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实践本体吗？

——唯物史观公式化解读批判，兼主体论的重建(与赵磊教授商榷之二）

三、存在决定意识，就等于唯物史观？

　　是的。按照赵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同志，确实是这么理解的。“存在决定意识”是最基本的逻辑。他们还要统一本体论的预设，来澄清人们“存在决定意识”理解上的那些分歧。

　　但实际上，“存在决定意识”，在文章里，是赵教授对恩格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人们的意识”这句话的一个简化。或者，实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和后来恩格斯对此书的评论中把这句话上升到唯物史观高度的一个简化。“存在决定意识”，在赵教授这里，当然更应该是后来教科书式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个简便说法。但实际上，不管是前边的简化，还是后边的简便说法，都不可以是随便的简化和简便说法。因为，上述不管哪种情况，都不可同日而语。“存在决定意识”和“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人们的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主体没有了。“存在决定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存在的范围变了。但在赵教授这里，这种随便的简便简化，却是能简便简化，就简便简化。比如，把马克思多样化表述的人的生存、生活、生活的生产，简单抽象化为实践;而实践，最后又归在劳动。其实都不是很贴切合适的。对理论性的抽象而言，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实际上，如果可以做这样的简便简化，恩格斯早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中，就已经可以象赵教授这样简便简化了。那可是他们这一脉唯物史观解读的源头。但恩格斯却至始至终都在按照马克思的语式说是“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用人的存在说明人的意识”，而不是把“人们”、“人”，给简化掉。

　　用“存在决定意识”，来代表唯物史观。这本身又是一个简化。这倒与恩格斯有关。当然按照过去的习惯，或许也过的去吧。这种简化应该是代指决定一切上层建筑。

　　但，如前所言，所有这些如此简化，把主体——人的位置给搞没了。把人对客体世界的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意识的位置给搞没了。

　　或许，赵教授他们很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主体论这个东西。因为从他们的思想源头上，就一直没有接触主体论这个东西。而后来《提纲》所述新唯物主义对他们唯物史观的补充，也仅具一个名词而已。但主体论又实在不好否定。它总归也是从马克思的《提纲》来的。所以，看赵老师过去的文章对主体论好像还是留有情面的。

　　马克思主体论的思想源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个时候，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费尔巴哈批判宗教，但也批判过去一切唯物主义只研究自然世界根本不关心人。所以，费尔巴哈是一个一切以人作为其哲学出发点的人本主义者。马克思当时就成了这样一个和费尔巴哈一样的人本主义者。

　　我们不要以为马克思的哲学在这一条上后来会有什么改变。在这一条上，马克思实际到死都没有改变。如果说在写作《费尔巴哈》时，马克思已经有了什么改变。那只是说，他已经从原先的人本主义时期“对唯物唯心的超越”(《1844手稿》时期)，最后完成了到新唯物主义的过渡。但这个新唯物主义，依然是以人作为其出发点的。马克思实际真的不太关心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反过来，当他关心自然世界的时候，一定是与自然界对人的关系才有关的。

　　当然，这里原来的以人为本，实际也已经变化了。因为新唯物主义的建立，因为不能再像费尔巴哈一样直观地抽象地看待人，而是要从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看待人，要从人改造世界要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这种关系性，即主体性上看待人。所以，现在的人，就已经是处在了主客体矛盾和联系中的主体的人，而不再是像费尔巴哈一样的直观的抽象的，或如一些唯心主义的朋友一样的抛开主客体联系的意识的看待人了。这样，马克思就已经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发展到了主体论的以主体的人为本。

　　所以，理解马克思有没有主体论，就一定要从他由一个青年黑格尔者，转变成一个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者，再由这个人本主义，转变到成一个从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及联系历史的看待人的坚定的主体论者，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主体论者。——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主体的活动、主体的实践活动、能动性的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主客体关系中，首先是人在改变环境，然后才是环境也改变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是人要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在个体的联合中，异化的表现形式不复存在。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主体论，恐怕是很难办到的。这个主体论关于自发时代的描述，甚至在恩格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竟有更经典的描述。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唯物史观，或试图以此来定性马克思本意唯物史观，恐怕就很大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释。这就像赵教授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为什么会有违他们的常识把“人创造环境”放在前边讲一个道理。马克思那实际是要突出人本身在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的意思。在马克思这里，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实际是把人看做具有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要改造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的人看待的。马克思的这个意思，在《提纲》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表达的更加明确。《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是继承了提纲的那个思想罢了。所以，马克思当然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但却并不会像赵教授那样尽可能的把人压低的要和环境平等，而是把人置于自然之上，自然只是人类发展需要改造的客体对象而已。

　　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也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体主体的自觉，转变到阶级主体的自觉，论述自发时代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规律，从个体联合的整体主体性实现后过去的很多东西的不复存在，和个人对社会全部生产力总和的支配占有，看待规律表现形式的变化。甚至，工业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都完全没有必然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发展到极端的地步”。

　　实践，这些主体论的观点，才是马克思历史观点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理解了这些，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实际不敢承认主体论的人对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解，实际很大程度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既然没有看到主体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意识，多也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的意识——主体要自觉改造客体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自由主体性意识。在他们看来，人都不是具有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能力的人。在存在或社会存在面前，人好像都应该是被动接受的。即使还可以有反作用，也仅是反作用而已，也不是具主体行为能力的主体，根据需要和实际条件的的主体的能动。而这正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提纲》中所要否定的，实际依然是不从主体和它的主体性出发的旧唯物主义的想法。

　　他们的错误在哪儿呢?

