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陈芳芳
采访：钱茂伟 赵敏
转录：王聪春
编纂：钱茂伟 赵敏
时间：2013年30日、2014年1月13日、1月17日
地点：陈芳芳寓所
图一：2013年11月在家中
一、长丰纱厂、甬江纱厂的工作(1948-1956)
我是1935年12月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做会计的，妈妈是在家做家务。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的哥哥也是一名工人，我的阿姐原来是长丰纱厂的工人。我阿姐唱越剧很厉害，一心想要做越剧演员，跟著名越剧演员毛佩卿(1919—1986)学做越剧演员。我爸人很正派、传统，认为做人要清清白白，要去做工人，不让阿姐去唱越剧。这样，阿姐就到长丰纱厂做养成工(童工)。我阿姐人比较聪明，年底到了，我阿姐就被推荐为工人代表，就福利问题，出面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为这样，黄色工会就派人来将阿姐开除，把铺盖行李扔了出来，她当时住在开明街青年宿舍。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我在陈家祠堂的贸山小学读了一年书。我想家庭困难，家里没钱，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我和我妈讲，我去做工算了。我妈说，工作很辛苦，你去的话是不是吃得消?那时候做工要12小时，到礼拜六那天则要做15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第一天早上九点。我说，我会吃苦的，放心好了。
我阿姐叫陈慧娟，我叫陈慧瑛，如果我仍旧用原来名字去长丰纱厂工作，是不会被接受的。我妈帮我和阿姐改了名字，阿姐就叫陈莉莉，主要有技术在，名字改了就可以去别的工厂做工。我的名字也改了，叫陈芳芳。如此，两姐妹名字就不连在一起了。
我是1948年1月份参加工作的，当时13岁。进长丰纱厂做工时，我吸收了我阿姐的教训，不多说话，一门心思学技术。我技术学的非常好，经过三个月技术学习后，老板亲信领班那摩温要来考试，看你技术怎么样。30多名养成工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所以我的工资最高。这样，难关也就一步步度过了。
1949年5月份，宁波解放了。我们厂原来在和义路，工人约三百人左右。老板朱淮官奸商一看解放军来了，知道不妙，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厂就由军管代表接手，变成地方国营企业，改名甬江纱厂。6月，我们这些原来的工人，也通过考试重新录用了，成了地方国营甬江纱厂的职工。
军管会代表李彬和我们同吃同住，人人平等。这让我们打消了顾虑，知道原来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共产党如何坏，原来是骗人的鬼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从一个资本家厂里的童工，变成了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变成了“主人翁”。从此，我们是在为“我们”而非资本家工作，积极性自然高涨。领导对我们工人很好，伙食好了，周末能休息了。关键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打骂工人，反而很尊重关心我们。大家地位平等，领导和我们一起吃住;我们也可以批评领导，他们会虚心接受。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产业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羡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时出现，我们工人可以坐着，而资本家只能站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可高了。”
党组织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办夜校，我们听课，有了觉悟，有了理想，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当时，我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党拯救了我们，我们要为新中国多纺纱，多作贡献。于是，我刻苦钻研纺纱技术，成为浙江省和宁波纺纱系统的技术能手。1952年，我代表宁波赴青岛参加全国纺织工人先进工作法展示交流会，会议总结出了“郝建秀工作法”。回到厂里，我积极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套工作法，讲究规律性、计划性、灵活性。这样，工作效率就天天提高了。当时，宁波各家纱厂里用得最多的是21支纱的纱锭，一个工人平均能管600支纱锭。用上这个工作法，每个人最多能看1000支纱锭，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12小时工作缩短到8小时工作，二班制改为三班制，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要纺出质量好的棉纱，光一个人怎么行呢。我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帮助同小组的女工，提升她们的档车技术。通过签订姐妹合同、技术互助等形式，帮助技术低的同志，学习粗细纱包捲接头法。由是，大家同步前进，所在的细纱车间被评为模范车间，我则评为四级专业技术。每年每月，全面均衡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1952年6月，在周根娣的介绍下，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没有家庭观念，不回家里去。礼拜天到了，我是班组长，挨家挨户慰地问去。不让你做工作还难受，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系。1953年，我就开始被评为宁波市劳模了。1954年8月，18岁的我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与我同时为省人大代表的人，多为各市时及各单位领导，由此我得以结识许多单位领导。当时规定，宁波市人大开会时，省人大代表要列席会议。由此，我得经常坐主席台。一个生得比较眉清目秀的18岁小姑娘坐在主席台，格外引人注目。
1955年12月，因周性娩、钱玲英的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6年3月转正。
图一：1953年初为劳模
图二：1954年参加省人大代表时与年纪最长的代表合影。
二、和丰纱厂的工作(1956—1961)
到1956年1月，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甬江纱厂并给了和丰纱厂，成为和丰纱厂第一分厂，我们就变成了和丰纱厂的员工。10月，甬江纱厂设备并入和丰纱厂，撤消分厂建制。
图二：1956在车间工作，这是记者拍的操作能手比较照片
那年4月，我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就在怀仁堂后花园草坪上列长队站着，热切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不一会，全园沸腾，掌声和欢呼声四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队列前，向我们挥手致意，然后与我们合影留念。开完表彰会回到宾馆，门外已经停了一排车，说是要接劳模们逛逛北京城。可是多数人都不肯上车，有人想抓紧时间留在宾馆里学习文件，有人因为惦着单位的活想早点回去。周总理早就料到这一点，特意派人过来劝大家。“总理说了，你们不但要会干活，还要会休息、会玩!”一句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要是放在旧社会，就算做死，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尊重!”
