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能动性方面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依据是马克思1848年前的著作，后期著作视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延续，发生差异以前期为准，结果出现前后期两个对立的马克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坚持决定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重此后马克思著作。即使1924年后到1936年间出版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手稿，依然不改立场。西马和苏马发生严重对立，西马被视为仇敌。后来苏联垮台，中国主流意识才开始重视西马研究结果。
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1971年《社会存在本体论》，他自身也出现了前后矛盾。阿多诺，1966年发表《否定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否定性来源于劳动创造，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是物质一般运动，也不是人的片面活动---思维认知。这就区别开来黑格尔辩证法，旧唯物主义，凸显苏联决定论弊端。西马后续者哲学上显示碎片化，文学和语言解构化，哲学没有结合经济等社会现实问题，离开劳动创造者，如同阿喀琉斯之踵空悬，生命力面临殆尽。
中国哲学界1949年后，承接苏联哲学体系。直到现在陈先达等人依然坚持决定论，对西马研究嗤之以鼻，对于借鉴者扣帽子打棍子，以真理化身自居。中国哲学界以俞吾金先生为代表，包括安启念、林峰、王南湜等受到西马启迪，寻求马克思哲学本源，对苏联哲学进行深刻解剖，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宫敬才先生逐步完善了劳动创造本体论。如何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系列著作和手稿，包括序言和跋等观点？王南湜先生的观点值得借鉴：决定论是能动性原理的局部补充，不能代替整体。决定论的本质是自然科学范式，想通过控制自然界物质，增加社会物质来决定人类发展。其范式适于物质转换到人的消费研究，不适于生产秩序、伦理到分配的社会关系研究。（该范式无法改变根本分工，不能拆除管理与劳动壁垒，无法改变劳动与享受分立状况；增大蛋糕同时破坏人类生存环境，没有确立谁来切蛋糕，切分法则。笔者）
【此篇文章很多段落引述了《历史科学的两个模式》原文，也夹带了自己的私货。与王教授言论不一致的地方，本人自负其责，特此告知。】
费彻尔“《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晚年马克思忘却了他青年时代的希望，或者说，他放弃了对这些希望的追求。只有在早期文章的启示下，成熟时期的著作才能被恰当地认识。”
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的著作是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转换。而这一转换是通过马克思将体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引人注目的综合而实现的。”显而易见，将《资本论》解读为“社会本体论”或“存在论”，便意味着这部著作首先不再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再是一部实证性、精确性的科学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那段：“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由于这一段经典文字是马克思作为自己整个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提出来的，因而便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方法论原则，亦是整个《资本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因而，对这段文字所表述的方法论的不同理解，亦必然涉及对《资本论》研究领域归属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目标，而决定论性质的科学又是以改变世界或操控世界为目标的，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只能是，马克思必须将他所欲改变的资本主义世界变成科学的对象，即必须以科学的方式去把握这一世界。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这一宇宙为同一基本元素和规律所约束，位于其中的所有存在者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摒弃了所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最后，存在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在社会历史领域，要实现科学把握，将整体加以分解，将其中能够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描述的领域抽象出来，构成科学的对象。
对于社会生活的科学把握是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两者都是对于实在世界的抽象重构，而非对于实在世界的直接表达。既非经验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通过对于经验材料的归纳整理而来的对于实在世界的直观反映，更非如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且唯有以经济生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才符合于现代科学之标准，那么就不难理解，何以马克思从早期的带有思辨倾向的哲学研究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自然认知水平中，从事生活物质劳动创造。主观能动性意志在此前提下改变自然和社会，改造自然手段不是无限制的超越。对社会的认知即受改造自然能力制约，也受社会解放、自由的制约，思维意识不能无限制超越时代。【马恩列斯毛等领袖人物也是如此，伟人只有放在当时环境，社会历史背景下，才会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思维理性受人的自然改造能力，社会认知水平两方面制约。领先于群体的伟人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但完全超越时代的社会领袖，则是不可能出现的。意识是意识到的存在。】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这种自我限制，乃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于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一种自觉。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之成就，正缘于对人类理性有限性之自觉。而古代自然哲学之所以流于思辨玄想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效，其之根由，亦正在于对自身有限性之不自知，而误将人类理性等同于无限的神之理性。
马克思早期以人类生活总体为把握对象，晚期转向抽象的精确科学，基于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但没有改变劳动创造本体论。尽管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对象形式之描述的巨大变化，但这一变化却并不意味着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变化，其辩证法核心依然是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劳动创造。由于人们多未能从方法论上去理解这一变化，而将之视为一种本体论上的转变，便往往导致了所谓的“两个马克思”之争，即将马克思早期思想视为一种基于人的能动的对象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的本体论，而将后期思想视为一种取消了人的能动性法国唯物主义式的经济决定论。
