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一南曾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文 | 关山远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每日电讯”(caodi_zhoukan)，首发于2017年8月4日，原标题为《“八一”，也应当是中国青年的节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与军史上，年轻人，一直是主角，崇军尚武，热血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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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中央苏区红12军六千男儿齐发悲声：他们的老军长伍中豪，牺牲了。
老军长，不是说伍中豪年纪大，而是在牺牲两个月前，伍中豪从红12军军长改任红20军军长、前敌委员。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5岁。
伍中豪与林彪并称为红军中的两只鹰。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将领，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与林彪同为黄埔四期。
他参加了秋收起义，转战各地，参与过诸多经典战例。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
他牺牲得很突然：病愈归队，只带了一个警卫排，途经安福县城时被靖卫团包围，寡不敌众，子弹打光，壮烈牺牲。他的牺牲，引爆了红军的雷霆之怒，安福靖卫团被全歼，杀害伍中豪的凶手，被押至坟前砍头祭奠。
在为伍中豪牺牲而失声痛哭的红12军官兵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叫寻维洲，时年18岁，任红12军34师100团团长。这年底，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遭遇惨败，前线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被全歼。寻维洲率团在围歼张辉瓒一役中，居功至伟，升任红12军第35师师长。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寻维洲战绩显赫，成了红军中一颗耀眼的将星。林彪出任红军军团长时，年仅25岁，但寻维洲在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
这颗将星，也过早陨落：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长征。留在中央苏区的最大一支红军部队，是红十军团，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寻维洲任该军团19师师长——他受当时“左倾”路线排挤，部队合编时，他从军团长被降为师长，忍辱负重，英勇作战。
当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皖南谭家桥大战国民党的补充第一旅，乌泥关制高点争夺战，决定此役胜败，寻维洲以师长身份率众冲锋，身负重伤。时任国民党补充第一旅旅长之职的王耀武后来回忆说：“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红军官兵冒死从炮火中抬下来的，就是寻维洲，他一生五次负伤，这一次是致命的。两天后，寻维洲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2岁。王耀武后来派人将安葬在茂林的寻维洲遗体挖掘出来拍照，发现他上身无衣——可见当年红十军团何等艰苦，装备奇缺，牺牲者的衣服，战友穿着，继续战斗。王耀武震惊之余，叹息于不能一睹寻淮洲的风采。
补充一下：寻维洲牺牲后，红十军团元气大伤，于1935年1月失败，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不屈就义。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突围成功，日后，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神”。
1948年9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合围济南，对手就是王耀武，粟裕亲自拟定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济南城破后，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境内被俘。
著名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写道：王耀武逃亡途中上厕所的时候，让副官把雪白的高级进口手纸递过去，就这么一个细节，被人看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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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统帅的军队，是年轻人用热血缔造与维护的。
1921年，堪称“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13人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出席者之一毛泽东当年的年龄，最年轻的只有19岁。遥想当年，他们何等热血沸腾，要以年轻人的心气，去改天换地。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曾这么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群热血青年共襄盛举：毛泽东32岁，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叶挺31岁，刘伯承35岁，罗荣桓25岁，粟裕20岁，林彪20岁，何长工27岁，叶剑英30岁，陈赓24岁，聂荣臻28岁，许光达19岁、卢德铭22岁、罗瑞卿21岁、谭政21岁，张太雷29岁，瞿秋白28岁……年纪稍大的，是朱德和谭平山，但也只有41岁。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遵义会议后，迎来了革命的大转折，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时，毛泽东度过他第41个生日才不到一个月。
大量年轻人担任了红军的高级职务：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28岁;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36岁;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30岁;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37岁;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28岁;邓萍，红3军团参谋长，27岁……而少共国际师师长肖华，这一年才19岁。
这一年，红军其他部队的将领也很年轻：红二方面军2军团军团长贺龙39岁，政委任弼时31岁;6军团军团长肖克和政委王震都是27岁。红四方面总指挥徐向前33岁，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政委陈昌浩28岁。红25军军长程子华30岁，政委吴焕先28岁……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时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的杨成武指挥部队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时，时年25岁;夜袭阳明堡的八路军团长陈锡联，时年22岁;设伏雁门关、身先士卒的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当时24岁。
在电影《太行山上》中，香港著名演员梁家辉饰演贺炳炎，他演活了独臂团长的霸气，但遗憾地未能形象展现独臂团长的年轻英姿，毕竟，电影上映这一年，梁家辉已经47岁了。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有很多年轻的传奇英雄，未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白乙化，本是中国大学的高材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留下“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的豪言，回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战，因爱穿白衣，被誉为“小白龙”。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1939年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年底，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1941年2月4日，他在指挥密云马营战斗中，被日军从烽火台射下的子弹击中，不幸牺牲，年仅30岁。
今天，白乙化战斗过的地方，仍流传着他的诸多传奇故事。白乙化有个绰号叫“白大胡子”。当时一提“白大胡子”，日伪都胆战心惊。白乙化牺牲后，人们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不久被前来扫荡的日军破坏。
