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碎片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却有了深深地记忆。虽然都是些片段,但几十年了也无法忘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和时间的推移,许多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不是越来越淡忘,反而是越来越深刻,我要把这些碎片真实的记录下来,用一家之言告诉后人什么是文革。如果无人记录,会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伟大的历史瞬间,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文革记忆㈠“三十亩黑地”和女教导主任
文革期间,各类“大批判”会是不少,但和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表演的完全不一样。
最初“参加”的几次批判会,我都不是批判会的正式成员,完全是一个孩子好奇式的围观。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批判会,就是在讲道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被批判者和批判者我大多都认识。
我围观的第一个批判会是批判我们小学的一个年轻副校长,他的老婆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长得不漂亮,但气度不凡,加上她威风凛凛的副校长老公,使我们都有点怕她。
批判会是在一间大教室里举行的,事先有告示,被批判的副校长和主持批判的校长都站在讲台上,老师们都在前面坐着,我们的班主任也在其中。而我们围观的小学生们都在后面站着。没有戴高帽、低头弯腰、高呼口号那一套,批判发言的老师们发言时就走上台站在副校长旁边,没有高门大嗓,都用平常的说话声调。体育老师维持秩序,要求我们围观的小学生们只许听而不许说话。
批判副校长的原因我至今记忆犹新。副校长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在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三十亩黑地》。坏就坏在这篇小说上了。
副校长家里在解放前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家里可能有几十亩地。其中有三十亩上等良田被一户大地主侵吞了。小说写得就是他家这三十亩地被侵吞的过程,和被侵吞前后他家两重天的生活景象。
老师们批判的,是副校长“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妄图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最严厉的话是“还乡团”。副校长与批判他是还乡团的老师还吵了起来,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不再用还乡团这个词,批判会才得以继续进行。
批判会以后,我们小学生们的最大感受是,班主任老师不再那么严厉了,看到副校长也不觉得他那么威风凛凛了,感觉他们都和蔼了许多。
我参与围观的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工厂俱乐部门前批判我们的女教导主任。我们是厂办小学,校园分别坐落在两个地方,一、二年级和工厂的“哺乳室”在一个院子里,我们都叫它“小学校”,而三至六年级则是一个专门的校园,我们都叫它“大学校”。由于被批判的女教导主任是我们“大学校”和“小学校”的总教导主任,在我的心目中她已经是很“高层”的大人物了,所以记忆深刻。
由于参加批判会的人太多,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而我们这些小孩都钻在了最前边,被要求席地而坐。批判会没有高音喇叭,也没有站在高台上抓头发、拧勃子之类的激烈动作。批判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女教导主任被涂抹成花脸,低头默默地站在台阶上面对观众,听着人们对她的批判和时不时呼喊的打倒她的口号。
当批判会结束、批判和围观的人们都散去后,我来到她的面前,很有礼貌的对她喊了一声“x主任好!”。她冲我笑了笑,就用手梳理起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自己回家去了。
几十年来,她的那个笑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那是一个苦笑还是对我礼貌的回笑,但我至今都认为那是一个自信、美丽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