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战地文化的红色血脉

　　战地文化是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战斗品格、培养战斗意志、激发战斗潜能、高扬战斗精神的军事文化，具有突出的战斗属性和战地特点，最能体现兵味、军味和战味。追溯我军战地文化的发展脉络，探寻其制胜机理，对当下强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

　　1941年7月5日，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讲话时指出：“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战斗力是军队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源，是决定战斗潜能和激发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我军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战地文化建设。初创时期，虽然物资匮乏、条件艰难，但红军的战地文化从一开始就聚焦宣传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及时用艺术的方式表现战况战绩，注意从精神层面激发官兵的革命信念，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红一方面军宣传队赶排了活报剧《活捉敌师长》，对鼓舞红军战士战胜强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久，红军取得龙冈大捷，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战士们纷纷说：“咱们的戏演神了。”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在《战时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问题》中提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证明：战斗越频繁，越残酷，部队对于文化娱乐的需要就越迫切。一仗打好以后，战士第一个要求就是看戏。”在豫东战役中，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三连自火线撤退后，全连仅存3个班。当部队集合于广场上时，大家顾不得身上还染满血迹，就要求战士“小广东”出来指挥唱一个歌，唱罢一个以后，还要求再唱第二个。

　　秦基伟15岁就参加红军，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深深体会到战地文化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军队嘛，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气。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得精神饱满，冻得直打哆嗦，你让他唱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马上就是一身热汗。”

　　战争年代，我军的文工团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作战时他们是战斗队、运输队、救护队；休整时他们是演出队、慰问队、保障队；行军时他们是宣传队、鼓动队、服务队。秦基伟说：“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说得入骨三分。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文艺工作者的部队，是一支缺乏生机缺乏朝气的部队。”

　　我军一路走来的历史证明，文化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为持续激发战斗力提供精神支撑。我军战地文化以寓教于乐、寓教于理的方式，引导官兵的价值观念，满足官兵的精神需求，激发官兵的革命激情，对军队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化武器，具有先进的政治性

　　1942年，聂荣臻在《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掌握艺术这一武器，拿这武器为战争服务。就我们的文化武器来说，不管我们在军事上的装备是如何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的军队，但我们在文化武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我们的‘装备’却不是那样落后的。”我军的战地文化由于带有先进的政治属性，又能深入最前线、直观快速反映战争的真实面目，因此更为官兵所认可和欢迎。

　　红军时期，为了帮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战士认识作战的意义，宣传队员经常唱起《杀敌歌》：“帝国主义与军阀，它是工农死对头，压迫剥削我们痛苦好难过。刀枪在我手，杀敌是时候，一战再战直至百战不休。杀杀！杀得敌人发抖，革命精神抖擞。刀枪在我手，向前杀敌莫停留，我们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短短几句歌词，就将工农所受的压迫、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政治目的生动地揭示出来，使战士明了为什么要打仗，从而激发出齐心战斗的自觉性。

　　战斗中，敌人的有生力量需要军事打击来消灭，也需要政治攻势来进行瓦解。当年，敌人的一个旅长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很害怕红军宣传员喊出的‘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1935年直罗镇战役中，红军认真分析了敌军官兵的兵源情况，组织起五六十人的宣传队，对顽强抵抗的敌军残余部队唱起了《瓦解敌军歌》。这首歌描写了敌军士兵的苦难生活，曲调如泣如诉。最终，敌军士兵开枪打死了反动军官并宣布投诚。

　　战地文化能以更直接、更巧妙的方式使官兵成为掌握革命道理的自觉的英勇战士。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地文化必须着眼提升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官兵知道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之后，才会产生出持久的战斗力量，焕发出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斗志。

灵活机动，与部队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战地文化，“战”字当先，必须紧贴部队中心任务的要求，为战服务。长征时，为适应部队行军作战的灵活性，战地文化多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开展。在渡口、山顶或路边，宣传员们搭起宣传鼓动棚，插上红旗就开始唱歌、喊口号、打快板，条件允许时还会表演一些小节目。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时，宣传员们喊出“大雪山不算大，千难万险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谁先登上顶呱呱”的口号，让官兵在极度艰难中又有了力气，甩甩胳膊咬着牙坚持往前走。

　　面对敌骑兵的围追堵截，陆定一和李伯钊合写了《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如今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李伯钊还配合歌词创作了《打骑兵舞》。后来，红军再遇到敌骑兵时，就按照《打骑兵歌》唱的那样，沉着应战，一阵排子枪打过去，就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每当听说有文工队要来慰问演出，坚守在坑道里的战士，情绪就特别高涨。到前沿要经过几道封锁线，文工队队员每过一道封锁线，都可能遭到敌机轰炸和敌炮袭击。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到节目，文工队队员得爬着、滚着到达每条坑道，姿势略高一点就可能中弹。到了坑道，不管有几个战士，文工队队员都立即演出。他们将战士事迹和战斗生活及时创编成节目，战士们听了格外亲切。在上甘岭战役打响前，当文工队队员高喊：“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守卫上甘岭的英雄，师首长派我们来慰问你们了！”战士们就会一齐鼓掌高呼：“坚决守住阵地！”

　　实践证明，战地文化建设必须紧贴部队中心任务的要求，结合战略方针和部队作战情况的转换，及时创造新的内容和方法，才能有效地助推军事斗争的胜利。

深入前线，把文化的武器交给官兵

　　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地文化工作者，是直接上战场的宣传兵。1941年10月，新四军打响程道口攻坚战，战士剧社前来慰问。宣传队员们不仅以精彩的节目激励士气、活跃氛围，还组成担架队、筹粮组、战地喊话组、伤员慰问组，奔赴战斗前线，以实际行动感染部队，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

　　1939年9月，贺龙、关向应与聂荣臻共同指挥的陈庄战斗刚在山前打响，第一二○师战斗剧社就在后山搭建简易平台进行演出。仗打了5天，戏也演了5天。作战官兵从战场上下来后就来看演出。每天演出前，战斗剧社负责宣读战报，把战争情况及时报告给指战员。有一次戏演到战争场面，需要枪炮声的音响效果时，恰好山那边炮声隆隆、枪声大作，产生了极佳的“音响效果”。剧社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演戏为战服务，现在战斗也为我们演戏服务了。”

　　开展战地文化工作，单凭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是无法满足官兵需求的，必须鼓励官兵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或讲出反映自己的、集体的生活、感情与战斗的故事。培养有文化的官兵，就要把文化的武器交给官兵，鼓励官兵踊跃参加群众性战地文化活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十五军办了一个《战场报》，专职记者只有宣传科二三人，但部队人人都是通讯员，能极快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当天有英雄事迹和战斗经验，他们当天就能写成文章刻印见报，极大鼓舞了士气。

　　人民军队的战地文化具有先进的政治属性、鲜明的战斗底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的战地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深入战地一线，和战士打成一片，坚持用群众自己的成果武装群众，善于发挥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使之真正成为启发军民觉悟，宣传党的政策，鼓动士气、激发战斗力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