后来，当地军民又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民族英雄”四个大字。为了避免再次被日军破坏，乡亲们用油布把碑包起来藏在地下。这块保存完好的碑，现存于首都博物馆。
包森，也牺牲在长城下，他是陕西人，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丧胆、威震关内外的主人公包真的原型。“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秋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力著称，威震冀东。史载：日伪军惧怕他，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就连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也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
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的抗日名将，牺牲时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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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的时候，总指挥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贺龙时年31岁，但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军阀”，他一直想摆脱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实现自己从小“为受苦人打天下”的梦想。他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这股改变中国的力量。
南昌起义前夕，正是共产党人遭遇大屠杀、白色恐怖弥漫之际，但贺龙认准了自己要选择的道路。起义前，贺龙在南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已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在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在意志薄弱者纷纷逃离的时候，贺龙做出了无悔一生的选择。有个细节是：起义队伍离开南昌时，贺龙将随身携带的较为奢侈的生活用品，诸如茶具、笔洗等心爱之物都赠予他人。这是他与过往军阀的旧生活决裂之标志。
纵览党史军史，总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从缔造之时开始，就对中国一代代年轻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王尔琢，出身小康之家，毕业于黄埔一期，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途中，战功累累，蒋介石很想拉拢他，以擢升军长之高官相许，诱惑他加入国民党。王尔琢坚决拒绝。
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面临瓦解溃散，南昌起义的火种，眼看就要熄灭。王尔琢坚决支持朱德、陈毅，将最后的火种保留了下来，他自己蓄须明志：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毛泽东曾指着王尔琢对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取笑道：“别看他长发长胡，可他还是个20刚出头的英俊小伙子呢。”
1928年8月28日，王尔琢为了追回被裹挟逃跑的两个连，不幸死于叛徒袁崇全枪下，年仅25岁。他牺牲的时候，仍然是长髯飘飘。在今天，王尔琢家乡湖南常德的一面石墙上，镌刻着一首纪念他的诗：
“一夜风云变，上海大屠杀。尔琢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发。新婚方五月，大义割柔肠。致书慈父母，泪落沾衣裳。为救工农苦，不能侍羹汤。南昌首义后，转战上井冈。指挥主力团，威震赣与湘。三战丧敌胆，活捉两只‘羊’。红旗闪耀处，须发自堂堂。崇义追叛徒，桂花落地黄。英年二十五，天地为悲伤。”
从小家境优渥，在大城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不离不弃，甚至与过去决裂，他们意志坚定不移，无惧生命危险，更不用说甘愿忍受艰苦的物质生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代又一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的共性。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感慨万千地写下这样的话：“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延安的宝塔山，极具象征意义，抗战时期，这座宝塔，就是灯塔。一份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他们很多人加入了抗大，随即又奔赴前线。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共同谱写英雄史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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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这段精辟文字，至今读起，仍让人心生激情与责任。
有两篇文章，对照着看，令人感慨：
一篇是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的俄罗斯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墓前的场景：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的异国风情，而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这位团长告诉我，那场景使他深受震动……我与那位团长讨论：3岁到5岁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会在烈士墓前流泪。关键是老师流泪了，他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进而又想：一个民族，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其未来之精神素养该是何等强大。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国家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们那些珍贵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丢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内核。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新婚的夫妇联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金一南写道：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精神衰落的民族会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个不能构成自己核心精神内核的民族会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另一篇，是现任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李桥铭将军在2014年建军节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青年要有崇军尚武的精神底蕴》：
“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国，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一种强悍的精神气质，即便是经济第一，富甲天下，这个民族也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当一部分青年人‘啃着老人’、穿着名牌，追逐着崇拜着外国的明星，嘲弄着自己的国家，嘲弄着自己的英雄。作为一种基本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爱国主义、崇尚英雄和荣誉受到批判和嘲弄，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中国要发展、要强大，要实现强国梦强军梦，青年人必须对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形成高度共识，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人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
当娱乐至死、娱乐至上成为年轻人的主流时，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青年人没有崇军尚武的精神底蕴时，任人宰割的历史必然会重演!”
李桥铭将军说：“八一”，不仅是军人的节日，也应当是中国青年的节日。
是的，“八一”，也应该是中国青年的节日，因为，如果没有91年前那群热血的中国青年，就不会有这个节日。
延伸阅读：
井冈山迎来毛泽东和朱德后，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
