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杨郁卉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
定价：25.5元
作者简介：
杨郁卉，女，1979年2月生于天津，2001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201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今，在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每日新报》新闻出版部担任编辑、记者，从事新闻采写及编辑工作。
出版说明
在老寒离开世界一周年的时候，写给她的书终于出版了。2005年与老寒面对面聊天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斯人已去，手捧着迟到的这本传记小说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不管你是否熟悉寒春的名字，我相信每一个听过她故事的人都会被她触动，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愿意了解她，所以希望你能跟随我一同去认识这样一位传奇的世纪老人，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士。
2011年6月 杨郁卉
扉页文字
当我们听惯了“为自己奋斗”的口号，每天想着如何让腰包鼓起来的时候，不知还有多少人在思考何谓“崇高”，什么叫“人类解放”？在城市灯红酒绿的喧嚣中，我们的内心似乎再也找不到前辈们那份安宁与坚定，而在寒春身上所凝固的那种信念正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人能够读懂寒春，理解寒春，并从她那里汲取到宝贵的精神养分，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真正的解放。通过这本书，希望有人能记住寒春，并把她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作者
目录
一 在城际特快上（2005.7.6）
二 农场第一天（2005.6.25）
三 与寒春面对面（2005.6.26）
四 吃饭哲学（2005.6.27）
五 夜空下（2005.6.27）
六 爱情真相（2005.6.28）
七 红星照耀中国（2005.6.28）
八 美国梦和中国梦（2005.6.28）
九 到解放区去（2005.6.29）
十 阳早的故事（2005.6.29）
十一 停电夜谈（2005.6.29）
十二 延安印象（2005.6.30）
十三 直面人生选择（2005.6.30）
十四 两件小事（2005.7.1）
十五 农场的命运（2005.7.1）
十六 非用寻常的生日（2005.7.1）
十七 除麻体验（2005.7.2）
十八 杀人游戏（2005.7.2）
十九 反思（2005.7.3）
二十 母亲（2005.7.4）
二十一 生生不息的死亡（2005.7.5）
二十二 重新启程（2005.7.6）
后记
前言
老寒走了，写下这四个字心情沉重。2010年6月8日，在全世界球迷热盼南非世界杯开幕的时候，或许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位老人去世的消息，然而对于所有知道她名字的人来说，日历上的这个数字会因为寒春的离去变成灰色。
认识寒春是在2005年，那一年夏天我和三位同学一起来到牛场，在这里我们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度过了十分充实的半月时光。每天劳动之余我们都要来到寒春的住所，和她聊上一两个小时，大家一起谈经历，谈感悟，也谈时事，谈理想。寒春每次讲话不多，但在简单直率的表达中我们能感受她那份对信念的执着与笃定，并为她一生的传奇经历深深折服。
离开牛场后我们回到学校，开始思考如何将这段难忘的经历变成文字，让那些没有机会走近寒春的人通过我们的叙述认识寒春，能够和我一起分享从她那里得到的人生感悟。直到2006年，我在完成硕士学业后着手写作，由于考虑到是一部写给青年人的书，而且资料占有不充分，所以我放弃了为寒春写人物传记的计划，改为以记述我们牛场经历为主的青春文学，这就是您即将看到的《青春恋曲的红色交响——寒春和我们的故事》。
2007年夏天我们再次来到牛场，把完成的书稿讲给寒春听，她对书稿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订正。不久，寒春的长子阳和平回到中国，他从头至尾一口气读完了全部书稿，对书稿表示了肯定，并希望能尽快出版。得到认可之后我对书稿的信心增加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的事情却被搁置起来，迟迟没能实现出版。直到三年后的今天，我仍无法带着已出版的成书来为老寒送行，心中满是深深的愧疚。
此刻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世界不缺少天才，也不缺少理想，可是当我们听惯了“为自己奋斗”的口号，每天想着如何让腰包鼓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思考何谓“崇高”，什么叫“人类解放”。在城市灯红酒绿的喧嚣中，我们的内心似乎再也找不到前辈们的那份安宁与坚定，而在寒春身上所凝固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同时，我也相信会有一些人能够读懂寒春，理解寒春，并从她身上汲取到宝贵的精神养分，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真正的解放。通过这本书，我希望人们能记住寒春，把她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2010年6月15日 杨郁卉 写于天津
后记
小盟在农场的“十一日谈”讲完了，我们跨越时空的思想旅程也结束了，感谢你从第一页开始耐心地读到最后。当你将整本书合起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忘记小盟，忘记铭宇和孟飞，因为书中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只不过是青春恋曲中无数精彩乐章的一个小节，它充满着跃动与憧憬，朦胧与幻想，它是否真的发生过并不重要，如果在读的过程中它能给你带来一丝轻松，读过之后留下一个青春的影子，就足够了。