　　实际是，他们没有看到，是人站在他的生活需要(由主客体矛盾决定)和生活实践之间，是人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具体的主客条件在改造世界创造自己的未来。所以，相对客体世界，人在这里首先是主体的人。主客体的新老矛盾、业已存在的主客体条件——总之存在，所决定的人的意识，总是先已存在在那里的主体的意识——主体的自由主体性意识。主体据此的实践，也只能是一种主体行为——主体根据具体的主客体矛盾(需要)和条件，所进行的进一步解决主客体矛盾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活动。所以，主体，才是自觉能动的主体。

　　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方向上，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到赵教授所担心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去。因为根据主客体的实际矛盾和历史联系，准确的把握而不是扩大、或缩小主体所实际可以有的需求和解决需求的条件，这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管是大而言之，还是小而言之，其所要唯的那个“物”，都正是主客体的实际联系这个东西。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是从主客体的矛盾和实际联系的历史变化，把握人的历史发展的方法。

　　在这里，如果说，没有主体论观念的唯物史观者还有什么错误，就是他们不能正确的摆正人在世界与自己需求间的位置。既不能从主客体的矛盾和实际条件看待人的实践(如赵教授直接从实践出发)，也不能从具主体地位的自觉能动性的人的主体的角度看待人自己。当然也包括，不能主体的看待他们作为理论家的个人的自己。

　　所以，这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家,既然不把自己当做具主体思考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人，他们个人又怎么可能独立的思考和面对自己的客体理论世界呢!在他们那里，实际是只有他们所能看到的马列毛留下的那些写在纸本上的死“物”，才可以思考啊!至于他们自己，他们是不敢用自己的心去看或者思考的，因为那样就“唯心”了!实际，唯物唯心，和人的思想是否具有主观性有何关系!

　　不敢把自己看成具主体思考和行为能力独立面对自己客体理论世界的主体的人，唯上唯书，就是不敢或是想不到，要唯当前理论世界真实的主客体矛盾，是以往这些“唯物主义”理论家、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一个通病。

　　所以，这些理论家，也确实是够可怜的!他们甚至至今都不知道他们之所以错了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那么，他们错误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那个表述。实际是恩格斯对《序言》对之于唯物史观地位的拔高。

　　马克思在这个序言中回顾了自己方法论的历史形成过程。通过这个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和恩格斯认识之前，即1842至1945之间，马克思就已经得出了这个序言所要表述的历史观点的基本结论(恩格斯说在他们认识之前，马克思对此就有了清晰的文字表述。并惊呼这个发现对历史科学的意义)。到1945年春天两人合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更有了前述马克思在主体论历史观点方面的升华。当然，此时的恩格斯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马克思的新境界也可能并没有完全领会。所以，当他晚年发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会高度重视。

　　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个回顾中没有提《提纲》所代表的革命主体论思想，而是把它省略掉了呢?这不可能是因为它不重要，或是疏忽，而只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的要革命的内容，而是关于自发时代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内容。也就是说马克思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他不要主体论了，而是这个地方他只能说与本书研究方向相关的内容，即唯物史观与自发时代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里表述的唯物史观，仅是针对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因为与直接的革命没有关系，所以这里表述的主体论成分就弱些，而自发的成分就多些。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才补充道，要理解他的研究结论，特别要关注到《共产党宣言》。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的那个革命《宣言》，才是和《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论的革命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内涵相通的东西。

　　然而，马克思这个地方并不一定被恩格斯完全理解。马克思所达到的主体论思想的新的境界也不一定能被恩格斯所理解。所以，恩格斯才有在评论中把马克思的那个关于自发时代的唯物史观表述形式，上升到整个唯物史观的高度的情形。加上，《序言》是马克思少有的明确发表了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加上，《提纲》和《形态》的长期没有发表。这就从此造成人们对唯物史观基于自发时代表述形式长久以来的偏颇理解，和后来持续至今不断的的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使本来就缺乏主体论内涵的表述，进一步脱离主体论。

　　但，实际这个理解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理解。而仅是基于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一个理解。所以，要想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首先准确的理解发端于《44年手稿》时期的人本，经《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主体论。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仅可以做个参考。而后来的人，实际是完全的弄反了。他们实际是完全依据了本来就没有了多少主体论色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把《提纲》《形态》做了参考。当然，再加上公式化，这样做的时候，主体论自然就永远地给参考没了。

