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中国史学蓬勃发展，然而在繁荣局面之下，也存在“自闭症”的倾向——史学研究被封印在“象牙塔”里，研究选题狭窄，研究时空被压缩在极小的切面上，内容琐碎、论证繁复、表达晦涩、现实关怀不足。“史学自闭症”进而滋生“史学无用”论，这对史学的健康蓬勃发展极其不利。
否定知古鉴今的两种论点
近代以来，学界一直存在质疑乃至否定知古鉴今可能性和正当性的声音，这是“史学自闭症”形成的症结。其论点之一是，历史不会重演，所以历史学缺乏现实指导意义。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认为，“历史从不重复，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什么历史教训”，“不论对于杰出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来说，建构历史以服务于未来，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刊载的《“史学的现状与未来”笔谈》中，一名历史学研究生的发言，颇能代表这种论调。他宣称，“史学地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史学功能自身的局限性”，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复杂的社会现实状况，已非古代社会所能同日而语，历史上治理国家的一套方式方法和经验教训，所能为现实提供的启示变得越来越有限了”。
其论点之二是，历史学是一门追求客观和真相的科学，若推崇史鉴功能，会影响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歪曲历史事实。随着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史学不能强调资治和借鉴，否则有悖于科学的一面。例如美国学者鲁滨孙说：“我们断不能希望将过去同现在联络起来，历史同现在的中间，始终要留一个空间的；或者说假使研究历史有了目的，那就违反那种做科学研究根据的客观主义的原理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殷鉴史学传统经常提出批评，并将殷鉴史学的弊端总结为“历史教化主义”与“历史类比主义”两种模式。
此外，在史学自闭风气和当今学术奖惩机制下，很多学者将成果发表视为史学研究的“成就”，将出专著、写论文、报项目等同于史学研究本身，甚而不自觉地将其看作是史学的根本追求。这种本末倒置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历史学研究中不断被放大，很多研究者忘记了历史学的“初心”，忽略了历史学求真、求知、求用的“大意义”。大众娱乐领域隔一段时间便出现几部广受追捧的历史剧、宫斗剧，有时甚至引发公众舆论在一些已有定论的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与史学研究不接地气不无关系。
知古鉴今是史学的自然属性
殷鉴功能影响史学客观性的论调是非常狭隘的，它忽略了人类汲取历史经验其实是一种本能。杜维运指出：“表面上看，现代人像是比较聪明，像是更富思考能力，其实是累积与沿袭的结果。能够将以往人类进化的情形，以往人类文明的累积情形，一一昭示后世的，是历史。历史是人类进化与文明的枢纽，即此已灿然大白”。亦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这种秉性就是人类对历史经验的持续汲取，是人类进步和不断成长的保障，也是知古鉴今成为可能的基础。
举例而言，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导，正如同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教导。应该说，借鉴历史是人类持续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心理，如果没有经验传承和文明积淀，人类便不可能迈向更高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史家摒弃史鉴功能的论调，忽略了人类社会演进中的经验积累和行为实践本身就是对历史经验的吸收和借鉴这一事实。认识历史的功用，必然要超然于史学理论范畴，站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哲学高度，才能看清其致用的本质。
历史或许不会纤毫毕现地重演，但它是在传承中变化，在变化中传承。唐人李翰云：“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如果说“通古今之变”仍旧是立足于史学研究范畴对历史内容的孜孜以求，那么“参今古之宜”则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特征。所谓“今古之宜”，正是准确合理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尺度”，通过“度古”以“行今”。而参悟古今之“尺度”则是史家在知古鉴今中需要掌握的核心原则。从思想到实践，正如杜佑《进〈理道要诀〉表》所总结的那样：“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知古者，必然要“参今古之宜”、“详古今之要”，而“鉴今”之道，不是将历史经验照搬过来，机械地服务于现实和未来，而是“酌时宜可行”，根据现实条件和实际情形对历史经验加以批判性吸收。
呼唤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
知古鉴今并不必然影响史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所谓“文以载道”，史学之道在于知古鉴今，彰善瘅恶，其前提当然是求真求实。守住探寻规律和遵循历史事实的“底线”，同样可以或者说才能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很显然，虚假的东西无法提供真知灼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知古鉴今的作用呢？
引导史学工作者逐步走出“史学自闭症”，积极承担起知古鉴今的使命，路径自然有很多条。比如提倡长时段的整体史、通史写作，注重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宏观把握；提倡大众史学，让史学走向民众等。不过，最根本的应当是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史学通论著述中，将历史学的时间下限明确拓展至当下，在根本上解决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困境。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指出：“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对于中国史而言，所谓“总体的历史”，就是要在历史学的时间定义上，着重强调连续性与贯通性，将历史与现实的一体史观明确写入历史学的定义之中。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事实上，中西方的传统史学一直都有“当代史”的书写传统。齐世荣先生说：“从史学史角度看，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属于当代史的范畴，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代史。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当代史的一部杰作”。尽管目前“当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时间下限早已延伸到了当下，但这仍属于特定学术领域对研究范围的界定，并不涉及史学理论认识的“历史时间”范畴。相反，在史学理论或史学通论著述中，史学研究的下限问题事实上一直是被回避的，而在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根深蒂固的习惯认知里，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往往未被纳入史学研究视野之内。
所谓“通古今之变”，古今是一个无法割裂的整体，在理论上明确历史学的“当代性”，更符合史学研究对连续时间过程的探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已开始讨论“史学危机”问题。1988年召开的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议题便是“当前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与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紧，不能很好地从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中给人们以历史的启迪，对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给以科学的说明”。要彻底摆脱“史学自闭症”，根本出路是不再将历史学单纯定义为一门研究过去的学科，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历史学是一门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现在的学科。只有在思想上将这一问题明确下来、认识统一起来，历史学才能逐步扭转其一直向后看的目光，才能改变“谈古不论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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