可是在这里我要恳请你记住一个名字，那就是寒春。书中所有关于寒春和阳早的记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在牛场，我们认识了寒春，了解到她所经历的时代，是她和阳早的故事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也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们奋斗终生，甘愿献出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段经历带给我很多改变，让我重新思考人生，重新认识社会，我因此成熟了很多。所以，希望在读过这本书之后，你能和我一样有所收获。
书中和我一起体验农场生活、分享难忘经历的几位好兄弟，他们是我身边最真诚的朋友，特别是我的三位学友兼兄长，他们不仅在故事里陪我完成了这一段旅程，也在现实里鼓励我支持我完成全书的写作，还要特别感谢我可爱的嫂子，感谢她在孕育新生命的过程中仍不辞辛苦帮我修改润色，在此由衷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感谢阳和平先生，书中的每一段文字他都认真阅读过，并对其中一些内容提出宝贵建议，鼓励我将书出版，同时还提供了大量寒春的珍贵照片，是他的信任和真诚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同时感谢出版社的支持和编辑同志，是他们的辛苦工作使本书最终得以和读者见面。
谨以此书纪念寒春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一周年。
杨郁卉
2011年2月
书摘：十九 反思（2005.7.3）
朝阳还在地平线周围徘徊，晨光已将大地照亮，我们五个早早起床，准时到达玉米地。
有了第一天的经验，我们今天除起麻来显得熟练很多，虽然还是赶不上工友们的速度，但已经不像昨天那样笨手笨脚了。从排得密密麻麻的玉米缝隙中间偷偷观察，只见工友们个个健步如飞，左右开弓挥刀斩麻的动作仿佛是两军阵前英勇作战的将士，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除完几趟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在地头的大树下休息，喝点水，聊聊天。正在这时，昨天早上遇到的那个说风凉话的男工人凑巧走过，一认出他，我心里的怨气不由得冒出头来。
可是，寒春告诉我们要“相信群众”，不能只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和不足，要先检查自己哪里做的不好，看自己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应该保持谦虚的心态，耐心听取别人提的意见。如果想让人信任自己，得首先相信对方，才能成为朋友。这样想着，心境变平和了许多，决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即便他今天再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也要虚心去听。
没想到他走过来主动和我们打了个招呼，说：“你们来啦！干得不错嘛！呵呵！”说着，向我们送过来一个爽朗的笑。
他的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句不无赞扬的话也把大家搞迷糊了。他说我们“干得不错”，是不是因为看这两天我们除麻很认真，从不偷懒，所以改变了看法？今天的情况跟昨天寒春给我们讲的通过实际行动慢慢感化牧民的故事有某种相似之处，真的就像寒春所说那样，你的一举一动人们看在眼里，信任需要建立在不断的交流和彼此的沟通中。
大鹏、刚哥和我三个人默契地互相对望，会心地笑了笑，谁也没说话，想必这时在我们脑子里同时都想到了寒春的话，昨天早上那一点点不愉快也随之化解了。
正在大家安静地坐着休息时，玉宁一脸严肃地从边上凑过来，认真地说：“昨天晚上你们说到‘文革’的问题，这个……”玉宁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他的表情这话好像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却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就像前天下午跟我们谈起他未来的公司时一样，“这个我也很好奇。怎么说呢？……我家受‘文革’影响很大，以前因为年纪小，大人们很少和我讲起过去的事。现在我长大了，他们才跟我零零星星地说起‘文革’时的事。”
听玉宁表情严肃地说起“文革”，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玩游戏时看到的他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还纳闷他在想什么。既然他们全家都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守家族的这段秘密，猜想一定是段难忘的非凡经历。我的好奇心被激起，很想知道他藏在心里的是怎样一个故事。
“你家的故事能说给我们听听吗？”我问道。
玉宁见我对他提起的话题很感兴趣，便答应了一声，慢慢讲起来：“我外公以前是搞学术的，家里条件很优越，但是后来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把他说成是‘牛鬼蛇神’，抄了家，又到农村劳动改造。几个孩子受到连累，在学校里常常被别的同学欺负，受了委屈之后回家偷偷掉眼泪。中学毕业之后我妈妈下乡到农村，在那儿当了老师。‘文革’结束后，我外公平反回到家，可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加上多年心情压抑，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外公说，他一直搞不明白，当时的情况怎么变得那么混乱？他一生所追随和崇敬的党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直到临终时，他还在想这个问题，并怀着深深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玉宁的声音很轻，透过他的近视眼镜，可以看到微微低垂的眼帘，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玉宁刚讲完，大鹏便抑制不住情绪，抢话道：“我昨天就说，‘文革’是个错误已是定论，在那个年代是非颠倒，一切都异常混乱，好人被冤枉，造反分子到处捣乱！”