今天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者，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文 | 关山远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caodi_zhoukan)，原文首刊于2017年7月28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原标题为《欲知为何“撼解放军难”,请上井冈山》。
2018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回望历史，回溯原本，回到起点，总是有些感慨：91年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失败的两支队伍，汇聚于远离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冈山时，当时舆论包括起义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认为这不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落草为寇”，结局不外乎被剿灭、招安，或自生自灭，不过又一个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
但是，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反而从这里培养了比大山更难撼动的无敌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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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井冈山，道阻且长。
一开始，井冈山并非目的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6万名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人用枪声做出了回答，这一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打响。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先后失败，队伍被打散，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余部和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队伍是最先到达井冈山的，之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官兵们呼喊的一个口号就是：“坚决攻克长沙!”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偏好制定攻占大城市的计划，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成功的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先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再歼灭白军，把红旗插遍广袤的大地。这是苏联的经验，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津津乐道并坚持要中国共产党效仿的。
但是斗志昂扬的秋收起义军在进军长沙途中，就遭遇严重挫败：
第一团在修水起义，第一仗就惨败，当时混入起义部队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国民党军乘机反扑，结果一团撤退下来，2000人只剩下一半，团长钟文璋失踪;
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但由于部队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
第三团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旋即又占领东门市，但被敌人兵分两路包围，撤退后，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一部分人牺牲，更多人被打散，离开了队伍。
怎么办?三路行动均失利，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退却?如果退的话，向哪里退?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时任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断然决策：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丛书如是评价：“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因为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无疑会被扣上‘逃跑’的罪名。这更是一个创新的决策……无情的事实证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要成功，只有独辟蹊径。而从进攻城市到转向农村进军，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先觉悟到的，并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史载，就在秋收起义余部做出向湘南撤退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然而，当这一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已开拔南下了。假设这支队伍继续进攻长沙，只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好在，历史不容假设。
“上山”，并非毛泽东在遭遇失败后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进攻城市，有的说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毛泽东坚持：武装上山。
井冈山，就此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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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这一路危机四伏，抵达三湾时，起义队伍已不足千人，最惨痛的是，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
但毛泽东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当然，枪支不能带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队伍，还能坚持多久?严峻的现实是：逃跑已经公开化，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只要再有一场失利，还会有更多人逃亡。
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没有脱离旧军队的习气。人员鱼龙混杂，有意志坚定的战士，也有一身江湖气的兵痞，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黄埔学生，也有开始满腔热情但一失败就萌生退意的年轻农民，有的人知道为革命而战，有的人却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人心涣散，思想混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上了山，也照样无法避免覆亡的命运。
在历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湾改编”出现了：“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对于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到对调整军队和党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这么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产。到了近代，湘淮军阀延续了“兵为将有”的陋习，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选拔将领、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军”，培植专属于自己的势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国民党军队亦是如此，虽然兵多将广，却派系林立，将领拥兵自重，一个个小心思小算盘，战场上见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的汪精卫，令当时占据华北的张学良出兵抵抗，后者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张学良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年与汪精卫的对话，当时汪说，日本人给的压力太大，你的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舆论。张学良如是回复：“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怎么可能不垮台?