1958年4月，我被评为浙江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模范。5月14日的《宁波报》上，同为市人大代表的徐季子先生写了五首短歌，其中给我的一首诗称：“纺纱女工陈芳芳，心又灵来手又巧。一人看了千枚锭，先进指标步步升。年纪轻轻有志气，光荣称号永保牢。”
1959年，再度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那年11月5日，我收到了周总理的请帖，内容是：“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晚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敬请光临，周恩来。”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纺织女工，也能享受这样的崇高荣誉，真使我激动万分。晚上7点，劳模们在人民大会堂活动。我在楼上，听到大家有欢呼声。原来，是周总理来了，还邀请劳模代表一起跳舞。
图三：周总理的请柬
我连年评为劳模，母亲父亲最为自豪，不仅孝顺，照顾家中，而且工作中相当出色，经常要求其他姐妹向我学习。甚至我的外甥女们直接叫我“模范阿姨”。我手头的报纸剪裁，正是父亲做的。
1953年至1961年，每年每季度，从市里到省里到全国，都是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的技术也要到全省去比，去比了以后，我都拿了第一名。原来做先进时，压力也很大，你假使不得第一名，马上给你扣上“骄傲自大”的帽子，就像我们现在的运动员比赛一样;同时，会有人对你的技术做测定，你的产品质量怎么样。原来评先进劳模，自己不要评，是群众一定要评你，这硬碰硬评，讲指标，讲实际东西。
图四：1959年全国劳模照
这张照片是宁波天胜照相馆摄影师特意拍的照片，曾在天胜长期展览。
和一般纺织工人不同的是，我非常重视学习。1959年6月至1962年7月，我在和丰纱厂的红专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夜里上班就下午读书，下午上班就夜里读书。1962年4月，参加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1965年，又在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人全都是靠逼出来的，靠实践锻炼的，写写讲讲，我的本事好一点。我的知识文化就靠这样学来的。我现在这个年纪，脑子思路清晰，没有糊里糊涂，正是不断学习的结果。
到1958年，单位在工人新村给我分了一间没有厨房28平方房子。我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初不要。组织还是给我，我直1961年结婚才用上。
我是1961年结婚的，那时28岁(26周岁)。在那个时候算很晚了，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早就结婚了。我一门心思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找对象。尽管评劳动模范报纸一登，我经常在门卫收到一大堆来信，全是想和你找对象的，有官员，有解放军。我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定要找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这样的想法，受共产党教育影响。当时，我们产业工人很吃香，排在第一位。我先生人是蛮聪明的，当时在汽车修理厂做技工，后做技术革新组组长。1956年，毛主席要求向工农兵开门读大学。他很要读书，赚了钱，单独租一间房，自学成才，考进清华大学，宁波只有他一个人。结果，考进以后，单位领导不同意。等他知道，省里录取已经结束了，这对他刺激也很大。他书要读，人也聪明，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也很乖，也有遗传性。
三、走上管理岗位(1961-1978)
1961年1月，脱产当技术员。那个时候当工人吃香，工资有57元，让我脱产当技术员，我开始还不要。
1964年5月，当生技科副科长。我在生技科，就是全厂的操作方面由我来负责，等于说负责先进工作等等。
1970年4月，我当细纱车间的主任。在纺织厂中，细纱车间是一个重要的车间。文化大革命时，有些懒汉一直要请病假，医生不给他们请假，他们一直来吵。我那个时候做车间主任，他们到我办公室里，在地上躺着，装抽筋。我一点不害怕，马上打电话给医务室，让医生来。医生脉搏一搭，是装的还是真的，对我一眨眼，我马上就心中有数了，才不会去怕他们。
1971年3月，成为细纱车间支部书记。