“‘文革’当中确实有很多冤假错案，大批的学者、专家被定为‘右派’、‘走资派’，一些敢于直接指出社会问题和政策缺陷的进步人士也被当成了革命的对象，遭到批判和迫害。”刚哥说。
“像我外公这样有社会良知的学者，当时在文章中他只是说了几句实话，却招来飞来横祸。对于执着于追求真理，坚持自己科学立场，并视其为生命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是致命打击。后来我才理解为什么‘文革’中有很多人选择自杀，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不甘忍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而是由于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被当作反革命来看待，不能容忍与自己视同生命的事业相分离。”
“嗯。很多人成了牺牲品，其中当然有不少都是社会精英和文化领袖。像我昨天说的，‘文革’也许在其出发点上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就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变成一场失控的、盲目的、无序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群众运动。就像集市上聚集了无数人，在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大家毫无目的地乱撞，结果一定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踩死踩伤。混乱的原因在于没有合理的引导。”
“你说，是从哪个环节偏离的呢？”玉宁问。
“呃……”见玉宁追问，铭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说：“这个我也说不清，只是从理论上讲如此，具体的还得查查史料。”
“‘文革’其实不像现在人们想象那么混乱，工厂里工人都继续劳动，而且干劲很高！那时候抓的都是些头头们，我们照样干我们的，平时跟着开开大会，看看‘大字报’，厂里的生产任务都没耽误。”旁边一位年长的工友听我们谈起了“文革”，也凑过来说了一句。
再次听到有人说“文革”好，我有些惊讶，便追问起来：“老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文革’也有好的地方？”
“是呀！‘文革’那阵子虽然有不少乱的地方，可不管怎么着，咱们工人地位高，上边的头头儿都怕群众揭发，怕被写了‘大字报’。你看那时候有贪污腐败的吗？群众都监督他，他根本不敢！”
“我看电视里‘大字报’都是给人乱扣帽子、批斗整人的，难道还有好处？”
“就是监督！你要出了问题谁都能写张‘大字报’批你，有批错的，也有批对的。当厂长书记就要为老百姓办事，接受群众监督，连毛主席都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公仆，不是官老爷。”
“那时候大批的知青上山下乡，我听说好多人都是不情愿的，有人说自己的未来都被耽误了。”
“唉！城里的知识分子过惯了好日子，瞧不起乡下。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眼光看得远，知道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要不动员知青们上山下乡，农村怎么办？没有知识分子下乡支援，咱们农村和边疆建设谁给挑大梁干起来？只能是城里越来越好，农村越来越穷！”
“您说的是。现在咱们政府也在继续倡导大学生、研究生支援西部建设，支援农村教育呢！”
“嗯，这是正根儿！”老工人边说边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周围的工友们纷纷站起身，准备开始第二轮除麻。老工人朝我们笑笑，大家结束了关于“文革”的对话，起身跟大家一起下地去了。
满眼的绿色在不停跳跃，手中的镰刀上下翻飞，心里的思考则在继续翻腾，整个上午关于“文革”的问题都盘旋在我脑子里。“文革”中那些受到精神和肉体摧残的人，那些无缘无故背上某种罪名的人，他们在怎样的情况下遭遇了种种不幸？最初或许还有些合理性的运动如何演变成为一场无情的政治灾难？是毛主席的错吗？为什么这位老工人却说毛主席在这问题上是“眼光看得远”？
曾听一位经历过“文革”的前辈讲，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中整个社会的大混乱，对于他们那代人可以说是一场恶梦。当时，教学、生产几乎停滞，“走资派”“反革命”“特务”之类的帽子满天飞，单位里派系斗争异常激烈，但“革命”后来变成个人泄私愤的借口，使得亲人离散，朋友反目。在那期间，人人诚惶诚恐，生怕不小心成为下一个批斗对象……可是，今天老工人所说的情况和那位前辈大不相同，于是问题经过一番辗转又回到了昨天没有解决的地方——到底谁说的更可信？
带着一脑子疑惑，我和四个同伴下午又来到了寒春家。这位经历了“文革”全过程的历史见证者，一定会有很多特别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而作为一个参加了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外国人，对这场“文化革命”的看法想必也会有所不同。
“老寒，您在‘文革’的时候写过一张‘大字报’是吗？”这是孟飞昨天晚上提到的，也是我对寒春关于“文革”经历仅有的一点了解，所以话题由此开始。
“对。”寒春听到我问起这个，似乎觉得有些意外，稍想了一下说：“我和阳早，还有另外两个在北京的外国人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注释：寒春和阳早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大字报，题目是《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反响很大，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示。）
“您为什么要写‘大字报’？上面写了什么内容？”我非常好奇地问。
“就是反对特殊化。题目很长，现在记不清楚了，里面提出八项请求，要求取消特殊的优越生活待遇，参加到革命阶级斗争运动中去，接触工农，反对修正主义，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因为那时候对很多外国人都和其他人待遇不一样，叫我们住专家楼，不让和工人接触。我们不想这样，就一起写了‘大字报’。”寒春的表情很认真，嘴里冒出了好多现在很少能听到的词，但看她的样子并没有刻意的感觉，反而语气平和，显得非常自然。
