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毛选》第一卷，第134页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一谈到反腐败大多数人定会津津乐道毛主席一生与腐败分子的坚决斗争。

　　1934年毛主席已经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他经历了被边缘化，但始终为着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发展操劳着。心里始终挂念着苏区乃至全国受苦受难的大众，他多么希望把苏区建设好，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典范和探索。

　　苏区当时遭受到国民党的封锁，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极度困难，红军还在前线反围剿作战。即便如此，当时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和干部都在为着革命胜利，为着解放劳苦大众拼着命地干。

　　突然有一天，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收到一封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一系列贪腐行为。这可是震惊了很多人，当时的何老一看，简直不敢相信，立马就去找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听后，十分愤怒，这简直是太可恨了，一旦调查了解事实清楚，就要坚决办成苏区反腐的典型法律案件，严肃处理，警戒苏区其他干部。要求临时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毛主席特别强调：“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为了保障苏区的健康发展，毛主席防微杜渐，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驱逐政府中的贪污分子，设置控告箱、指定不脱产的“可靠的工农分子”代为接收控告书，通过邮局投递邮件，不识字的可以到控告局口头控告，有电话的地方可用电话报告控告局。等多种方式，发挥群众在反贪污中的巨大作用。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谢步升的罪状主要为：

一、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

二、谢步升当村政府主席时，借主席的势力，强奸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

三、奸淫村民谢深润的老婆，因谢深润打了谢步升，就说谢深润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四、收买群众的米，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大洋270多块。

五、偷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每头牛得大洋3元，总计得大洋33元。

六、1927年9月，谢步升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拿走金戒指两枚、光洋5个，还有怀表、毡毯等物。

七、以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

八、1927年8月，伙同他人抢劫瑞林寨邱姓的布店，把布、现洋、鸡、鸭、猪抢劫一空，个人得赃款93块大洋。

九、把老婆卖了，得了3头黄牛，卖了1700毛（毫子）。

　　等一切都证据确凿后，毛主席更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据此，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决：“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时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这就是毛主席的霹雳手段，毛主席同腐败分子势不两立，见不得他们损害劳苦大众的利益，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为了防止共产党的干部蜕化变质，成为新的剥削者，形成新的官僚阶级。毛主席从苏区反腐第一枪到延安“窑洞对”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再到“两个务必”一直到“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以宪法确立下来，毛主席一生都在探索，实践确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在反腐败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生动地诠释了八个字：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于是，在这种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治理下，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而且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而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主席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他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1949 年的35 岁，提高到1976年的67岁；他把一个只有地主阶级等人的子女才能享受教育权利的社会，改造为社会底层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同样享受教育权利：

　　我们从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就能看出这一事实：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

　　毛主席把一个卫生健康和医生只为城市官老爷服务的社会，改造为成千上万的“赤脚医生”为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服务的社会；他把官僚阶层骑在人民头上拉屎耀武扬威的社会，改造为官僚阶级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