1973年5月，0.618优秀法在宁波和丰纱厂(当时改名东风纱厂)推广时，华罗庚老来了。我被安排陪同接待。接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那个紧张啊，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怎么跟大数学家交流?初次见面在华侨饭店，华老由他女儿华顺陪同。当身边的人介绍我是全国劳模时，华老眼睛一亮，主动伸出了手：“不简单，不简单。”华老亲自来细纱车间，观看操作如何运用0.618优秀法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华老还和他女儿单独请我吃饭。华老平易近人，他像一个普通长辈一样和我拉起了家常，渐渐的我不紧张了。我说了一些厂里的做法，他给我提了些建议，饭后还主动提议照张相。下午，服务员送来了刚上市的桃子，那桃子还比较硬，华老亲自先递给我一个桃子：“小陈，你吃吧!”对于我们劳动模范别提有多尊重了。
图五：与华罗庚父女一起。
1973年6月，正当华罗庚来宁波，上面宣布我为和丰纱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其实，文革时期，我也没有这么一帆风顺，事情多得很。1973年，还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军管代表在。和丰纱厂造反派头头要让我去参加，我知道他的底细，坚决不肯参加。他说，你来参加我们的话，市里革委会副主任也给你做。我说不要，谁会相信他们。后来，我陪华罗庚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市里局里找我谈话，叫我做党委副书记，我不要做。我说让他们造反派去做，我不要做。那他们说一定要我做，说我群众基础好等等。后来，我去陪华罗庚，他们就宣布了。我起先不同意。既然宣布了，我也只得服从组织分配。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出来，讲我骄傲，有海外关系。因为我姑丈原来在上海国民党军官学校当过军官，会说英语。我小时候只在阿姑结婚时见过，根本没搭界。抓你辫子，说我骄傲，因为评劳模他们没话好说才编的。硬碰硬，我也不去参加他们，不想和他们一丘之貉。军管代表一定要我做领导，不让他们当，其实他们也看得出来，群众心里有数。我人也很硬，两肩夹一头，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怕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回家路上绊了一跤，跛了，心情不舒畅。绊倒以后，这些人大做文章。我看病时，家住南大路，三轮车来接，要我一定要住在厂里医务室楼上，别住在家里了。我说，看病一定去看的，去就去，我不怕他们。人这个东西，只要你有原则，就不怕他们，你自己也干净，你如果不硬就不对了。知道我脚摔伤，说除非我参加造反派，不然就做夜工去。我情愿做日夜班，拐着脚也能做日夜班，怕你们什么，所以他们也没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大的遭殃，主要是群众基础好;群众基础如果不好，早给他们打了。和丰纱厂造反派与甬江印刷厂老保派两派斗争，结果老保派失败， 领头人韩伟信的尸体放在我们和丰纱厂大会堂，那些人从车间来把他拖出去，让他跪着，打他，多厉害。那时候，甬江印刷厂，两派斗争，打伤以后，大卡车拖来我们医务室上面住着。哎呀，这个看过以后，胆子不大，吓也吓死了。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跟党走，坚定不移，不是晃来晃去，东头吃东草，西头吃西草，性格生好了，就是衷心相信共产党。所以，有些人说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心里也很难过，但确实，现在有些人也确实不像样。现在中央这个政策，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我们也是这么教育孩子，要两袖清风，要清清白白做人，走过来哪有那么顺利。
我过去做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很好。原来在和丰纱厂做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大会要去讲什么，我只要做一个提纲就可以了，一个提纲我可以讲很久。
四、浙东针织厂期间(1978—1981)
1978年3月，我任浙东针织厂党委书记。这对我来说，压力不小。浙东针织厂是一个职工1400多人，再加上分厂及销售人员，接近二千人，规模不小。我在和丰纱厂副厂长时，只要管一只角。现在担任第一把手，则要管一张桌面。这也是上面领导在培养我的能力。
6月，我当选浙江省委第六届省委委员。组织也非常关心我，马上派市房管局张凯华处长和另一名办事员小朱到我浙东针织厂来，两人讲，要去看看我的房子，我奇怪看我房子干嘛。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不安全。当时，宁波首次造科技大楼，那时候条件好极了。张凯华和小朱讲了，让我先去选科技楼房子哪一层哪一间。那我觉得就低一点，二楼好了。他们说，你选好了，我们房子再分配。我也很感激，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加努力。就这样选了二楼，从工人新村搬了过去。