寒春告诉我们，在1966年4月“文革”前夕，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安排，阳早、寒春从西安草滩农场一起被调到北京。安排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则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到了北京，他们被安排住在宾馆式的专家楼里，可是他们到了中国之后这么多年都是在农场基层做实际工作，既动手又动脑，平时跟普通职工一起摸爬滚打，所以感觉那里才是他们生活的天地。现在让他们整天坐在机关大楼里当外国文字专家，用握惯了搬子、钳子的手来拿笔杆，用看习惯了牛栏、奶房和黑白花奶牛的眼睛来看大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和肃穆整洁的办公楼，虽然在别人看来条件改善了，工作环境优越了，可是他们却感到非常别扭，甚至有些怅然若失。
“当时干吗把您和阳早调到北京？还给这么好的待遇。”大鹏插了一句。
寒春耸了耸肩膀，又撇撇嘴说：“不知道。……可是我们不愿意在城市，就是爱在农场，喜欢研究牛什么的。到了北京，我们还和以前的农场人通信，跟他们一起搞那个挤奶设备。”
寒春说，原本草滩农场正在组装管道挤奶装置，这是由阳早、寒春设计的，可是因为他俩中途被调离，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农场技术员都得写信向远在北京的他们请教。对农场建设一直放心不下的阳早和寒春当然非常乐意帮助农场做些工作，针对农场来信中的每个问题，他们都认真解答，还精心绘制了图样，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就用图画来表示，就这样两地之间的书信往来不下十几封。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管道挤奶设备终于在农场建成，并开始投产使用。这套设备在当时中国养牛机械化方面可称得上是最先进的。
“调到北京工作可能是出于对外国专家的保护吧，担心‘文革’发动起来之后这些专家们会受到影响。”刚哥猜测，我赞同地点了点头，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您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批斗么？”这时半天没有讲话的铭宇问了一句。
寒春说：“没有批斗，可是我们也不想搞特殊化，不劳动、不改造，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住在专家楼里，不能跟一般老百姓交往，这很不好。我们被排除在群众运动之外，三个孩子在学校里也得不到信任，其他同学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来看，事事防着，这让他们很自卑。”
“写完‘大字报’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吗？”我接着刚才的话题问。
“很快就变了。毛主席有批示，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单位里的群众运动，跟人们到处去看‘大字报’，很有意思。”寒春说。
有意思？“大字报”怎么变成了“有意思”的东西？这和早上老工人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至少都属于正面评价。如果“大字报”是好的，那么又是什么带来了后面的混乱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还没等我发问，玉宁说话了：“您参与到‘文革’的斗争中，是不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您知道的划了右派的人里面，有多少是错的？”
“我看文革是很有意思。被抓的有的是走资派，有的不是，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有想法，认为要走资本主义，也有的人没有，他就是和群众关系不好，被抓了去当‘走资派’。”寒春稍微沉吟了一下，接着说：“当时造反派的影响很坏，是他们给搞乱了。那个派系也不好，你看我和阳早一个天派，一个地派，可是我们思想完全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搞这个干什么？”
“您和阳早还分在不同的派？两派要斗吗？”
“是，所以说派系很没意思，大家都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个派，那一个派，互相斗。好多都是个人的不满，其实都是被利用了。”
“以前听长辈们说过，当时群众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让参加个什么队就参加，让去抓谁抄谁家就去，说抓了‘走资派’就是革命就是进步，其实根本都不明白什么叫‘走资派’。好多时候都是胡乱抓，跟谁有矛盾就抓谁。所以很多人是被错抓的。”
“嗯，对。乱抓不好……”
寒春的回答很简单，而我一边听大家讨论，一边试着把所有零散的信息连起来，在脑子里理出一个线索，也许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1966年6月，“文革”正式拉开序幕，群众在中央号召下被发动起来，纷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自下而上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但是，“文革”推进的速度太快，在群众还没搞清楚到底革命究竟要做什么的时候，“造反派”作为一个革命的榜样形象出现了， “造反”成了时髦的革命口号，进而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不管心里怎么想，嘴里口号喊得响就是真革命。在不同派系间的争斗中，有因为私人恩怨成为敌人的，也有为了挣一点好处另立山头的，普通群众在混乱中无所适从。发展到后来，很多地方的“造反”、“革命”仅仅剩下打击报复、抄家、批斗、游街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文化革命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改变，并且慢慢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理出线索，但新问题却跟着产生出来。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毛主席有没有预料到后来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昨天晚上刚哥和铭宇都认为“文革”最初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铭宇家邻居大伯的说法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但他话中“资本主义残余”、“复辟”之类的词在我这里仍然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寒春口中“很有意思”背后是否另有所指？与“文革”的初衷是否有什么联系？如果不是方向上的偏离，“文革”本该通向哪里？获得怎样的结果呢？……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还是禁不住做出种种猜测。
