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社会主义
《宣言》把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一个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归纳在一起,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封建的社会主义是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代表被资本主义打败了的封建势力。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抨击资本主义,企图复辟封建制度统治的一种反动思潮。
封建的社会主义产生在19世纪30年代,主要是在法、英两个国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789年进行的。后来在1814年被推翻的封建王朝,即波旁王朝重新复辟。1830年7月,法国资产阶级再次进行革命,推翻了封建复辟王朝的统治,从而使封建势力再一次被打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640年就开始了。但是从1660年到1689年被推翻的斯图亚特封建王朝在英国也复辟了。后来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壮大了,可是在政治上没有权力。资产阶级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要求政治上扩大权力。到了19世纪20-30年代,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就更加尖锐化了。1832年资产阶级利用群众的力量发动了一次议会改革运动,经过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贵族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大大巩固和提高了。正如《宣言》所指出的,法英的封建贵族势力“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在政治上失去了反攻的力量。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就改变了策略,变换了手法,把斗争转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文字斗争,写了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但又不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他们为了激起同情,装模作样,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假装同情无产阶级,“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
《宣言》指出,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是要复辟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却装作同情无产阶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这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在咒骂资本主义时,指责资产阶级给劳动人民带来了贫困,指责资产阶级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使社会道德败坏。但是,他们在讲到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时,却说,这是因为封建君主专制覆灭的结果,只有恢复封建的君主专制才能使劳动人民幸福。法国的正统派和“青年英国”就是这样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法国正统派的首脑人物维尔纽夫-巴热尔蒙子爵,在他1834年出版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描绘了一幅劳动人民贫困的图画,并极力证明工人状况恶化是由于波旁王朝的灭亡所造成的。“青年英国”的一个代表人物曼纳斯也公开说:“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部死去,只把我们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然留给我们。”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是妄图复辟封建主义。正如《宣言》所指出的,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对封建社会灭亡而感到惋惜,对资产阶级进行抨击,表示不满,是幻想复辟封建制度,说些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的末日之类的凶险预言,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封建制度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使人们感到可笑!所以,封建的社会主义尽管用一些动听的言词来拉拢人心,并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可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宣言》还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反动观点。一是所谓封建的剥削方式比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好。《宣言》 指出,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剥削。封建剥削是过时了的剥削方式,是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现代资本主义剥削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两种剥削方式都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根本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剥削方式不同罢了。二是所谓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资产阶级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样,就彻底驳斥了封建的社会主义讨好无产阶级和美化封建剥削的谬论。
《宣言》还进一步揭露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封建社会主义抨击资产阶级不是抨击资产阶级本身,而是指责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产生了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彻底摧毁。这就暴露了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是假的,仇视无产阶级才是他们的本质!因此,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总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参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在经济上,他们违背自己那一套“社会主义”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这就是说,封建贵族,不仅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而且同资产阶级一样,搞起资本主义经营,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这就是他们拾取从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
僧侣是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是同封建贵族携手同行的。僧侣的社会主义是僧侣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为已经崩溃了的封建制度复辟效劳,它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还有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上涂上一层社会主义彩色。他们认为人类在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欲望是一种罪恶,应当加以节制,并把这种禁欲主义说成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和反对国家。他们宣扬只要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即所谓行善和乞求、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去办,劳动人民就可以获得解放。他们妄图使历史回到中世纪的社会中去,所以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是为封建贵族复辟封建制度服务的。正如《宣言》所指出的:它不过是僧侣用来为封建贵族涂除因丧失原有地位而产生的怨愤的一种圣水罢了。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企图保存和恢复封建的行会制度和宗法经济,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假社会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资产阶级处于日益没落和破产的条件下产生的。《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且也使小资产阶级日益分化和不断破产。其中,少数上升为资产阶级,绝大多数破产变为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发达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还保留相当数量,他们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面临着破产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里,旧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基本上消灭了,但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补充。然而,他们的地位也是不稳定的,它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分化,不断地重新组成。这一阶级的大多数成员经常在自由竞争中遭到破产而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在大工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小资产阶级已经觉察到自己日益破产的命运,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满,而“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 ,幻想保留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于是,他们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然而他们“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西斯蒙第。《宣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虚伪的粉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证明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指出了资本和地产的积聚,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等等。但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批评资本主义的。它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但它并不真正了解这些矛盾,也找不到解决这些矛盾的真正道路。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主张以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主张恢复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或者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的生产力硬塞到小生产的框子中去。《宣言》指出: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这种主张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完全实现不了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动的!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这种社会主义,是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篡改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的学说,作为自己的全部理论基础。他们宣扬要实现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使社会成为“真正的” 社会。因此才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