1980年，当时组织部找我谈话，叫我到总工会去当副主席。我那时候不想去，我说我这个人个性直来直去，适合工厂，机关就不去了。机关里的人，肚子里面做文章，我不大习惯，也不想去。经委也支持我不去，他说我如果转出去，浙东针织厂工作也会受到影响。最后我没去，只答应做兼职任副主席。于是11月至1月，参加由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班第八期，学习了两个月。
我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的时候，群众与我的关系很好。我每天坚持“六进六出”，即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的好处是三班制工人都可以看到。我和她们很接近，能随时了解第一手情况，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所以工人对我印象很好。曾经我们浙东针织厂有一个外包工，十月国庆快到了，在外面做宣传画廊，庆祝国庆。突然，三脚架翻到了，压在他头上。结果送到二院时，眼睛瞳孔都放大了。当时是礼拜天，我在我妈妈住的地方，在南大路，解放路341号。他们来叫我：陈书记，陈书记，糟糕了，工人出事了。我马上就去。二院的院长周洪全，我们都是人民代表，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马上找周院长，让周院长快点找外科张三希医生，让他开第一刀，他是工会主席，当时在休息。我说我们这个工人不好了，可以抢救的话尽量抢救。结果，周院长、张三希全部都来了。来了以后，一部分人将他头发全部剃掉。那天雨下得很大，五点钟开始一直动手术到晚上十一点钟。动好手术，晚上十二点钟我回到家里，雨下得非常大，总算将他性命救出来了。这次以后，浙东针织厂的工人激动了，说书记怎么这么好，意思是说，关心职工等。我自己想，我作为一个领导，应该是为群众服务的，一定要关心他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解决的就尽量将他们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也没有办法。我因为也是解放初的积极分子，跟人比较熟悉，人家也对我蛮好。等于说，我这小姑娘，人也不错，这也是靠牌子，牌子也靠人做出来。这样就出来以后，然后，再回到我们厂里做外包工，然后再给他补贴，成为我们厂里的正式工，印象非常好。我1978年调到浙东针织厂的，1979年他们一定要评我为“市级先进生产者”。在当时，厂级领导是不评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但他们全厂员工，一定要评我。我到市里开会，市里领导问起我，怎么你做领导又是先进工作者。我说我也不要评，她们一定要评我怎么办，就这样影响蛮大的。
还有一个事例，我们生技科的技术科长，这个人蛮聪明的，技术也有，但是他身体不太好，要请假休息。厂里没有批准，他回到家里吞了一大堆安眠药片。正好恰逢礼拜天，他们来喊了，快点，快点，我们朱科长人不对劲了，就送去了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知道他是自己吞安眠药自杀，就不给他住病房，睡在走廊里。他们来叫我，我恰好住在南大路妈妈家，很近，就在隔壁。姜实宇做院长，我又熟悉的，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我马上把姜院长叫来，我跟他说这个人是我们技术科科长，是我们厂里的重要技术骨干，不是他自杀的，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多吃了两片安眠药片，快点帮我们住院吧。原来住院是很难住进去的，我这么和他说了以后，他总算是帮我们科长住进了病房。就这样，这条性命也就抢救回来了。他老婆也是技术员，自己处理事情没这么有能力，我一去，他们全都开心死了，说书记来了，可以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当时他还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读大学，也比较乖，生活也比较困难。我就和他们学校联系，意思是说他们大人这样的身体，学校里在经济上也能帮助一下这两个孩子。反正我考虑问题，帮助别人，总是从头考虑到脚，这样群众对我印象也很好。后来过了一年，又要评先进，我不想评，他们就说，市里不报上去了，厂里评一下。
我在厂里做党委书记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夜里听到救护车，或者救火车哗哗去了，心里总在想是不是厂里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责任性非常强。另一方面，我与厂里的干部职工关系也很好。我感到独木不成林，我对他们关心，他们挺听我的号召。我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和工人也很融洽，所以后来要我去工会我也不想去。我觉得我在这里做也很不错，组织也十分关心我。
那个时候国内要内销转外销，原来没有外销产品，全部是内销。从我到浙东针织厂以后，和厂长他们一起商量，是否可做外销产品，产品创新，销售到世界各国。这时候，针织织花品种多样。省里领导出国，衣服全是我们这边做。那个时候，内销转外销，什么澳大利亚、美国，做出口产品，年产利润，从300万上升到1000万。那个时候，浙东针织厂评上先进，经委要奖励我们钱，我们个人不要，把钱用到厂里需要的地方。