“那时候很好的，群众运动让大家都考虑国家大事，文件下来，我们都学习讨论。群众虽然好多都不识字，可是他们觉悟高，都讨论国家大事。就是被一些不好的人利用了。”
“既然群众觉悟高，怎么还会被利用？”我不解地问寒春。
“群众中容易被利用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觉悟高，可还是要改造，把思想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了。我也是一样，得不断改造我的主观毛病，我总是爱主观，他们都批评我。”寒春说完哈哈地笑起来。
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词听起来有些陌生，它和大家现在所说的“小资”是一回事吗？“小资”情调在我印象里总是和享受品位生活联系在一起，难道这就是寒春认为需要被改造的观念吗？我正在想着，寒春又开口说起来。
“你知道群众的力量大，还得帮助他解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能光看自己得了什么、能不能过好日子，眼前能不能过舒服一点，要是上面和下面的人都只想这些就会出问题，搞不了社会主义。眼睛得向前看，毛主席就是看的远，所以他要革命。”
寒春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说：“你看现在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那么多，都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要自己捞钱。可是总解决不了，因为是从上面去抓，底下的群众没办法，抓到一个处理一个，没被抓到的就有侥幸心理，就继续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发动群众，领导接受群众监督，那么多群众在下面看着他，有问题就写‘大字报’批，所以他不敢贪。你看那时候很少听见贪污什么的。”
寒春再一次说到群众运动的“好”，接下来她又讲了几个在工厂里群众监督领导的例子，在她看来，发动群众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同时进行着思想改造。但是，“文革”确实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群众运动后来演变成无法控制的混乱，而这些在寒春口中只是定位于“被利用了”。
从寒春家出来，我心情很复杂，其他人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寒春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在她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讲“文革很有意思”的说法，这和以前听到的大不相同。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但是面对用不同眼光反观历史而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该如何评判？是其中某一种说法不符合实际，还是两个都有偏颇之处？毕竟讲述者处境遭遇不同，他们的立场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虽然无一不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但他们反映的仅仅是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因此不足以作为评判整个时代的标尺。
寒春，作为一位外国专家，她在中国享受着特别的优待，虽然写了“大字报”之后参与到当时的各种运动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仍属于被保护和隔离的群体，因此她只感受到了“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激情和“有意思”的地方，没有接触到十分混乱和极具破坏性的一面。
持相反观点的，那些“文革”中受到无辜迫害的人，长期的悲惨生活让他们无法从深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他们头脑中留下的是一个对好人进行无情摧残的不可原谅的“文革”，至于它有什么合理之处的想法，是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思考范围里出现的。
看来“文革”还真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寒春给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但是，在我脑海里盘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解答——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它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疑惑与好奇的情绪占据了我的思想，直到晚上还是挥之不去。吃过晚饭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赶忙打开笔记本，登录QQ，希望那位总是让我思维豁然开朗的孟飞学长能够帮助我找到答案。
18:46:09 孟飞 毛泽东要发动“文革”，最初的动因应该从中苏关系破裂讲起。
