的医护人员就打赤脚，在雪地上跑来跑去救护伤病员，有许多人的脚上长冻疮，照样坚持工作。华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宫乃泉同志指出解放战争以来华野卫生部门收治伤员说：“治疗救护的伤员有三十一万人，愈合归队的在二十二万人以上，约占总人数70%。只有成千上万的白衣战士不怕牺牲，忘我工作，战胜困难的精神，才有这一伟大壮举。”
为克服药品短缺的困难，重伤医院自制重蒸蒸熘水，购买民间高粱白酒经重蒸熘为酒精应用。用中草药配制伤病员用药，以中药芒硝代硫酸钠，中药轻粉代甘汞，中成药香连片代黄连素片，以中药自行配制龙胆酊、豆蔻酊、十滴水以及止咳药远志甘草散等等。每磅脱脂棉花精打细算可做成8800个棉花球应用；纱布每磅可栽剪成55块，反复洗净消毒后再用。绷带等也是尽量换下后洗净消毒后重复使用。
母女三人为伤员洗血衣
重伤医院洗衣班全由女同志组成，一般都十五六岁。伤员手术、换药后的纱布、三角巾、绷带、等敷料，用过的床单、衣服也要洗干净晾晒、高温消毒后使用。战争规模大，伤员多，每天换下来的敷料不计其数，沾满脓血，既脏又臭，又难洗净。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河水结冰，要砸开封冰才能洗涤。小姑娘的手被冻得发红发紫，麻木僵硬，却无人叫苦，把双手插进袖口里暖和一下，继续洗。重伤医院护理、洗衣组人员有限，涣洗纱布、绷带，护理伤员、涣洗的一部分工作就被医院驻地附近的村民承担。
后方儿童照顾伤员
组织起来的人民为阶级解放而战
中野医院在商亳鹿柘县驻扎，魏岗区窦阁村李金明的母亲把3间堂屋腾出，住上14名伤员，一家三代挤到厨屋里。李金明的母亲，老人家日夜守在伤员床前喂水喂饭。宿北县墨云区镇北乡动员姚湖村干部、群众，腾出和打扫干净房屋188间，作为部队医院使用。把全村干部、军属和积极分子动员组织起来，帮助医院做勤杂工作和护理伤病员工作。
分为五个服务组：（一）护理组。共有52名妇女组成，由军属巩其才和罗士杰二人负责领导，听从护士指挥，完成护士交给的任务；（二）衣服拆洗缝补组。共有128名年轻妇女和姊妹组成，由陆素珍、赵徐氏负责，实行分工包干责任制，保证及时把伤员脏衣服洗干净，破衣服缝补好，被褥洗套好。(三）做鞋组。共有74名妇女、姊妹组成，由丁新华负责，任务是为伤员做鞋186双，以作为慰问用。（四）炊事组。共有34名强壮劳力组成，由军属吴良才负责，协助医院伙房炊事员做担水、劈柴、洗菜、烧锅、淘米，做饭等勤杂工作。（五）运输组。共有40辆小土车组成，负责为医院去外地运输烧草，保证医院伙房用火。
人民给伤员腾房子
护理组的军属巩其才老大娘像关心自己在部队的儿子一样关心伤病员，劝伤员们多吃一点，好好养伤。有时有的重伤员因伤势疼痛难忍，说了一些不礼貌话，巩大娘也不计较，照旧天天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地一口一口给伤员喂饭。巩大娘如母亲一般照顾伤员，深深地感动了伤病员，解放军伤员安心养病，不再向护理人员发脾气。经过一段相处，一些伤员和护理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个家住胶东的重伤员李忠月，在护理组罗士杰的精心护理下，养好伤回家后的第二年，专程来姚湖村看望罗士杰和她的全家，向罗士杰表示深深地感谢。像这样无私的照顾伤员的劳动妇女还有很多。
宿迁县唐店镇丁四娘殷勤招待伤员，十几个战士临走时，对丁四娘说：“我们都算你儿子，你没事就到院里看我们。”王大嫂宿北县运西人，自己要饭，每天回来还替伤员洗衣服，不嫌水冷衣脏，手都洗肿了，还拾草回来给伤员弄饭、喂饭、夜里为伤员端屎端尿。她丈夫还为医院挑水、烧火。铜山县白山村刘大娘爱伤员如亲子,洗血衣、喂饭不嫌脏，伤员感动得在担架床上向他致敬。
天寒地冻柴草很缺，伤员屋里无法生火取暖，有些伤员波冻得发抖。宿北县镇北乡乡长姚昌明发现这个问题，和村长高维民研究，想方设法为伤员解决取暖问题，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高维民为了能给伤员房中生火取暖，挨家挨户收集牛、驴粪，集中起来摊晒，一连忙碌了五天五夜，饭也来不及吃，觉也睡不好，晒干牛驴粪10000多斤。牛粪烧了一阵子不够用了，70多岁的军属姚耿纯用铁丝做了一个耙子，每天早上去沟渠搂草。姚耿纯的行动启发了群众，当地干部就制作扫把，动员一些劳动能力弱的老人每天跟姚耿纯老人一起去沟边、坡地搂、扫碎草和草叶子，天天能拾几麻袋碎草，搭配着干牛、驴粪，解决了燃料问题。
梅贻琦先生曾论及中国工业化三大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共产党人在淮海战役建立的行之有效的伤员救护体系就是组织。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刘瑞龙在说明以分散的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始的交通工具能否支援现代化战争时说：“一切人力物力，第一是组织，第二是组织，第三还是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真正供应战争。”