　　实际上，恩格斯晚年或许也是发现了问题的。所以他才会把《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的尽量主体论一些(当然还是关于自发时代的)。而在单行本同时附上代表马克思革命主体论的《提纲》。足见恩格斯对提纲思想的重视程度。有意无意也算是对已发生偏颇的一个弥补吧。

　　以上，就是当前流行的阉割了主体论的公式化唯物史观的历史渊源。就是这个东西很方便的在被修正主义者利用。

　　由此可见，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是存在两条路线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原典的这条，从源头上就错了。更何况他们无边无沿的简单化公式化!而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原典的这条，则尚需重建。

四、实践能是本体吗？为什么要搞出个本体呢？

　　赵教授接下来，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

　　但为什么要搞这么个本体呢?难道以前的那些简单化公式化还不够严重吗?它的副作用(不否认也有好的作用)难道大家真的看不到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要把活泼生动的历史解读，简单化抽象成公式，才可以更理论更正确吗?

　　好!即使可以搞出个本体，但把实践作为本体，也首先考察实践的范围问题。

　　在唯物史观中，相对用来解释上层建筑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的范围要宽泛的多。毛泽东同志说实践包括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实际是涵盖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即使在马克思那里，虽然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但如果反过来说，实践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要产生一些疑问的。所以，即使在马克思那里，用实践做人们社会生活代名词，也是需要特定语境的。从这点讲，即使需要公式化，但把实践做唯物史观解释上层建筑的本体，都不合适。

　　当然，赵教授也还是注意到了实践的范围过于宽泛这个问题的。所以，最后他把实践定性在劳动。他说的实践，实际即劳动;劳动就是他说的作为本体的那个实践。

　　合适不合适不说。但这立即就会产生把实践作为本体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劳动这个实践，到底是不是赵教授也已经意识到的那个“没有办法再追问下去的”比较靠根的范畴的问题。在赵教授看来，劳动这个范畴，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追问下去了，是已经靠根的了。

　　那我们看看赵教授自己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著名的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个地方，起码说明人们劳动、实践的前边是有原因的。并且在这段话所在的原著这个地方，马克思是多次重复性的提到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矛盾和需要、“第二个需要”，更多的需要，从而引申出扩大范围的实践。所以，既然劳动、实践是有原因的，那么历史对劳动和实践就有了第一个追问：人们为什么需要劳动和实践?

　　所以，这个地方既然劳动或实践还可以追问，那么劳动和实践就并不是赵教授所要寻找的作为唯物史观本体的那个不可以在追问的东西。

　　我们看到，在马恩说“人们首先要生存”、“生活”，或“人们的存在”的时候，映入人们眼帘的第一个情境，就是人们所身处其中的重重矛盾：自然矛盾、生活矛盾、社会矛盾。是这些矛盾，才展开了他们自然的、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生存斗争，即各种各样的实践(包括劳动)，展开唯物史观所需要解释的一切。但视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紧密联系的生活矛盾不顾，而是从已经是实践的劳动开始，首先人们之所以要劳动要实践的产生他们的那些根源，就没有了。以这种死板的机械化公式化的劳动或实践作为本体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恐怕也只能是一件别别扭扭畸形怪状的唯物史观。

　　再者，既然有了第一个追问，那么就注定了会有可以继续追问下去的内容。比如，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要自觉的组织自然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的。那么为了自觉地组织这个和谐，为什么就没有可能首先搞清楚实践(劳动)——实质是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方向呢?如果需要这样的话，实践解释社会，那何以解释实践?难道会是用实践来解释实践吗?

　　所以，把实践(劳动)作为本体，最起码没有注意到，唯物史观不仅要用这个实践说明过去社会的变化，总有一天也会用它来说明这个“实践”本身。如果按照马克思要的那种要“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把革命实践看做一切的那种实践，既然这个实践是人们唯一要干的，那这个实践的本身，它的未来发展，难道不正好值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首先要好好的加以说明吗?当然，人们会说马克思的那个实践，已经不同于赵教授这个仅仅是劳动的实践。但不可否认，马克思的那个实践，依然是以赵教授说的这个实践为基础的。不明白共产主义阶段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又怎么可能真正明白共产主义整个社会实践的原则和方向?

　　所以，这说明如果说实践是本体，如果实践本身还要为别的什么东西所说明，那么就一定会有比实践(劳动)这个本体更加本体的某种关系存在。或许，这就是人们生活矛盾的存在，换个术语叫：主客体矛盾——其基础是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存在。相对于主客体的矛盾，从而人的需求目标，实践实际已经是主客体矛盾的解决了。所以，我在别处说过，如果把实践看做历史的动因，倒不如说是主客体的矛盾是历史的动因，更刹底。

　　实际上，只有主客体的矛盾，才是再也没有办法追问下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是矛盾论者，不从矛盾论说明世界的运动，总是缺乏辩证法的。而试图打造一个死板机械毫无生机的劳动本体来说明历史，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形而上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