一谈到“文革”的话题，孟飞马上收起玩笑的口吻，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给我慢慢从头讲来。
18:46:46 孟飞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并把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争端，接着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从实施援助的各行各业撤走了大批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对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之后两国关系也破裂了。
18:47:15 小盟 嗯，苏联专家撤走的事情以前听说过，据说是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后来突然翻脸。可是即便吵架也要有个原因吧，何况两个偌大的国家之间，因为什么翻了脸呢？
18:48:12 孟飞 是啊，这也是当时所有人的疑惑——本来融洽的苏中关系为什么一下子变了？后来经过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认为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已经变了质，他们不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原则的政党，当时的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苏联正在走一条与中国不同的“修正主义”道路，所以才对我们干出背信弃义的事情。
18:48:25 小盟 什么叫“修正主义”？
18:48:58 孟飞 Revisionism。
18:49:02 小盟 是修订的意思。
18:49:15 孟飞 呵呵，这词儿现在很少用，难怪你不明白，不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可算得上“人气”最旺的词儿呢！
18:49:34 孟飞 马克思去世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些人觉得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需要调整和修正。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不过他这种调整，从总体上是要背离马克思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凡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被叫做修正主义。在毛主席看来，苏联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也在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领导下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苏联解体你知道吗？
18:51:24 小盟 知道。
不知道为何，孟飞只要谈起他感兴趣的话题，打字速度就变得飞快。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有着严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家伙。不过，貌似这位学长讲道理时候的神态确实有些别样的吸引力。于是，我安静地继续听下去。
18:51:53 孟飞 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和修正主义思潮有关。不过那都是后话了，六七十年代的苏共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那“牢不可破的联盟”不到三十年就解体了。
18:52:19 孟飞 但是同时期的毛泽东却已经意识到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不想看到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被搞垮，才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他晚年有过这样一段话：“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8:52:45 孟飞 出于对理想的信念，他老人家对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行非常厌恶，你知道赫鲁晓夫一个著名的说法吗？共产主义就是每个家庭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
18:53:10 小盟 听说过，要是这样，我们早就实现共产主义了！更别提还有手机、电脑、MP3之类的现代化设备！
18:53:22 孟飞 按照他的标准我们都直接进天堂了！
似乎孟飞这一瞬间将自己看成了毛泽东，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
18:53:49 孟飞 毛泽东为此还填过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专门讽刺赫鲁晓夫，“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18:54:01 小盟 哈哈，毛主席还写过这么恶搞的诗？
18:54:38 孟飞 用“不须放屁”来填词，词史上可谓仅见，这在毛词里面也是不太好看的一首，不过从这一句确实可以看出他对赫鲁晓夫的极端反感。
18:54:50 小盟 是啊，用这样的词埋汰人，看来已经反感到一定程度了。
18:55:13 孟飞 既然感到了危机，就需要有所应对，而用一场新的革命根除人们思想中的旧思想残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抗拒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8:55:32 小盟 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更多是社会混乱啊？
18:55:50 孟飞 别急，你听我慢慢讲。