19世纪40年代初期,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暴露,作为德国现存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既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使他们分化破产,同时又害怕无产阶级兴起,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代表小市民利益的德国著作家们,便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贪婪地抓过来,把德国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塞进去,并加以歪曲和篡改,这样就产生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当时的社会情况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而展开斗争的初期出现的。而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有了发展,但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资产阶级革命刚刚开始。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封建的君主制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有种种缺点错误,但还是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的一些要求,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产物,是这种斗争的文字表现。而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顾德国的历史条件,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机械地搬到德国,这就造成“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以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来歪曲和篡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正如《宣言》所指出的,“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因此,他们认为实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就是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本质,就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是德国在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是唯物主义的,但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在研究人和人的本质时,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不是把人放到社会中去看,而是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然的人,把人看成是超阶级的。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求善避恶,追求幸福,要求平等,而人类一切罪恶都是因为离开了人的本质所造成的。他主张只要每个人克制自己,建立起人类之爱,社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继承和发挥了费尔巴哈的这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极力宣扬抽象的人,鼓吹“普遍的爱”,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不代表任何阶级,当然也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只代表超阶级的人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宣言》指出,这种人“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他们还把爱看成是至高无尚的,认为人都应当彼此相爱。因此,号召用爱把人团结起来,消灭“恨的世界”,实现“爱的王国”。他们妄图用人道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就是爱的实现,就是消融在人道主义中。所以,《宣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以后,完全阉割了它的内容,“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就是变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人的本质”等之类的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概念!!!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用“实践理性”去理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一样,把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要求看做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和阶级内容的纯粹主观意志的体现!
《宣言》进一步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掩盖阶级矛盾,抹煞阶级压迫的反动实质。《宣言》指出,天主教僧侣对待古代异教经典还采取了“补充”的态度,加上原来没有的东西。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们用唯心主义哲学歪曲和篡改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正如《宣言》所指出的,“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了“人的本质的外化”。“外化”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 就有一个“绝对观念”存在。这个“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外化”为自然界,“外化”为人类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用黑格尔“外化”这个术语来解释货币关系,把货币关系歪曲为“人的本质的外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可是,他们却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外化为金钱,金钱是压迫人的一种力量。这样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否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又如,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黑格尔却认为国家是一种道德观念,是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他认为国家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是“抽象普遍物”。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用黑格尔关于国家的概念,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下面,写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这样就抽掉了国家的阶级内容,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
《宣言》还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护德国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宣言》指出,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开展。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是当时德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咒骂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向群众大肆宣扬在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丧失一切,以此来阻止和破坏无产阶级参加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宣言》指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批判,正是以法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已经取得统治为前提的,而德国却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它所需要的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而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在德国反对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成了德国各邦专制政府的帮凶,成了它们吓唬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成了“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就是说,专制政府用武力镇压工人,而他们则用欺骗的办法帮助专制政府麻痹工人。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宣言》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指出它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德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16世纪德国进行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封建诸侯遭到很大的削弱,从此以后,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成了重要社会力量。而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比较晚,小资产阶级分化比较缓慢。因而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成了当时德国现有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真正的” 社会主义就是代表了德国小市民的利益,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宣言》还分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流行起来的原因。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使小生产者破产,同时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所以,他们选择了为德国专制制度服务的道路。这样就有一批代表小市民利益的思想家,为了保存德国的封建制度,为了挽救小资产阶级灭亡的命运,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极力维护当时现存的德国社会制度。这样在小资产阶级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能反对资产阶级,又能欺骗无产阶级,从而保护了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其次,“真正的”社会主义想用抽象的“爱”,“人类的爱”等华丽词句,把他们的反动观点装饰起来,欺骗一些人,这样就增加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销路。另外,“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宣扬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吹捧德国的小市民是模范的人,把自己说成是小市民堂堂的代表,这就更能欺骗一些人。由于以上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样在德国泛滥起来,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和斗争,经过1848年革命风暴,才被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