工人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厂里两个煤气灶，一个发给科室，一直发给车间。结果，科室全体一定要将这个煤气灶给我，说我早上来这么早，晚上回去太晚，没时间做饭，一定要给我。我怎么也不要，他们一定要给我，你看看，工人对我这么关心?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先生好，我一直外面工作，他比我空一点，家里事情他都在负责。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有创新，到一个地方有业绩，这是党培养、群体帮助的结果。所以，市里看好我，一级一级上去做领导。
我在浙东针织厂时另一个重要工作是选定了新厂长人选。前任厂长退下后，有二个副厂长，与我关系都很好，均想意做厂长。两人各有特点。我想了半天，决定将比较实的副厂长调到纺织局为科长，另一个比较活络的副厂长为厂长。当时纺织局书记不同意，认为此人太活。我说不怕，有纺织局领导支持，新厂长不会过分强势的，我能控制局面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做厂长以后，此人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以后我想做外贸产品时，他也十分支持。
虽然我出身和丰纱厂，后来的感觉，则是与浙东针织厂的感情更深。
五、宁波市总工会期间(1982—1987)
1982年10月，省委下文件，叫我去当总工会主席，做总书记，我也只好去了。到1987年，副主席做了五年，正主席也做了五年。
我去总工会时，也遇到了问题。有些总工会干部年数做得久了，也有点老资格的样子，有妒忌心理，背后在讲我是从基层来做工会主席。我在支部大会上直接讲：现在，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能力挺强的，做中层这一级，感到胃口不够大，有的人好像有议论。有意见的提出来，如果你们感觉有能力，担子还能挑，就去市里自己去说，要做什么。我现在做市总书记，我不会同意你们。如果在工厂里当领导，你们有胆量提出来，我当即讨论，就让你们挑担子去，基层最需要这样的人。不要小看基层，我们基层饭吃了这么多年，深有体会。基层最实际，面对现实，任何事情都要用面对现实去解决，不是用空话可以解决的。必须自己要吃苦带头，要解决问题，是群众真正信任你，才能发挥你的能力。人的威严哪里来，不是凶凶人的威严，是要靠做出来。你自己不好好做，威信永远没有。当面哄哄领导，背后人家早就在说闲话了。我这么狠狠说过以后，这些人就不敢再讲了。我不睬他们，我怕他们什么，我又不是自己想来做工会主席，是省里文件下来，我服从组织分配，我只有来了。我又没有走后门，没有向领导拍马屁，我怕什么。还有，我这个人性格这样，无论做哪个职务，我不会向领导求助去。要领导来帮我解决困难，我不会这么做。我心里想，能做这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事事都让领导来解决，要你什么用。你一直做传话筒吗?你要做“化工厂”，自己去化掉，怎样做好工作，调动积极性，这是你真本事。你一直向上汇报，流流眼泪，这种事情我不做。人家女同志比较会流眼泪，我从来不出。出什么眼泪，讲句实话，要么真受委屈，我一般不流泪，我就是靠这样去解决问题的。以前，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革命工作，性命要牺牲。我们又不会没命，顶多吃点苦头，我这样想。人家革命，给我们过幸福生活，你还烦什么!所以，他们群众干部很多也是知道我的性格，直来直去，刀子嘴豆腐心。
总工会老同志很多，不像我们这样孩子少(两个子女)，房子也不够。我专门向市里要来一笔钱，造房子，帮他们解决子女房子问题。这样，我也帮他们蛮多，他们也很感激我。我自己不要，原来有规定，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有85多平方可以享受，我就问我的儿子，怎么样，如果要房子的话，我那个80多平方的房子不要了，弄间小房子，这个就给你住。我儿子很生气，他说妈，你就按规定办，我们年轻人自己奋斗去。那我就这样，江东科技大楼二层的房子分给工会里的人，而我就住在蔡家边80多平方的房子里，将科技楼住房上交，不拿两套房子。我们那个时候思想好，不要两套房子，孩子也不要，两个孩子也没想要占我的便宜，不会要我的房子。女儿当时很小，和我住在一起。儿子要结婚了，也不要我这个房子。等于说，后面8平方儿子做婚房，前面13平方让给我们。他说我自己去外面创业，不会依靠父母。