18:57:09 孟飞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变质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苏联是怎么变的，思考中国如何防止类似情况出现。他注意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干部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干部职位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干部。
18:57:42 孟飞 他还看到，当时中国有些干部也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一些干部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化，比阔气，看不起工人、农民，对他们瞎指挥一气，甚至打骂群众。
18:58:35 孟飞 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这种危险倾向的主要原因。
18:59:16 孟飞 在发出了让干部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号召之后，1962年，很多地方却开始通过物质刺激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
提到物质刺激，我忽然想起寒春讲的故事，那时候在她和阳早所在的农场开始实行了计件工资制。不过在他们那里，计件工资并没有带来高效率，相反却使得生产受到了负面影响。计件工资是不是也属于这个范围呢？我问孟飞。
18:59:28 孟飞 对，实行计件工资是物质刺激政策的一项具体措施。
19:00:47 孟飞 毛泽东担心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五保户会不会没有人管？会不会出现新的贫富分化？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从那时起，他内心就认定了这就是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
19:02:02 孟飞 到了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又有了变化，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他们在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
19:02:42 孟飞 毛泽东认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让领导权重新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其他方法都不管用。
19:03:06 孟飞 通过群众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群众运动中干部受到监督，从而堵塞社会主义中国滑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记得寒春也说过，毛泽东从来都是相信群众，中国的革命也向来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看来文化革命仍然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保证了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群众运动这一次却遭到了失败。其中出了什么问题呢？我问。
19:04:31 孟飞 中国革命向来是全党领导的，可这场文化的革命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虽然被发动起来了，但形势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群众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04:53 小盟 毛主席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解释清楚或是寻找稳妥些的解决途径呢？
19:05:49 孟飞 这个可能和毛主席当时的特殊处境有关，没有条件再像抗战时期那样去做细致的思想宣传工作。已到迟暮之年的他非常孤独，觉得自己眼看着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找一个路子避免它发生。
19:06:10 小盟 当时他老人家内心一定十分痛苦！
19:06:27 孟飞 他希望通过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改造人们的思想，用群众运动摧毁现有的一切，然后再闯一条新路出来。
19:06:59 孟飞 但实际的形势发展与他的判断存在很大差距，而且群众的力量是可畏的，它可以摧毁一切，甚至群众自身。当时中央呼吁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往往造反派的矛头不是指向当权派，而是指向了对立群众。看来群众运动历来都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成功。
说到对群众的领导，想起昨天铭宇关于“失控的运动”和“一场灾难”的说法，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所看到的情况。这场运动最终没能沿着所希望的方向进行，而是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所以“文革”成了晚年毛泽东最富争议的地方。
19:08:55 孟飞 应该说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是国际共运中唯一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有可能胜利，并对反和平演变战略做出了探索的人。当然，探索是探索了，可遗憾的是那场运动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起到积极的除旧布新作用，失控的群体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也许就像那句话说的：一个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纯粹的坏人，历史也从来不是可以简单用对或错来评判的。那段特殊的历史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也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财富，而对于毛主席，我们无法不为他超乎常人的前瞻视野和惊人胆识所折服。想到此，心中很是感慨，于是在QQ上敲了一句话。