1946年华野入院患者伤死率为2.55%,到1948年降低为1.68%。数字说明我党在淮海战役时期的伤员救治组织体系行之有效。我军从自卫战争以来总结的适合我军以落后的交通工具支援现代化战争的伤员救护方式，这套组织系统能有效的应对医护人员不足，药品奇缺，运输工具原始落后，利于我军尽量多的救治解放军伤员生命，我党创造出的伟大的科学的组织体系。
淮海战役华野第四医院手术室
组织民间医生支援淮海战役
11月8日中野4纵在砀山地区追击第5军，遇到刚从徐州逃出来的青年医生龚必成、吴必英夫妇。龚必成、吴必英夫妇在村子里见到十九名解放军伤员，忙打开手里的皮箱，把带的纱布、药品全部拿出来医治伤员。龚必成一面工作，一面兴奋地对解放军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我们能给革命的武装战士服务，是十分荣幸的。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为防止支前民工生病，保证支前队伍稳定，华东局规定一个民工大队（团）有一名医生。朱洪臣大夫是渤海乐陵人，他在无棣县开了一个华兴药店。从1948年5月开始朱洪臣大夫两次主动支前，淮海战役前听说县里组织支前民工团参加淮海战役，他把药店的硼酸、奎宁、阿司匹林等药品带着到渤海一团三营当随军担架团医生。
河南项城张万福大夫，医术高超，被群众誉为“张神仙”。张万福大夫目睹旧中国种种丑恶现象，常说：“穷人吃药，富人拿钱。”穷人找他看病不收药费，还经常自掏腰包给病人拿药，但始终无法改善群众的医疗条件。项城两次解放，张大夫目睹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权对待群众本质的不同，不顾自己年过半百，毅然报名参加淮海战役支前，随第一批担架团奔赴淮海战场，为支前民工提供医疗服务。朱洪臣、张万福大夫不仅负责支前民工的医疗工作，也对解放军伤员进行救治。
蚌埠石湖乡石湖村财粮员王邵俭，淮海战役开始后，上级让他筹集粮面，又叫他负责柴草收管任务，还叫他从本地找医生找房子没个临时医院。王邵俭从本地找来王德业、刘佩伦、周万才三位医生。他们二人有中医有西医，还有会开刀能动手术的外科医生。从石湖渠西小张庄东去王昌朵家腾出几间房子，就成为临时医院，治疗器械是医生三人自带，药品是从北大山后方医院领取。这个临时医院成立起来的四十多天，共接收从前线送来的伤病员31人，往北大山后方医院运送重伤病员9人，22个轻伤店员都在这个临时医院治好了。医院撤消时，上级拨给三名医生每人一百斤秫秫、五十斤小麦、五元钱中州币作为报酬。
山东解放区胶东区不完全统计，淮海战役期间，有200余民间中西医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淮海战役期间江苏铜山县组织了两个医疗队共29人，医治1560个解放军伤员。淮海战役中商丘组织医生去前线为伤病员治病，战役结束医疗队又赶赴战区为新解放区人民进行医疗、卫生防疫。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我军支前队伍抢救被遗弃的国民党伤兵
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战争最烈的碾庄地区，据突围出来的士兵们的一致报导：‘挂彩’的遍地，都是伤的移不动，轻伤的自己得从百里以外地区爬到城里去。有难以数计的伤兵在赴医院的路上患破伤风而死。”国民党士兵得不到救治，没有药品治疗，然而“后方的几条交通线上，西药已成了最时髦单帮品，在前线，伤兵医院都没有盘尼西林、消炎片和红汞，难道这场仗只该轮到那些担任作战任务的官兵们去打吗？”治疗伤员的药品被国民党大小官吏拿去换钱，国民党政权对待士兵的生命和牛马没有二致。最后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质问：“敌人占领的庄子里，小孩会知道把守路口，而我们克复了的地方则连保长也不见踪迹。政府宁愿在城里花粮食和金钱来救济难民，而不知道去用这笔物资、钱去帮助老百姓还乡，重新参加生产，重新组织起来。”限于国民党政权大地主和城市买办阶级的本性，他不可能将人民组织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广大医护人员组织起来继续为人民的健康事业而工作。中野、华野的医护人员，有的复员到地方继续为病人服务，有的留在军队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经历过淮海战役洗礼的医护人员，继续用自己的高超的医术为人民服务。
张万福大夫的事迹尤为令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张万福大夫积极支持党的政策，1952年成立了项城第一个合作诊所。张万福大夫医术高超，活人无数。老先生临终前一日，还强支病体为新桥一重患者治病，当时先生神志尚清，气喘嘘嘘，切脉后仍然报告病状，细问病历，一丝不苟，并口授处方，让人代笔，亲自审视处方后才交给患者。老先生嘱咐说：“先吃一剂，有了好转再调方。”病人服药后有了好转，再来时，老先生已经与世长辞。
（本文资料选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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