工会里主要依靠群众，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工人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原来当工会主席，待遇没有落实，工会主席就不安心。第八届，我打了个报告，工会主席要享受厂副级待遇。比如说，和丰纱厂的工会主席要享受副级待遇，我去市里争取，争取来了。现在他们退休了，一年有4000块补贴。那些人说，多亏我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应该的，调动他们积极性。工会主席有副级待遇，他们就会安心工作，这是我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讲实话，虚的不讲，房子问题。凡是工会老干部子女，房子我都帮他们解决了，总造了700平方，全部分配给他们。我的孩子没拿他们一套房子，对不啦?小孩子也争气，不要，我又不去开后门。我到侨办了，他们有几户人家没房子，我也帮他们解决了。我和上面协调，去争取。工会那个时候，像海员俱乐部，事业单位要造房子，全部去争取。原来西河街工会这房子，全部是我们省总争取来的，钱叫他们拿出一点，给他们改善办公条件。等他们可以办公了，我已经调出总工会到侨办了。那时，条件多差啦，我就这样去协调，因为上面对我印象挺好的，主要是看我工作肯做、尽力。所以，我去讲，他们蛮听的，比如工人俱乐部，也帮他们争取来。市里疗养院，为他们谋了很多福利，还有业余大学等。我来的时候总算是对他们尽心尽力，总归是解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总帮他们解决。全市职工、各县区职工平时有困难，总也尽力为他们解决。总之，对他们的事情，十分关心，小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有的职工困难，补助什么。本来工会就是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关心职工疾苦，能调动职工积极性，开展劳动竞争，对先进劳动模范要关心。比如说，他们技术革新，全部要对他们关心，奖励什么的，这种工作多了。
后来总工会一届做完，已经五十多岁，我觉得五十多岁也差不多了，人身体也不行了，以前都是实打实的干，没有像现在休息日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一礼拜休息一天，又没有车子，只靠两只脚走。我说算了算了。现在都是利益关系，升一级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乌纱帽当草帽，无所谓的。只知道共产党对我们的培养关心，我有这么一天，为党做点贡献，为群众办事情，感到很有乐趣。所以说，我要退下来。那个时候，组织上不给我退，他说，对我退下来没有意见，但这个工会主席谁来当，问我的意见，我就推荐了谁谁谁。组织上也蛮听我的建议，叫他来做，就把我调到了侨办去了。
六、宁波市侨办期间(1987—1991)
我在1987年5月调到了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做到1991年8月退休。
我没有做过外事工作，要重新学起来。那时候市长耿典华找我谈话，你做这个工作去好吗?我说我是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的，我去做做看，做得好的话做下去，做得不好的话，会和你说，你派别人来。那他就说好的。这样就在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
侨办的主要任务是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服务。为那些在国外，特别是香港宁波帮侨胞们服务。就是要联络联谊，经常要关心他们，有什么事情，到我们宁波来。比如来投资，来办学啦。宁波大学，就是包玉刚资助的。1990年我们搞一个大活动时，我将他们都请来。宁波大学刚开办时候，我在上面坐着，包玉刚还有其他人都在，李惠利医院。那个时候全部是我发动他们弄起来，来捐资，还有些是老年乐园，他们都很相信我。为侨胞服务，使他们了解我们政策。另一个方面，过去他们赚钱不易，怎么会投入教育事业，人有知识就不同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只要对你的领导相信，他们就会来投资。
到1991年57岁(周岁55)，我和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说，我的年龄到了，怎么不来谈话。他说你年龄到了，看不出来。年纪到了你们也不知道，谈话不来谈。个别市里领导也说，再发挥一下余热，去那里做做。我说不用的，我做就是做，不做了就不做。我四十三年做的够多了，我的两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妈，你已经从13岁做到现在57岁，够了，不用做了。现在子女已经接上来了，你就好好休息，享共产党的福，钞票不够用我们也会给你用。”我说钱够用了，共产党给我们这样的二保，退休金足够用了，还加医保，还想什么
七、管理工作心得
我如果有一些成就，这主要还是靠党对我们从小的培养。反过来说，我们自己也努力。自己不努力，哪有这么一天。我做书记的时候，三块六角的奖金也要扣掉(做脱产干部，奖金就没有)，但我们也没有意见。运气好，现在正好在机关退休，拿着机关单位的退休工资。随便什么东西，有得有失。你自己努力了就会有结果，不努力就没有结果。