19:09:20 小盟 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位时代伟人，我很难抑制住心底的激动，由衷地钦佩和崇敬他。
刚刚写完，看到对话框里很快跳出三个字。
19:09:23 孟飞 我也是。
附录：寒春人物年鉴
寒春原名琼·辛顿（Joan Hinton），1921年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她的母亲卡梅丽达·辛顿（Carmelita Hinton），是美国知名的教育家。
1923年举家迁往波士顿。
1939至1942年就读于波士顿学院。
1942年秋考入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学位。
1944年间，寒春随同学校物理学研究生来到以研制原子弹为目的的“Y基地”，参加由意大利核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领导的试验小组，从事有关核裂变方面的科学试验。
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研制成功。美军分别在广岛、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造成15万左右平民死亡，这一举动给寒春以强大的思想冲击。
1945年春，寒春的哥哥韩丁以美国战情新闻办工作人员身份来到中国，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毛泽东。
1946年2月，后来成为寒春丈夫的阳早以联合国救济署畜牧专家的身份来到中国，是年7月放弃该身份前往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11月9日，阳早被分配到光华农场。
1946年秋，寒春考入芝加哥大学，在费米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此时的杨振宁和寒春同样是费米教授的博士生。
1948年2月，寒春来到中国上海，后经宋庆龄安排到中国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
1949年4月，寒春在延安与阳早相聚并结为夫妇，并一起回到瓦窑堡农具厂参加革命工作。结婚时，西北农大教授康迪把她的名子改为“寒春”。
1953年，阳早任西安市奶牛场担任副场长，寒春任技术员。
1955年，寒春任西安草滩农场畜牧场技术员，夫妇两人均从事奶牛品质改良及农机具革新工作。
1966年4月，阳早、寒春被调到北京工作。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
1971年秋天，阳早、寒春陪着从美国来的韩丁、韩丁的母亲——81岁高龄的卡梅丽达·辛顿夫人以及十几个美国青年组成的参观访问团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考察。
1972年2月，经寒春、阳早的多次要求，二人被调往北京市南郊的红星公社。
1977年，寒春应美中友好协会和加中友好协会的邀情，先后到美国的54个城市和加拿大的3个城市，举行了198次演讲会和座谈会，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就。
1979年10月，阳早和寒春被中国国务院聘请为农业机械部顾问，兼任中国农机院畜禽机械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11月，阳早、寒春组织北京、西安奶牛场的12名干部、工人、科技人员赴美国考察，学习奶牛饲养机械化技术。
1982年3月，阳早、寒春负责的《牛奶管道的自动洗涤与消毒》项目，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2年10月12日，国务院机械工业部周建南部长签发聘书，聘任阳早、寒春为机械部顾问。
1982年底，阳早、寒春正式被调到北京昌平县沙河镇小王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试验站工作。他们在这里要白手起家创建一个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现代机械化奶牛场。
1987年6月10日，阳早、寒春主要负责的《奶牛场成套设备研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通过国家机械委鉴定。
1987年9月7日，国务院万里副总理接见阳早、寒春，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代表中国政府为阳早、寒春颁发了“国际合作奖”。
1988年12月，阳早、寒春主持的《奶牛成套设备研究、牛场设计与中间试验》项目被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8年，鉴于阳早、寒春在奶牛胚胎移植推广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聘请他们为该所的顾问。
1993年1月18日，鉴于寒春负责的牛奶冷冻奶罐的研发项目，达到了美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在上海华冠机械厂等工厂批量生产，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份额。上海市市长黄菊授予寒春“白玉兰荣誉奖”。
1993年12月5日，机械部何光远部长签发聘书，聘任阳早，寒春为机械部顾问。
2003年1月，中国农机院授予阳早、寒春“个人贡献奖（金牛奖）”。
2003年12月，寒春的丈夫阳早在京病故，享年85岁。
2006年，在中国农机院成立50年之际，寒春荣获“特殊功勋奖”。
2009年，阳早和寒春夫妇入选CCTV感动中国组委会推出的2009感动中国候选人物。
2010年6月8日凌晨，寒春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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