相比之下，显现了共产党重视政治工作的优势。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已经脱胎换骨了，“党指挥枪”，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诚如历史见证者罗荣桓后来的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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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历史，总是透过一些细节，扑面而来。
今天，在井冈山，人们喜欢穿着灰色红军服，重走“挑粮小道”。几十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扁担没有变，还是用井冈山盛产的毛竹制成。
在井冈山博物馆，有一件仿制品，“朱德的扁担”。当年的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生前回忆说：他花了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一根留着自己用，在朱德的那一根上，他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1928年12月间，为了保护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发起了一场挑粮运动，朱德已年过四旬，又是军长，战士们劝他不要挑粮，但他仍然亲自挑粮上山。战士们因此为朱德编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官兵平等，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也是“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中写道：“旧军队的官兵之间历史界限分明，秋收起义队伍，在官兵待遇、部队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国民党军队的规矩。官兵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四菜一汤，官兵差距不小。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
“三湾改编”，在连、营、团各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繁文缛节，不准打骂士兵，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热情，历史见证人宋任穷曾在井冈山时代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他回忆说：“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做斗争。”
当年，井冈山本来经济基础差，加上敌人封锁，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时任28团团长的粟裕回忆说，当时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胀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
今天，来井冈山的游客，总要品尝红米饭南瓜汤，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红军官兵每天都吃这个。人们更难想象的是，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军还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因为平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写道：“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官兵平等的同时，军民关系也得到重塑。众所周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井冈山，当时叫“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先有“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有“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渔网——当年，井冈山的百姓感慨红军真不一样，喜欢!于是用这张网，捞鱼慰劳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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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很奇妙，有的人风风火火出场，浓眉大眼亮相，却旋即没了戏份，甚至沦为丑角;有的人在历史帷幕拉开时，并不显眼，无人看重，却在接下来的时光，走进舞台中央，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
余洒度，黄埔军校第二期生，以口才、文才著称，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响当当的英雄人物，上井冈山后，对革命失去信心，悲观失望之下，选择逃脱部队，辗转来到上海，又选择了脱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他又选择了投敌，被委任为少将处长，为了满足奢侈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毒品，事情败露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枪决。
苏先骏，黄埔三期生，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上井冈山后，也是因为悲观失望，与余洒度一起脱逃部队，后来在岳阳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骏被处决。
史载，余洒度、苏先骏在脱逃途中，被哨兵挡住，毛泽东知道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井冈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这个问题，考验着根据地的每一个人。不少人以各种借口离开了根据地，大多是不辞而别，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革命回了家，还有的投靠敌人当了叛徒。还有人信念坚定，坚持了下来。所谓“大浪淘沙”，即是如此。
关键时刻，最见定力。金一南将军在《心胜》一书中写过朱德的故事：南昌起义，“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大家纷纷脱队，“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用坚定的信念，凝聚了队伍。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共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金一南写道：“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朱德带领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有了“朱毛会师”。金一南评价说：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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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一书写道：1927年10月22日清晨，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镇，突然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毛泽东与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迅速撤退，一路上只收容起三四十人。毛泽东率领这支小部队继续向井冈山转移——这是秋收起义队伍抵达井冈山开始创建根据地的最后一战。
这就叫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者，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井冈山因此是独一无二的井冈山，而不是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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