如果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结果只能被视为走向了他严厉批判过的法国唯物主义，那将是何等荒谬之事！如果我们认真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其方法论上的转变，还必须以其早期思想中关于人是对象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为基本命题的本体论为前提，否则的话，不仅会导向“两个马克思”的荒谬结论，而且还会导致对马克思后期思想的种种曲解。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本体论的基本命题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加以发挥、发展的关于人是对象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的规定的话，那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描述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或一般而言的抽象的精确科学，便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对于人的对象性存在和对象性活动的把握方式，关于人的受限性描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在上引文中关于科学的理论思维对于世界的掌握，“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所表达的意思。这也就是说，既然人类对于世界的掌握方式是多样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单一的掌握方式必定只是具有某一方面的优长，而必定短于其他方面，因而，人们在从事某一类型的掌握世界方式之时，便必须具备一种批判性的眼光，认识到其有限性或局限性，并进而认识到各种方式之间通过互补而达到较为完备的认识的必要性。
‘唯’‘一’化，禁锢了人们思想解放，关闭了真理的途径，这与马克思哲学背道而驰。马克思即承认物质自然先在性，也认可人的思维意识独特性。他不在二者中择一作为起点，而是以人的生活物质劳动创造为本体，阐述二者关系，超越了理性一元化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他是人本质思维与物质二元论者，社会变革三元论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三分论者：精神与物质劳动的根本分离，劳动与管理的阶级分裂，劳动与享受的分立。如果说有一，那便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并且‘劳动创造’是人类生存不变的运动和趋势。马克思要消灭的是‘思维与物质根本分离’的劳动，不是二者结合的物质创造和思维创新之劳动。
精确科学有限性在于康德所揭示出来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意味着理性所建构的科学亦是有限的，即只是适用于有限的条件之下，而非无限适用的。如果将马克思的科学结论“拔高”为一种普适的历史哲学原理，那就全然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这种“拔高”，还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做了。马克思对此曾严正声明：“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多不顾马克思本人的激烈反对，而持续地做着这种“拔高”工作。其结果并不是给马克思的学说带来“过多的荣誉”，而是带来了“过多的侮辱”。
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然是通过抽象而建构起来的，是一种从总体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有限的领域，人们便必须始终记得这种有限性，而克制将之普适化的形而上学冲动。把马克思主义用科学来代替，意味着无限放大人类劳动创造的受限性，遮蔽人的能动性。这种科学性拔高则是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源头。苏联的发展道路，深受这种思维影响，典型表现于1936年宪法。中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否定意识决定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口号下，走向物质极端，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趋势，与‘科学’化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
科学的本质作为“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的活动，意味着科学奠基于人类控制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性活动，而科学的有限性亦成立于工具性活动的有限性。人类的科学工具性活动也是一种抽象，有效性要求将所涉及的事物归结为若干类，使得每一类能够用某一种工具体系予以处理。这样，一种工具便不是面对某一特定的对象，而是面对一类对象。但同时，一种工具对于一类对象并不是针对每一个体的全部规定性，而是只针对这一类对象中的某一种规定性，意味着缺乏个体全面性，工具与对象所建立的关联便只是一种抽象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工具作为“一”，将该类对象中的某种性质抽象出来，使之成为可为该种工具所支配的，从而统御了对象之“多”。这种起源于工具性活动中的以“一”御“多”的人造关系，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表现于观念之中，便构成了科学的原型。工具性活动的这种抽象性、有限性，便决定了奠基于其上的科学的抽象性、有限性，只能适用于这一抽象领域，而不能将之扩张于其外。科学抽象半径有限，超出边界产生非理性。“非法”越界不仅无助于科学之声望，反而由于超出了科学应用之合理范围而妨害改变世界之实践，从而贬损科学之声望。
不仅如此，这种“非法”越界还会带来马克思哲学理论上的内在矛盾，使之无法自洽，从而陷入败坏。人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上创新的根本之点是要求哲学指向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的前提是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世界不是全然决定论性的。而如果世界是全然决定论性的，则任何改变世界都将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基于改变世界这一首要原则，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都必须肯定世界的可改变性，亦即世界的非完全决定论性。由此原则观之，如果科学所得出的决定论规律只限于抽象的理论范围，那么，这种有限的决定论性质便意味着整个实在世界并非全然是决定论性质的，因而是能够与人的能动活动兼容的；但若将科学得出的决定论性质推广于超出抽象的理论建构范围，使本来是有限的抽象范围内的决定论性质，成为整个实在世界的决定论规律，从而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不具有可改变性的，那么，这将使得人的能动活动成为不可能。而马克思哲学既然以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原则，那么，这种将世界全然、自然决定论化的推广，便是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相背离的。因此，要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便必须坚持决定论只是限定在抽象的科学建构范围内的。而如果决定论性的科学只是在有限的抽象范围内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总体人类生活的认识而言，诉诸总体理解的历史解释学便是必要的。
历史解释学与精确科学的互补，可视为两种模式的互相渗透。两端，是单纯的历史解释学与抽象的精确科学，中间则是互相渗透程度不同的非纯粹理论。这种不同程度的交互渗透，由于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都有其存在之必要。如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接近单纯的精确科学一端，可能是数量经济学之类精确科学，而在接近单纯的历史解释学一端，则可能是神话学之类理论。从中不难看出，越是普适性的理论，便越是接近单纯的科学一端，而越是个体性突出，而缺乏普适性的对象域，便越是接近单纯历史解释学一端。
理性思辨是马克思以前旧哲学的壁垒，结合现实感性是马克思哲学特征。研究现实感性任务由科学来承接，马克思哲学必然是理性思辨与科学的结合。科学到现在还没能力代替哲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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