我做官做的不错的，主要因为我业务熟悉，拿得起。你自己有本事，你去领导大家，大家服服帖帖的。现在也是这样的，有领导水平去领导其他人，人家服服帖帖。我就是这样提上来做。1973年，浙江省召开推广应用优选法经验交流大会，我也去参加会议。本来没准备要我发言，到了那边突然说要我发发言，害得我夜里一直睡不着。我发言发了十分钟，没有稿子的。华罗庚问0.618优秀法时，我将0.618结合我厂先进操作，使产品质量大为提高。这样，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听了以后，感觉印象蛮好的。
工人也好，领导也好，对我蛮信任的。为什么呢，我人喜欢讲，不对的地方就要讲出来，工作责任心很强。他们知道我的个性，他们讲我讲话像是铁嘴巴一样很硬。我自己也会做，怕什么。所以，工人对我影响也蛮好的，在操作、工作方面蛮怕我的。因为我熟悉这个，担心做的不对的地方给我看出来。那我也经常帮助他们，应该怎样操作等等。我原来做工人的时候是模范小组、模范车间。讲句难听点的，自己做领头羊，不这样的话，哪里来每年给你评上先进，这么好评啊!不单是模范，全国青年积极分子等，哪一样不在内，先进帽子很多。当时评先进与钱没关系，只有一张纸，一朵鲜花，一根红皮带。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
我们原来那个时候，组织上表示关心，自己也没有去要求过，也不会去想这个。1989年我从北京参加侨务工作会议回来，宁波市委叶承垣书记亲自到我们侨办来听取汇报。当时，我们侨办的办公室条件十分简陋，在北大院的楼梯下，一个正主任、二个副主任，共用一间几平方的办公室。书记一点没有架子，这让我十分感动。对共产党很信仰，党这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为群众好好服务。怎样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有什么困难帮助他们解决，群众也会信任你，别的想法没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无限忠诚，没有个人利益考虑。原来组织上有调动，到什么地方去，无条件服从。我当时在和丰纱厂工作时，一个电话来了，你要调到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我没有什么话的，马上就去了，没有回家里休息。现在，社会风气是原来好，现在这个风气，我们也不太习惯，其实做人还是像原来舒服，宁愿钱少一点，人没有这么勾心斗角。所以说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的在抓，也非常得人心，我们也很拥护。中央领导压力也很大，再不抓来不及了。
我做干部时，胆子也大的。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创新，去深入下面。上头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直话直说;下面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会讲。不说，我会难过死的。因为没有考虑后顾之忧，所以容易展开。原来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以后要开后门塞人的时候，我硬碰硬，不会让你们塞的。做工会主席的时候，我也这么说，他们咪咪笑笑。我去做了，他们确实没有塞人进来。原先我就讲清楚了，自己也不会开后门、塞人。
八、退休之后的生活(1991年—至今)
退休了以后，市里各领导也十分关心，他们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发挥余热，我说我不去。以前我在浙东针织厂时，有个工人，人挺聪明的，思想不太好，总是和我说，他母亲来找我，书记来教育教育我们儿子，工作给他调一调。那我也蛮关心的。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些小伙子很聪明，做香港老板的代工，有些经商。知道我退休了，老是来叫我，说陈书记你来我们办公室坐坐，听听电话好了。实际上，想要我拉拉关系，我说我不会去。我心里想，我吃吃用用够了，小孩子也不需要，再说两个孩子也很乖，我已经退休，为了赚点钱，再去卖面孔什么的，这种颠三倒四的事情我不要做。为什么呢?社会上的事，我看得多了，有的人事情不做，去拿点钱，舆论也不好听。我认为，工作上因水平问题而有缺点，被人家议论没办法。为了一点钱，被人家议论不值得。我自尊心也很强，我不要去做这样的事。
我的性格比较男派，既有母亲的热心，也有父亲的关心国家大事、注重保养。退休以后，我在社区做做工作，做做业主会副主任。做了一届，我也不做了。现在也就义务为他们做点事，楼道里做和谐促进员。他们一定要给我点事做，我也就做做。再一个，我儿子出国了，那时候出国靠的不是大人，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他们就推荐我就做海曙区出国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会长，我也做了几年，也做得很好。我个人先进评了很多，本本很多，有20多本。退休以后，各种各样的先进评上蛮多的，小零小碎的奖品也蛮多的，但都是义务的，不用一分钱。而我现在，年龄也大了，可以推掉的职务也基本推掉了，联谊会会长也给别人当了。我的孩子也很开心，他说我这样做好。
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我们自己要起表率作用。我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条，小孩子一定要事业有成，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要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不会没有工作。第二条，家庭一定要和睦，很要紧。第三条，后代要培养好，父母起表率作用。人最要紧的就是，第一要道德好，第二就是自己要勤奋，刻苦学习，等将来有机遇的时候，就有出头日子。如果懒懒散散，拍马奉承，没有用的，这是短浅的行为，不是长远行为。像我这样，家庭普通，没有背景，靠自己奋斗，才有这么一天。难道奋斗时候，会想自己将来做什么官。现在看起来，我的孩子这三点基本上都做到了。我的二个子女，没有一点官员子弟架子，女儿值读高中，才替她买新衣裳。
我现在的晚年生活也很知足常乐。第一是有老保，有医疗卡，这还担心什么;第二个，就是小孩子争气，儿子成为美国一个高级工程师，女儿是宁波雅思学院院长;第三个，下代都受到了教育，培养得很好。我的孙子，美国科技创新奖，全美第一名。我的外孙，现在在英国读书，书读得不错。两个孩子全部很好，这与家庭教育分不开。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也感到很知足常乐。我们现在退休，第一要健康，如果每天睡躺在床上还不如早点去死;第二，要和谐，什么叫和谐，小孩争气，家庭和睦，这就是和谐。这样退休生活过得好，不然的话也没意思。
我把晚年人生之道，归结为八个字，快乐、轻松、开放、安定。快乐，就是有一颗助人为乐的热心，以解决某件事，了结心愿，化解矛盾，能为群众、为离退休干部、为朋友说话办事而感到高兴。老年人如果无所事事，把自己的心灵闲置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是晚年的最大危险。轻松，就是量力而行，兴趣所至，健康允许地作一些工作，可以选择性地做一些压力不大的义务工作。开放，就是心态好，想得开，不计较名利，不浮躁，不郁闷，对于好事坏事，都要持平常之心，力戒大喜大，就是最大、最沉痛的打击也要挺得住，子女的教育，鼓励不可不管，也不可管得太紧、太细。安定，就是生活要稳定平静，有规律，不论是睡眠、起床、进食、活动，都有一个大体的安排，以达到安全、舒适、安逸的原则。
采访手记
我与陈芳芳主任的结识是在仓促与疑虑中开始的。由于关注点的不同，此前我对宁波的全国劳模事迹一无所知。2013年11月20日，正式启动宁波劳模口述史项目。当我拿到第一批五十位全国劳模采访名单时，做事心急的我，立马开始联系当事人。名列第一的就是陈芳芳，单位标为原甬江纱厂退休。当天晚上八点左右，我立马联系了她，介绍了劳模口述采访事宜。第二天，党史办胡处长告诉我，陈芳芳同志通过所在居委会主任与他电话联系过，核实是否有此事。我这才意识到，我做事有欠当之处，没有考虑到老人八点以后不宜打电话习惯。30日，当我首次与研究生上她家采访时，她主动说及了此事。她说那天晚上听了我的介绍后，有二点怀疑，一是一百个劳模数字有不准之处，二是机关人员哪有那么积极晚上仍在工作的。这让我意识到，她确是一个有话藏不住、当面说清的直爽人。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明确的上下班作息区分，这与机关人员的上班下班界限分明是完全不同的。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她虽出身纺织女工，但与其他女工不同的是，她后来积极上进，是一位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的人。看来出来，她十分会讲，讲几个小时，不要打草稿。我知道遇上了一位O型性格的劳模。她的人生故事叙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一边倒立场，一生跟着共产党走，不会歪来歪去随风倒。讲话中经常会说，上得领导支持，下得群众支持，将自己置于党群集体关系之中，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毛派风格。通过她的叙述，这让我学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领导的经验。每次上门采访，她泡的茶是菊花枸杞茶，可见其重视养身。尤其当我听说，其父高寿达99岁，脸上没有一颗老年斑、无疾而终时，这让我坚信，她一定又是一位长寿之星。采访之前，她给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在我看来，那些均是短篇报道。我们的口述史采访，将是她一生中最为详尽的报道。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重视个人档案保存的人。一生之中各种荣誉证书及相关的报道，均完整地保存着。如果能进一步写成一本书，相信会给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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